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古中西高等教育[西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西语论文 责任编辑:姗姗老师更新时间:201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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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811(2017)03-00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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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中古时代的中央官学和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同属于高等教育,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以太学、国子监和书院为主的中古中国官学和欧洲中世纪大学在形成原因和发展特点方面各有特色,本文试图略论中古时代中西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面貌,西语专业论文,以求为中西方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形成发展的不同作一个简单的比较。
  关键词:中央官学 中世纪大学 中西高等教育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而言,世界史被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上古、中古、近现代,上古是指古代社会的奴隶时代,中古是古代社会发展的封建时代,近现代是资本主义发展至今的时代。中古世纪的世界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创造的文明成果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为一个更高的社会制度创造了条件,也深深作用了近代乃至今天的社会生活。近代社会以前的古代世界,交通闭塞,信息不便,中西方社会联系不多,相互之间比较封闭,中西方各自在一条平行线上独立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
  中古时期的高等教育,在其形成原因和发展特点上,中西方不可同日而语,本文拟以中西方中古世纪的高等教育为角度,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中央官办高等教育与西方中世纪产生的大学为中心在其形成原因和发展特点方面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一、从源起看中西高等教育的发展
  高等教育泛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探讨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便进入了中古封建时代,比西方早近700年,高等教育的发源也比西方来得早,最早的学校大约出现在夏代后期,据古籍记载,夏商时期不仅出现了学校,还有了小学和名为上庠、东序、右学的大学之分,[1]当然此之大学非今日之大学或中世纪大学,它只能算是一种高等教育。类似于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春秋战国时期有鲁国的稗下学官,汉代有中央太学,隋唐中央开设国子监,宋明清以后出现高等书院,中国中古时期的中央官学主要有太学、国子监和书院,下面就其形成原因做一简要概括。
  中国古代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时代,封建统治者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极其严峻,封建社会产出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成了封建政治的附庸。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禁私学,以吏为师,到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明清的文字狱,统治者对社会的思想控制可见一斑。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便是在统治者高度的思想控制下产生的,影响莫过于迎合封建政统的需要,为巩固集权统治培养封建官吏人才,以此奴役人民。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是统治者主观建成的,是皇权的一部分,这个准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鲜有改变,从而也使得漫长的封建时代得以长期延续。
  与此相反,西方的高等教育则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长成的,是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原因逐步演变成形的,成果就是中世纪的大学,也是今天大学的前身。相对来说,西方没有古代中国这么森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其政权统治的一个特点就是存在君主和教权,这种多元的统治结构必然导致权力的分散,夹在其缝隙中的劳动人民就有了呼吸的可能。西方的高等教育是在皇权与教权的较量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中世纪以前的教育一直为教会把持,虽然那时的教会提倡禁欲,比较蒙昧,但是教会是中世纪前期唯一的文化组织,保存了大量古代文化典籍,经院哲学也有利于培养逻辑思维和辩证思想,所创立的教堂和修道院以及修道院学校或多或少地为中世纪大学的产生积累了知识基础和办学借鉴的模式。
  “10-11世纪,欧洲封建制度进入巩固和发展时期,农业开始出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与农业有关的副业也日益发达,同时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城市在欧洲大地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市民阶层重新兴起,”[2]12世纪的西欧成了城市的世界,集起了知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城市不仅成了商业中心,也成了知识中心。一方面城市需要大量受过训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教区学校就不再能满足城市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要相应的改革以满足社会对高等学校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城市中,不同行业的手工业者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自发组织起来,形成各种类似于行会的社团组织,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行会组织相应地产生了,这样一个以知识为主体的行会组织发展到后来就成了中世纪的大学。城市、教会和世俗王权,这三个既独立又有联系的社会主体演绎了中世纪社会发展的全貌。城市、行会既要忠实于王国,又要忠实于作为整体的基督教世界,从而赋予中世纪大学独特的性质,这是中国古代的太学、国子监不能达到的。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是官办的,而西方的大学则是市民推动形成的;中国古代的官办高等教育是人为的主动的,西方的高等教育则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的客观的。
  二、从存在特点比较中西高等教育
  基于封建统治者的文化高压和思想控制,本着为国家培养后备官僚的目的,中国古代的官办教育在人才培养对象和主体、授课内容和教学方式上极为单一。最早的太学,其授学对象是封建士大夫或皇亲国戚的子弟,学而优则仕,且官俸待遇优厚,普通老百姓被排除在仕门之外;在太学授课的老师即为与弟子,他们都是享受国家俸禄的公职人员。太学是被直接置于中央行政机构管理之下的,皇权绝对控制了学校;们空有才学,却只能依靠接受统治者的俸禄为生,缺乏一定的经济独立:太学在社会活动中难以有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应有的影响。
  太学的授课内容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有汉初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到后来的“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3]即四书五经。在汉代,不同的儒经传本,不同探讨者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但只有那些适合统治者统治需要的经学探讨才能得到政府的提倡并在太学传授。中国古代有一个道德原则即尊师重道,要求学生遵循经典所言,听从圣人之言,服从老师所言。这虽然有利于维持学术稳定和思想统一,但这种做法禁锢了学生的思想,不利于开发学生的聪明才智,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使教育失去了生命力。   古代官学的教学措施以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义为主要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不能脱离儒家思想范围,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和衡量是非的一切准绳,这使得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对儒学经典的钻研与记背,学生只要将各类儒家经典烂熟于胸,就可以进入官僚阶层。过度的思想专制不容许任何的质疑,中国学术是没有怀疑精神的,而怀疑是所有学术创新的原动力,因此中国数千年学术进展的缓慢也是必然的。
  如果说中国古代官办教育是封闭的,单一的;那么中世纪大学就是开放的,自由的。首先中世纪大学对所有人都开放,谁都可以自由进入任何一所大学求学,且学校会保障个人的人身财产权利,[4]由此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求学者,而且学生还可以自由地从一所学校转到另外一所学校,教师也可以在多所不同的学校授学。中世纪的西欧,文化传承统一使用拉丁语,且整个西欧同在基督教文化统治下,各国之间没有很大的文化异同:西欧的各个大学不仅统一使用拉丁语,而且各个大学授课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区别。中世纪大学分为四个学院:文学院、法律院、医学院和神学院。[5]文学院的主要课程是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和普利士兴的文法等。“法律院课程分为民法和寺院法,民法主要是罗马法,寺院法的教材是《古氏法令》(Decretum Grotiani),医学院主要探讨加伦、希波格拉底和阿威森纳等人的作品。神学院的课程和教材是彼得的《意见》和阿奎纳的《神学大全》以及《圣经》。”[6]相比中国古代的官办教育教授儒家经典,西欧中世纪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涉及到了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而中国官办教育明显缺乏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精神。
  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措施主要以讲授、背诵、辩论为主。亚里士多德时代,逻辑便成为正式的教育内容。中世纪的时候,形式逻辑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认识论体系,教会希望用形式逻辑消除社会对上帝的怀疑,辩证法便被看成是通往上帝真理的门径,经院哲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勒戈夫认为“经院哲学把模仿的法则同理性的法则结合在一起,把权威的规定同科学的论证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神学还立足在理性的基础上,从而变成了科学--这是本世纪(中世纪--笔者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大进步”。可见逻辑学和辨证法的教学在中世纪大学占有的重要地位。
  三、总结
  从人才培养对象和主体、授课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可以对比出古代官办高等教育与中世纪大学的不同特点。官办高等教育授课主体和对象局限在统治者内部,是少数人的教育,是封闭的;其课程内容极为单一,不能激发创造思维和理性光辉;其教学措施极为死板,没有质疑和辩证的眼光,是片面的教育,此可谓解释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能产生在中国土壤上的原因。西方中世纪大学独立于官府自治,不为任何世俗权力而折腰,西语论文,有自由的学术精神,是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平等的,此美好的传统是中世纪大学留给世界的一份宝贵遗产,仍是现代人孜孜不倦奋斗的目标。
  古代中华文明虽世界领先,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特别完善,但中古时代中国类似于高等教育的太学、国子监、书院等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关系甚远,可以说中国古代无大学。可中世纪大学则是西方大学的滥觞,中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最终不同归宿跟它们存在之初形成的原因、特点和目的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陕西: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3.
  [2]宋文红.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历史文化背景[J].现代大学教育,2017(5):34-38.
  [3]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探讨[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2017:299.
  [4]周婕.浅谈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特征和历史地位[N].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5):96-100.
  [5]刘新科.国外教育发展史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72.
  [6]贺国庆.中世纪大学和现代大学[N].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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