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悲剧侧重于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由人物的行动和表现人物命运变化的情节来展示人们对人性最底层、最深刻的自我剖析，是一个由人物的外部行为向其内部心理发展的表现过程。中国的悲剧则是以理想化的表达而又虚构的方式展现当时的现实生活实景和描述人物对其悲惨命运的抗争，西语论文，是一个由展现人物的个人行为表现整个时代风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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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悲剧；创作心理；观众心理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7）02-0042-03
悲剧（tragedy）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在希腊文中是“tragoidia”（特拉戈狄亚），意思是“山羊之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lics）中给“悲剧”下的定义是：悲剧是关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其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其摹仿的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藉以引发怜悯与恐惧来使这些情感得到陶冶。他的这一经典阐释作用着西欧此后两千多年的戏剧创作。在中国，辛亥革命前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悲剧”一词被引入。然而在对中国戏曲文本的略论中融进了中国自身对悲剧精神的理解，从而使悲剧有了新的含义。本文将通过对中西悲剧的创作心理、观众的审美意识、表现的爱情美学和悲剧意义四方面来阐述中国和西方悲剧的不同含义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意味。
一、中西悲剧的创作心理
远在公元前五世纪，西方悲剧就已进入兴盛时期，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杰出成就代表了古希腊悲剧的最高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就是在他们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诠释的，而亚式的经典阐释又作用着此后两千多年的西方悲剧创作理念。在中国的戏剧理论作品中，没有出现过“悲剧”一词，但这并不能代表中国古代没有悲剧。由于中国古代悲剧创作的历史背景、传统精神、悲剧心理和剧作家的群体结构的不同，对悲剧的理解自然也不同。
西方悲剧的兴盛往往与当时的社会安定与民主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希腊恬适而民主的城邦生活诞生了伟大的三大悲剧家，文艺复兴全面兴盛时期的经济繁荣和政局稳定再一次使悲剧这门伟大的艺术得到了复兴。在安定、民主、宽松的政治氛围下，悲剧家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思索“人性”这一哲学问题，“人到底是什么？”“生存还是死亡，这真是一个问题！”这与西方社会浓厚的宗教传统有关。在西方，文学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家们在创作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宗教思索和人性探索。最终，他们多把著作中人物的悲剧命运归纳为人的性格所造成的。在西方，悲剧人物多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之人，悲剧中所展现他们“从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后果严重的错误”。如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奥赛罗的刚愎善妒，都是造成他们的悲惨命运的最根本的原因。
而中国的悲剧，在中国戏曲文献中被称之为苦情戏，一种具有悲剧色彩的苦戏和哀曲。它兴盛于元代，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中西戏剧同起源于远古的祭祀歌舞表演，可为何中国悲剧经过两千多年的蕴育才得以发展呢？中国自商周时代就是以王为最高统治的奴隶制王朝，那时的宗教就是把王的祖先神与至上神统一起来，王就是神的儿子，王权神授，臣民必须绝对服从，西班牙语论文，而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贵族垄断了学术文化，而后私人讲学的风气发展，然而世人学文多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中国的儒道法墨四大哲学体系也多研讨治国之“道”。中国的文学家在这样的人文传统的熏陶下，也以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审视时世，思索“何为仁政？如何治国？”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文以载道”，以抒情达意的诗文为主，故在宋元之际，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城镇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形成了观众群体，也就出现了以市民为对象的文化传播形式--戏剧。中国剧作家群体多是深受中国正统儒家作用的文学家。故中国的戏剧创作还是以剧作家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哲学观为目的。中国剧作家更多地关注人民的苦难生活，在剧中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治国之理想。
可以说，中西悲剧的创作都体现了剧作家积极的“入世观”，却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他们对悲剧人物的理解和其悲剧命运的根源。西方悲剧侧重于由人物的行动和表现人物命运变化的情节来展示人们对人性最底层、最深刻的自我剖析，是一个以直观的艺术表象来进行深度心理探究的过程，是一个由人物的外部行为向其内部心理发展的表现过程。而中国悲剧以表现人物的悲惨命运来思索造成其命运的根源不是人物的性格，而是外部残酷的社会压力和动荡的政治形势，故中国的悲剧多展现当时的现实生活实景和描述人物对其悲惨命运的抗争，是一个由展现人物的个人行为表现整个时代风貌的过程。
那么，中西悲剧既然都体现了剧作家对现实人生与人性的积极思索的“入世观”，那么他们的创作目的是否一致呢？笔者认为，他们的创作目的是不同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1. 西方悲剧的发展比中国早，剧作家的职业化进程也早已在文艺复兴时期完成，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就是以专业写剧、演剧事业为生。所以，他所写的悲剧著作首先要考虑是否合乎观众的审美情趣，悲剧的主题也要与观众所关心的问题有关。而中国剧作家多是博学多才但仕途失意的儒士文人，他们并不以写剧为生，戏剧创作只是他们借以排解无趣时光的一种表现方式，表面上的超然“出世”却无法让他们骨子里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得到抒发，尤其是当他们看到祖国山河支离破碎、人民生活困苦而当朝的封建统治阶级却腐朽极致，于是，他们用戏剧这种平民化的文学形式来抒发胸臆，表达个人的政治态度及治国理想。
2. 西方悲剧的创作主要是以亚式的《诗学》中的悲剧理论模式来进行创作的，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的创作目的是“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人们的“情绪得到疏泄”，以达到心灵的“净化”。这里的“情感”即人的正常情欲。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在酒神祭祀仪式的狂欢中宣泄排遣人的一切本能冲动，从那时起，戏剧就已经有了精神调理或心理调节的意味。而使人们的心灵得以“净化”就要从悲剧的崇高性讲起，在西方戏剧中，悲剧一直被人们推崇为一门崇高的艺术形式，它通过“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观众看，而使观众的灵魂受到震颤，激起观众对人世间真善美的追求。而中国悲剧的创作在于对剧中平面形象主人公的悲剧遭遇的描写，来激起人们对剧中人物凄苦命运的深刻同情。中国悲剧往往以贤明君主的圣谕，或清官主持公道，抑或是倩女还魂或坠入空门等方式来使戏剧矛盾得以解决，表达了剧作家主观的美好愿望或对残酷的社会现实的批判。 二、中西悲剧的观众审美意识
悲剧的剧情往往使人感到悲凄，可为何悲剧艺术还是在中西文化发展史上，特别是在西方的戏剧史上得到人们的推崇呢？因为悲剧比喜剧更能很好地展现人物的性格和顽强不屈的崇高精神，悲剧的结局也更能使人们的心灵得到震撼，随之在观众赏剧之后也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思索空间。这就是悲剧家的高明之处：不仅使其创作具有特有的悲壮美和悲情魅力，还能按剧作家的意愿左右观众的心灵。
可为什么人们看到美好的东西被毁灭时，却能不产生反感呢？按亚式的理论，“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因为这既不能引发恐惧，亦不能引发怜悯，倒是会让人缠上反感”，悲剧的主人公“声名显赫，生活顺达”，他们是“有家族背景的著名人物”。这一点也许适合西方的悲剧略论，但并不适合中国的悲剧，因为中国悲剧的主人公多是受命运折磨又由于其卑微的社会地位而受封建势力压迫的平民群众。剧作家在写作其悲惨命运的同时，又热情地赞颂了戏剧人物身上所展现的道德品质。剧中人物虽然社会地位低下，却有着符合悲剧创作时代所颂扬的美好品格。他们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作斗争，最后，借助那些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的至上而下的圣明裁决或阴司还魂的方式来表达邪不胜正、善终将战胜恶的美好愿望。
朱光潜先生在其《悲剧心理学》中阐述的“审美距离有利于审美态度的产生”，精辟地略论了时间或空间的距离可以使人们产生对原本可怖事件的审美态度，正如画家要去郊外写生，音乐家需要到民间采风一样，只有在自己所未经历过的环境下，才能感受到那里的美。相信人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自己失意时，内心是无比的痛苦、迷茫，而当一切消散，逆境过后，过去的情景却又都成为了美好的回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爱说“小时候，我盼着长大。长大后，我看着那些天真无邪的儿童，又回忆起美好的童年”。这就是时间距离产生的美感。所以西方悲剧多取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为题材，借以拉开戏剧创作的时间距离，又或把剧情的发生地放在其他国家来形成空间距离。这些都是以距离来消除观众对凄惨的悲剧结局所引发的恐惧过度而产生的反感。中国悲剧的创作大多讲述的是发生在当时本国内的事情或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剧作家为了使其著作看起来更加真实，往往注明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和地点，以增加著作的时代性和真实性。所以从“距离产生美”的角度也无法解释中国的悲剧创作和观众心理。
我们不排除人性中鄙陋的一面，即人们对悲惨的事情或可怖的事件都有一定的好奇心或当看到别人落难时的幸灾乐祸的卑劣心理。但无论是西方悲剧中描绘的地位高尚的人因某种错误而导致的悲剧命运，还是中国悲剧中的地位卑微而人格可敬的人物遭受命运的捉弄或封建势力的压迫，观众都不可能带着那份好奇心或庆幸心理去看戏。因为他们在观看悲剧前已知道了戏剧的剧情梗概，除了对演员娴熟的演技的欣赏，观众们多是有所取地去观看。那他们到底想在悲剧的欣赏中得到什么呢？史诗式的英雄悲剧歌颂个人英雄主义；复杂的性格悲剧给观众带来的是更多的人性思索；写实为主的社会悲剧展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揭示了社会问题的弊端。而无论是欣赏哪一种悲剧，观众对“恶”的憎恶，对可怖事件的承受力都是具有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一限度，悲剧非但不能起到震撼人们心灵的影响，反而会使观众对其产生反感。所以，悲剧创作的“悲情”要以人们所能忍受的程度为限。
三、结语
中西剧作家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找到了适合各自文化创作传统的途径来消除观众因过于悲凄而产生的反感。这样，西方悲剧作家们采用从拉开悲剧人物与观众的等级，采用历史事件或传说产生时间距离，使观众能以一定的审美距离来欣赏悲剧，感受其中的悲剧性的震撼美，也能在观看后更加客观地略论造成悲剧结局的根源，从而得到启示。中国剧作家将残酷的悲剧命运尽可能在其著作中真实地反映，使观众深信剧情的真实性，悲剧人物都是具有高尚品格的、社会地位与大多数观众相同的人，于是观众们很容易产生对悲剧主人公莫大的同情与怜悯，而如果在如此悲惨的命运下，主人公通过对自身的挣扎与奋斗而正义仍然得不到伸张，势必要引起观众对此悲剧的厌恶心理，这样的结局对相信“善恶有报”的审美心理也是不可容忍的。所以，中国的剧作家多以写实开头描写悲剧人物的悲惨遭遇，而后随着剧情的发展，又因无法找到悲剧冲突切合实际的解决途径而最终转向以虚构的而当时又十分盛行的鬼魂说或其他途径达到愿望的实现，这样既解决了悲剧的冲突，又避免了观众的反感心理。
总而言之，中国的悲剧以理想化的表达而又虚构的方式来解决悲剧中的矛盾冲突，同时又描述与残酷现实密切相关的主题；而西方悲剧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引导观众对人性思索。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3]李江，于闽梅.世界艺术史话，世界戏剧史话[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企业，2000.
[4]刘彦君.20世纪艺术文库：东西方戏剧进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5]谭霖生.世界名剧欣赏[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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