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总是带有强烈的民族性的。正是各个民族的文化异同构成了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因此，我们东方人到西方国家去，总会感到那无处不在的颇为有趣的东西方的文化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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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讲礼貌。在公共场合，你只要不经意地看了谁一眼，那人一定会微笑着向你“Hi！”一声，使 我这个习惯“打望”的重庆人很不好意思。“对不起”是挂在每个人嘴上的口头禅，有时明明是我对不起人家，比如，在商店的通道上挡了路，可是别人还是向你道一声“对不起”。公共场所里没有人吵架，更没有人挥拳相向，在车上也不见有人大声喧哗，或者吃东西之类，这些我们见惯不惊的现象是被看作不文明、没教养的表现的。在马路上，如果走路闯了红灯，那么，街上的所有车辆一定停下来，让你先走，绝不会出现司机探头出来骂你“找死！”的场面。但是，在这客客气气、文文明明的背后，人和人之间却保持着警觉的距离。在西方，“隐私”这个词的内涵与外延，似乎比在东方宽泛得多。排队购票什么的，不能靠得太紧，人与人得保持距离。有一位刚到美国的华人说起过他的经历。到银行取款，他排在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后面。老太太离开时，非常愤怒地扔给他一个不屑的眼光。他感到很不解：我又没有得罪她呀。后来向久居美国的朋友求教。朋友说，你是不是站得离老太太很近?此公才恍然大悟。在闹得满城风雨的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绯闻中，最被人看不起的似乎是那个偷录莱妹电话的琳达。在奥斯卡的颁奖晚会上，主持人也不忘拿琳达开涮：“今晚，我们这个晚会吸引了所有观众，只有琳达没有收看，她在忙着录音呢。”这种人际距离，实际上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人写信封的顺序就与东方人刚好相反：先写个人姓名，次写小地名，再写大地名，先个人后群体。再亲的人上餐厅，一般都是“AA”制――“亲兄弟，明算帐”，各付各的餐费，亲情在金钱面前溃退了。
西方人似乎头脑简单，在生活中缺乏中国人的小聪明，小手段，小技巧。因此，用中国人的眼睛看，西方人都有点“傻儿师长”的味道。今年夏季去美国。一次，和华人朋友到咖啡店。从价目表上看，同样品种的咖啡分大杯、中杯和小杯，西语专业论文，价格不同，这当然是合理的。但是，价目表后附的《说明》就怪怪的了：“凡不够的，欢迎自由免费添加。”我们当然不会多掏美元去要中杯甚至大杯，“除非是傻儿”。但是，再看看老美，要大杯的，要中杯的，并不乏人，怡然自得，毫无吃亏的感觉。又一次，搭乘地铁从马里南州回华盛顿。出站时打卡，一位十来岁的金发男孩排在我前面。大概他的卡上的票款已经用完了，卡塞进打卡机后，通道的门并不开，一时不知所措的他站在我前边发愣。我就绕过他，塞进我的卡。谁知，当通道门为我打开时，小孩竟然就快步跑过去了。我想，这孩子倒挺鬼的。出站时回头望了一望，结果出人意料：那已经顺利出站的小孩正回过身去主动找站上的工作人员补票呢。还有一次，打的，到目的地后，表上显示：13元。我手里没有零钱，按中国习惯，拿出100元的钞票，又找到3元硬币，付给司机103元：“请找给我90元。”司机是位黑人，一下子呆了。走出车门，站在外面，望着天，想了一会儿，进车对我说：“对不起，还是请给我13元。”好像面临着中国乘客设下的什么复杂的陷阱一样，令我大跌眼镜。美国商店的营销策略是老在标榜降价，店堂里挂满红色的降价标牌。往往是两次减价：先减百分之几，再减百分之几，再减百分之几。第二次减价当然是以第一次减价后的价格作底数的。可是，我遇到这样的售货员，在算帐时竟然对全价两次削减。一件100元的风衣，降为百分之三十，再降百分之三十，顾客就只需付40元了。而正确算法是，第二次降价应为70元为底数，百分之三十即21元，顾客应付49元。提醒售货小姐，她那不太高兴的神情表露了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中国人怎么这么麻烦呀。”
在美国，有“身份感”的人绝对不讨人喜欢。清洁工和大富豪，学生和老师，职员和高官，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一切行为以法规而不以身份来判是非。这和东方国家大相径庭。九十年代中期，西语论文题目，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去大名鼎鼎的列宁图书馆办阅览证。我出示了莫斯科大学访问教授的工作证，说：“我是一位中国作家，需要经常到此查阅有关资料。”接待我的工作人员是一位俄罗斯老太太。她看了工作证后，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不只是作家，还是教授呢。我们会给您提供各种方便的。”教授阅览室的条件就不摆了，窗明几净，四周都是摆满常用工具书的书柜。我有自己的书桌，桌上有小书架。用脚一踩，桌上的台灯就亮了。每次没有用完的资料，有工作人员收藏，再去时又给你。在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身份”更集中在“官位”上，“教授”、“作家”之类算不得什么。80年代，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与一位年龄比我长的诗人同住一室。来看他的朋友多，有的不认识我。于是，他总是向朋友介绍：“这是吕所长。”接连如此介绍了几次后，我难以忍受了。我说：“老兄，别这样介绍，我无非是个区区新诗探讨所的，又不是手掌大权的派出所长或者税务所长。你就介绍姓名得了，实在不行，就说他是吕进教授，如何?”诗人哈哈大笑：“不行，不行，教授算什么呀。你这个虽然年龄一大把，但是还不太懂事。”在西方，可就不这么讲“身份”了。前年，我到华盛顿开会，随身带上一大盒名片，还有些担心：“这是国际会议，一盒够吗?”我是这个会议上唯一的中国大陆来的代表，自然事事谨慎，在会场上留心观察，发现送名片的全是亚洲人，有的还是见人就送。而欧美人呢，都不见有什么动作。私下问一位老美学者，他说：“我们这里的学术界不兴这个，也许商界会用名片吧。”那个会议的出席者主要来自欧美，所以我带的名片除了回送亚洲朋友以外，回国时还有大半盒，带来带去，真冤！我想起，国内有的名片密密麻麻地印了一大堆头衔，无非是“理事”、“委员”、“顾问”之类，但就是闹不清名片主人究竟是干什么的。这里的差别就是对“身份”的观念的不同。前年我在美国俄勒冈大学讲学时，积累了经验：不能我一人把时间用完，一定要给学生说话的机会。只要我一宣布“提问开始”，满教室一定都是举起的手，人人都不放弃表现自己的机会。而国内的探讨生在导师面前往往有如老鼠遇到猫一样。我带的一位生，到武汉大学去考生。武大的博导对我说：“你这个生口才真好，面试时几位主考教授都很欣赏。”我表示怀疑：“没有吧，这个学生三年当中可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流畅地说过一段话。”武大的朋友笑了：“探讨生在导师跟前怎么说得流畅呀！”懂得西方这种不讲身份的“身份”观，当得知现任的华盛顿市长和最普通的市民一起住在一幢公寓楼的时候，当听到西方家庭里儿女直呼父母亲的名字的时候，就不会见怪了。
马尔库塞批判单向度思维，倡导“解放想象力”，我以为有道理。近年有的学者在中西之分、人我之别上提出“第三”的概念，我也以为有道理。东西方文化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我们是东方人，“全盘西化”有如叫西方人“全盘东化”，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行不通。但是我们不但要珍惜东方传统文化的精髓，也要善于转换、吸纳西方文化的长处，来建设中国的现代文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