随着各地党政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基本完成，一批60后官员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实，10年前我们曾热议过50后的上位，10年后我们可能又会看到70后的崛起……伴随着历次换届，“年轻化”似乎已成为我国官场的周期性举措。对比西方国家，我国领导干部培养选拔方式确实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既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同时也折射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的经验就很难形成普遍性的规律，更难以形成可持续性的制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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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公务员培养选拔方式和公务员素质能力要求
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实际上存在着两支不同的队伍：一类是政治家（亦称为政务官），另一类是职业公务员（亦称为事务官）。两者在选拔方式和素质能力要求方面是截然不同的。
政治家通常走政治选举或政治任命的渠道，一般由多党竞争选举出主要领导，其他人员则由主要领导提名任命共同组成执政的领导班子。政务官实行任期制，任期年限和连任届数有着严格的法学限制。由于政务官不是由政府内部产生，因此他们以前从事什么工作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只要他（她）被所在党派认可，符合法定的任职年龄（通常只有最低年龄限制），就可以参加竞选或者被提名。政务官卸任以后，政府也不负责安排工作，但由于他们在任期间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因此在著名智库、大公司、高校等机构谋份体面工作一般不成问题。从政治家的素质能力要求来看，由于他们主要通过政治选举产生，因此要具备一定的社会作用力、领导力和号召力，在政策主张、社会威望、个人品行和魅力等方面必须能赢得选民的拥戴和信任。他们不一定非得是政府管理的行家里手，而且西方国家往往刻意回避技术官僚出身的政治家，因为在他们的理念中，政治家如果来自职业公务员队伍，可能会更多考虑公务员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公共利益。
职业公务员通常实行职业阶梯式的发展通道，即侧重于政府官僚体制内逐级晋升，西语论文，其职位等级在公务员法学中有严格的规定。比如，美国联邦政府的职业公务员就有18个等级（其中16至18级为高级公务员序列，但仍属于职业公务员），其职位晋升主要依据个人的学历、资历和工作业绩等，通常按部就班，一步一个台阶。当然学历不同，职位等级的起点也不同：学历越高，职位等级起点就越高。职业公务员实行常任制，一直干到法定退休年龄为止，退休后按照规定可以拿到一笔丰厚的养老金。在职业公务员的素质能力方面，通常需要经过严格的政府管理方面的专业训练，熟悉和精通政府各项业务，一般不实行大范围、大跨度的交流轮岗，而更关注在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属于典型的技术官僚。
当然，在上世纪西方国家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核心的行政改革中，这种严格的“两官分途”受到一定冲击，尤其在政治家和职业公务员的交界点，即高级公务员身上体现了政治和行政的双重性，但这种“政治是政治，行政是行政”的西方传统政治体制架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我国领导干部培养选拔方式和素质能力要求的特殊性
1993年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之初，我们就回避了西方国家普遍实施的“两官分途”的做法，即公务员队伍没有政治家和职业公务员之分。事实上，我国所有公共组织的管理人员，包括领导和非领导人员，其职业发展通道在纵向上都是通过公共部门体制内逐级晋升的，是一种阶梯式的晋升方式。这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规定得很明确。按照相关规定，晋升到上一级领导职务，除具备下一级领导职务的规定任职年限外，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岗位轮换、基层挂职、培训等经历。而在横向上，我国各类公共组织的领导职位也是打通的，官员相互之间可以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地进行大幅度、大范围的交流、转任或者晋升。例如，中央机关的处长，在西方国家属于职业公务员，是绝不可以到地方做县长的，因为县长是政务官，根本不属于一个职业通道。但在中国，两者之间完全可以相互转换。
正因为如此，我国对公务员素质能力的要求更加全面和多元，要求公务员必须同时具备政治家和职业公务员的素质能力，既要有政治家的视野、胸怀、魄力和政策主张，同时也要有职业公务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实际上，近年来我们在干部培养方式上开展多元化、经常性的能力培训，实行大范围的交流轮岗，注重基层工作经历，对公务员这方面的素质能力提升起到很大影响，这也是近年来我们在与国外同行交流中，他们普遍认同我们的一面。特别是在当今国际国内环境剧烈变化、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各类突发性事件日益频发的时代，公务员素质能力的综合性和多元化也非常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而在干部年轻化方面，我们通过强制性的年龄规定，使领导班子年龄结构更加合理，领导班子更加充满活力。
我国领导干部培养选拔方式如何超越
上述经验表明，我国正在积极探究符合中国特色的领导干部培养选拔方式，这些方式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这些经验并不能保证不会制造出新的问题。与形成科学有效的领导干部培养选拔机制的要求相比，目前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问题。
一是，公务员横向分类制度的模糊化，尤其是政治家和职业公务员不分，势必造成不同类型岗位上的公务员将“官阶晋升”作为唯一的职业发展通道。由于不实行“两官分途”，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当公务员就是从政，就是做官”的误区，而且不同行业、部门、地域之间的公务员频繁交流，造成公务员不是按照自身岗位特点设计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而是按照“官阶晋升”的思路进行设计。一个人自打进入公务员队伍那天起，就把做官作为自己的目标。官阶高低不仅决定着物质待遇高低，而且更代表着个人进步程度和事业成功。因此，官员们不停地想着要官、跑官，都想爬到官僚金字塔的顶端，既很累又很无奈，因为能爬到顶端毕竟是极少数人。近年来社会热议的干部晋升“天花板现象”充分说明这一问题。公务员分类制度存在的这种缺陷，必然迫使公务员走上漫漫“求官之路”，也进一步带动了全社会“官本位”文化和心浮气躁之风的滋生和蔓延。
二是，公务员纵向分层制度的集权化，大大压缩了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发展空间，其事业心和进取心受到极大的挫伤。西方国家由于普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治，所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员不属于同一管辖，因此在职业发展通道、职务级别、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也不执行统一的规定。而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全国一盘棋，越是上一级政府占据的职位资源就越多，职务晋升机会就越大；反之，越是基层，职位资源就越少，职务晋升机会就越小。这不仅不公平，西语论文题目，而且也极大地挫伤了基层干部和公务员的积极性，也难以吸引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真心实意地扎根基层。近年来，虽然我们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大学生到西部、下基层，但真正想“扎根”西部和基层的恐怕并不多见，更多地是抱着“镀金”和“混经历”的心态，最终还是希望往上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