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传媒在娱乐化的过程中存在着联系，因为当代中国传媒娱乐化的进程是伴随着向西方学习而向前推进的；中西传媒在娱乐化的过程中也存在区别，这与中西历史文化的异同和国家的传媒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本文主要从娱乐化产生的根源、传媒娱乐化的内容和趋势、传媒娱乐化带来的问题、怎样对待传媒娱乐化带来的问题四个方面来对中西传媒娱乐化进行比较。在中国传媒娱乐化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经验，还要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创新性的借鉴。只有这样，中国的传媒才能在娱乐化的过程中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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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Super Idol》到《超级女声》，从《Britain's Got Talent》到《中国达人秀》，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的媒体在传媒娱乐化的进程中尝到了模仿西方媒介的娱乐化而带来高收视率的甜头后，开始将目光放在了那些非娱乐内产品的娱乐化上。中国媒体对西方传媒娱乐化的模仿已经渐渐失去了自己的标准。
然而，中西方文化的异同最直接地作用着这种“拿来主义”在中国是否有自己生长的土壤，中西传媒娱乐化在各自的发展轨迹中有很多的相似点，也有各自的特色。
一、娱乐化产生的根源
娱乐化的产生和发展从历史来看是对人类本能欲望的禁锢。在西方，对本能欲望的禁锢主要根源于天主教与禁欲主义。古希腊时代，西语专业论文，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西语专业论文，这一点从古希腊神话中就有充分的体现。古罗马时代，是一个纵欲的时代，《古罗马艳情史》这部影片就是对古罗马时代的比较夸张的艺术加工，然而过度的纵欲也直接导致了古罗马帝国的灭亡。天主教的禁欲主义称“欲望是罪恶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宗教改革和人的解放，“人”取代“神”成为了一切的中心。在中国，对本能欲望的禁锢主要根源于宋明理学和中国的禁欲主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是一个开放的民族，这一点在大量《诗经》中对男女爱情的刻画就有充分的体现。魏晋时期，提倡欲望的解放。到了宋明时期，又十分推崇理学的禁欲主义。建国后，在极左思潮的统治之下，表现的是对人的欲望的压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的主体地位也得到最大体现。
娱乐化的产生和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凸现。在本能欲望觉醒的背后是社会的不断变革和发展。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所表现的最主要的还是他的依附性――对自然的依附和对群体的依附；而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凸现，主要表现在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个人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个人自我管理的意识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契约化。
娱乐化的产生和发展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是消费社会中传媒文化娱乐景观的形成。以黄色小报的出现为传媒娱乐化产生的标志，娱乐成为一种新的产业。黄色小报产生于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它的特点表现为：政治上超党派独立，经济上完全商业化，定位上面向社会中下层，内容上以软新闻为主，形式上通俗花哨。同时，传媒作为娱乐的工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在时间上，传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时间最长；在成本上，传媒是可选择的方式中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二、传媒娱乐化的内容和趋势
首先是娱乐类传媒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比例增大。这一点，在西方的传媒娱乐化的早期曾出现过，而在传媒娱乐化起步阶段的中国表现极为明显。在电视媒体方面，春晚已经成为了娱乐化的符号；在近几年，大量选秀节目如《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等的兴起也逐渐瓜分了娱乐市场。然而，中国传媒的这种娱乐化过程还是多为对西方的抄袭，像《超级女声》就是源于美国的《Super Idol》，《舞林大会》与《Come Dancing》也产生了侵权的纠纷。
其次是非娱乐类产品的娱乐性增加。主要表现为新闻的娱乐化，广告、天气预报的娱乐化。调查数据显示，1998年调查头版内容中：1977-1997之间硬新闻所占比例从60%下降到30%，软新闻所占比例从8%上升到25%。这一点在西方新闻自由的体制下表现的更为明显，如二十世纪娱乐新闻的三大杰作――辛普森杀妻案、戴安娜王妃之死、克林顿性丑闻都是出自西方媒介之手。在中国，由于新闻体制的异同，新闻的娱乐性主要停留在软新闻比重的增加上，像民生新闻的兴起、体娱新闻比重的增加等。然而，也有一些新闻开始突破底线，如北京的“纸包子”事件。在中国，非娱乐类产品的娱乐性增强的典型案例就是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了。《百家讲坛》在经历了开播之初的低收视率后，果断地改变节目方针，将这一个原本学术化的节目向娱乐化方向推进，掀起了《百家讲坛》收视的狂潮。在其向娱乐化方向转变的过程中，栏目组将栏目的定位从“文化品味、科学品质、教育风格”转变为“让专家通向百姓的桥梁”；将栏目的宗旨从“建构时代知识，享受智慧人生”转变为“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将栏目的内容从“人文、社会、自然”转变为“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系列的改革将一个原本“阳春白雪”的节目推向了“下里巴人”，让栏目“平民化”甚至“低俗化”来“取悦”广大电视受众。
三、传媒娱乐化带来的问题
传媒娱乐化带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道德危机，像西方辛普森杀妻案后辛普森的《假如我做了》的出版，大大挑战了社会道德的底线，在这一个方面，表现在中国传媒娱乐化的过程中的危害度较低，这是由于中国媒体的特殊地位而造成的，在中国这一点主要表现为媒体使命感的降低，新闻多为软新闻。
其次是文化危机，这一点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以选秀活动为例，在西方，更多的是注重人的个性，像《Super Idol》比赛中孔庆翔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选秀节目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一个去个性化的过程，选秀成名的明星消逝的速度也很快。
最后是心理危机，这一点主要是表现在网络传媒的娱乐化方面，受众容易沉溺其中。据2017年的《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青少年中约有10%-15%的网民上网成瘾，网瘾问题在西方也成为了一个社会难题。
四、怎样对待传媒娱乐化带来的问题
面对传媒娱乐化带来的种种问题，中西传媒由于自身传媒政策的不同，所采取的应对手段也不同。
媒体政策是从国家的角度通过对媒体业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相关法学的制定等来实现对媒体业宏观的管理和控制，从而设计媒体业发展的总体方向。传媒政策则是在此过程中所选择的媒体业的管理控制模式和制定的相关法学。
当代西方对媒体控制主要是宪法的控制、政府的控制、政党的控制和财团的控制，总的来说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极少。这表现在对待传媒娱乐化带来的问题时，西方对媒体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法学和媒体自律，如在辛普森杀妻案后辛普森出版的《假如我做了》遭到法学禁止和媒体的抵制。然而，由于西方媒体所崇尚的新闻自由和它作为政府的监督者的角色，在新闻报道方面，西方媒体所持有的尺度很大，如1972年的水门事件和1998年克林顿的性丑闻案等。
中国的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必须做到“中国的新闻自由要服从于维护国家和公众的利益。” 中国对媒体控制主要是通过法学控制和政府统一管理。表现在对待传媒娱乐化的问题上多采取强制禁播的手段，如重庆卫视《第一次心动》遭广电总局禁播，选秀节目遭到严格控制等。然而，在面对新闻娱乐化的问题时，中国的传媒控制还不是很成熟，在软新闻的收视率普遍偏高的形势下，还没有比较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
总的来说，在面对传媒娱乐化带来的问题时，中西媒体由于其媒体控制的不同，采取的解决措施也不同，然而相关于西方更为完备的法学政策体系，中国的媒体控制体系还不完备，还没有一部正式的《新闻法》出台，多数问题只能靠政府的政策解决。
从表面上看，中国传媒娱乐化的进程是伴随着中国传媒对西方传媒娱乐化的不断模仿而向前推进的；然而，中国传媒的娱乐化也处处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在这种异同下，中国的传媒不仅要向西方学习，更要不断创新，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李苓．传播学理论与实务[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3]陈龙．现代大众传播学[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
[4]蒋晓丽．传媒文化与媒介探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梅世华，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09级新闻与传播专业探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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