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对于中国的发展文献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贸易和对国际市场的参与能有助于穷国发展经济；二是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对发展不利，如果不能在社会结构和公民行为上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就不能取得经济的持续发展。让我们走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来看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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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明朝(1368-1644)，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这两个国家人口众多，人均收入也是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难以企及。发现新大陆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白银从墨西哥和秘鲁大量出口到中国，欧洲也随之发生价格革命。这一时期，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
秘鲁的银矿生产达到极高水平。白银从矿山到港口需要数周运输时间。与欧洲贸易相比，人们不仅乐意接受高昂的白银运费，更愿意从中国高价进口商品。白银白墨西哥运出后，经过马尼拉进入中国，在那里引起了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的横向扩张。尽管经济有所增长，但收入水平并未因此形成必然的改变。
随着白银进口的激增，明朝在16世纪的货币系统变得混乱不堪。这可以从中国早先的宋朝得到启示。很多赞美宋朝的狂热之士认为，宋朝市场经济的繁荣在整个中国王朝史上发展到了巅峰，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匹敌，我们甚至听到，宋朝人均收入达到最高的水平。但这是一种混乱成就。毫无疑问，宋朝在炼铁工业上的进步和市场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说这一时期的收入水平高于清朝却值得怀疑。
明朝货币混乱背后可以看到宋朝的影子，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在(《财富的源泉》一书中，Richard VOFIGlahndescribes对明朝的货币管理做了系统性的总结。明朝政府试图建立货币法学，随后发行过多货币最终导致货币贬值。他们试图从只能以货币征税的尴尬中摆脱出来，这种方式实际上创造了另一个货币流通体系，但结果是从没有人愿意埋单的市场中将这些货币作为税收成果回收回来。
在中国的帝国系统中，每一个王朝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些在历史上都是有据可查的。新的王朝上台后，开始书写前朝的历史，通过探讨前朝的经验教训教育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统治者很清楚宋朝是怎么做的。宋朝货币系统的运转并非像一些人描述的那样美好。否则，明朝也不会知道这样的事实了。
明朝还发起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船队经过印度到达非洲好望角。经过一系列的探险，他们停下来了。为什么中国人会放弃远洋行动?其原因向我们道出了中国经济的很多重要问题。郑和下西洋实际上只是皇帝感兴趣的海上探险行动，皇帝去世后，继任人对此不感兴趣，因为海上贸易对他们并不重要，计划也就随之取消。是的，可能对航海兴趣浓厚的皇帝会说： “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事情，花钱做吧。”但这种行为和欧洲的君主对海上贸易的态度比较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是一个内向发展的国家，缺乏持续的鼓励航海的政策，这段历史持续了数千年。
清朝
清朝(1644-1912)，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是19世纪传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白银流入的结果，清朝的贸易帮助中国维持了贸易平衡，这与当今美元流入中国是一样的。后来，英国发现中国是一个很不错的鸦片市场。于是，英国人从印度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贸易平衡被打破，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发觉白银外流对自己是一个挑战，因为货币流入会带来物价上扬，对经济有一定的推动影响，而货币流出将导致货币供应下降，物价下行，带来很多经济问题。后来，朝廷派林则徐禁绝鸦片贸易，这并不是因为朝廷关心鸦片带来的社会邪恶，而是因为白银外流。
林则徐做了自己该做的，英国商人们向英国政府抱怨自己的财富被没收，商业行动被阻止。于是，英国政府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与西方之间长期的不平等贸易历史拉开帷幕。
对中国来说，这段历史很不幸，因为它破坏了中国的政治主权。历史学家特罗基(Carl A Trocki)在《鸦片贸易》一文中认为，很多描写鸦片战争的文学著作来自传教士的观点，重点强调了毒品贸易的罪恶和道德沦丧。
鸦片或许对中国并未产生太大的作用，因为很多中国人对鸦片上瘾后无法负担费用。上瘾的多是有钱人，他们有能力支付相关费用。在中国销售的鸦片被大量掺入次品。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工作的人们饮用的咖啡或酒里含有少量让人兴奋的物质。事实上，鸦片对美国经济的作用与酒精完全不一样。当你周末到美国的一些市区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喝醉了酒躺在地上，这和中国人吸食鸦片其实一样。但学者要是写一份几十页的报告谈论美国经济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提到酒精的这种作用。19世纪鸦片的流行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也很相似。
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对中国的自由贸易产生了很大作用。中国被要求在所有商品上或多或少地减少了贸易限制，后来，西语论文题目，条约进一步扩大，迫使中国开放了大量的投资领域。但结果却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作用巨大，外国投资在中国经济所占的比重仍很小，多数限制在沿海地区。不过，一些新技术开始传入中国，比如铁路、电报。管理技术和金融机构等也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很快享受到这些因素带来的好处。比如，第一艘内河航运船就是部分由中国人拥有产权的。这样，中国很快适应了新产品和组织革新的变化。
19世纪的中国开放对物价产生了一定作用。以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米价格为例，上海的价格与长江三角洲和国际大米价格的波动一致。这就意味着，占中国人口相当部分的长江流域，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价格和交易开始与国际接轨，大米价格的任何国际变化都可能在中国国内被反应出来。
中国的开放对收入分配也有作用，这一点很难看出来。我们没有掌握对于19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大量数据，但可以就开放对经济和收入的作用做一下描述。在自由贸易的压力下，中国的哪类日用品容易销往国际市场?从外面进来的日用品价格处于很低的水平。这些商品对劳动力需求很大――比如，大量奶、蛋从生产、储存到运往城市需要耗费大量人工。这类贸易促进了中国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中国主要的资产是劳动力――劳动力价格十分低廉。这些因素可能在劳动力使用方向上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
尽管我们无法确切知道19世纪后半叶中国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我们可以弄清楚没有发生的事。中国并未发生现代化和工业革命的大变化。如果中国具有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积累，为什么工业革命不会发生在中国呢?工业革命是发生在特殊环境下的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无论是发生在英国还是别的地方，都将导致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巨大的变化。
既然发生了工业革命，为何传到中国如此缓慢呢?为什么日本先于中国接受工业革命，西语专业论文，后来历史学者又事后诸葛亮般地找出一些19世纪末前的所谓基础性不同呢?权威的解释是，日本在1895年前就取得了现代经济的巨大增长。直到现在，工业革命对日本产
生的作用要早于中国，这是没有疑问的。
这些观点值得讨论，我相信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在事实上不是经济增长的对立面。至少，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过去从未出现过，一个理由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因素催生了其他穷国没有产生的公司家阶层。但是，假如中国社会如此有利于增长，在1978年进行了小步改革便导致了经济爆炸式增长，这一切为什么没有发生在19世纪的中国呢?
经济学家们热心于制度在促进增长方面的探讨，我也关心财产权问题，关心当代中国、19世纪的中国和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在财产权方面的不同。不过找到了一些简单的解释，其中一个就是规模问题。
丰田汽车的起源有着自己的故事，丰田是一个农村工艺师，为农村妇女织布制造纺织工具。在日本签署《口岸条约》后，他希望逐步进入工业领域。当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他考察了当时法国和德国的纺织机械，认为“我也能生产出这些东西”。他确实也这样做了。丰田制造的机械最初没有市场。后来，经过离婚再结婚，他的第二任妻子很有商业头脑。丈夫负责制造，妻子负责商业运作。他们成功了。于是，丰田纺织机械成为日本知名革新产品。丰田又将儿子送到德国学习机械制造。他有一个计划：“我做纺织机械，你以后要制造汽车。”从此以后，我们熟知的一切便发生了。
1910年，当日本人在自由口岸所做的一切和当时的中国人很不一样。如果丰田当初不进入工业领域，那么后来丰田汽车普及进日本家庭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机会和国外发明创造接触，这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根本找不到这些东西，或许是因为中国太大，而海洋经济发育不够。
中国在现代化上步伐太慢可能还有制度上的原因。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朗(Alexander Gershenkron)写了一本书――(《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他的观点是，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走在了前面，为了让其他国家跟上步伐，需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手段。他认为，修建铁路比设置公共马车要费劲得多，而这些特殊的手段来自政府。
在中国，政府并没有太多的资源。这一点与日本相比尤其如此。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君主的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达到25％。而1900年，中国中央政府收入只占GDP的2％。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并没有多少变化。上世纪20到30年代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有所提高，但还是没有超过10％。
日本明治维新后，政府依然继承了德川时代的成果，政府收入依然占GDP的25％以上。他们将部分收入用于陆军军官、政府机构身上，占GDP5％的收入则用在发展一些发展项目上，尽管这些项目很多都失败了。与中国相比，日本政府更善于将钱投资于一些特殊的经济发展领域，比如公共管理、防卫等。
从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政府为经济发展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无法与日本明治时期相比。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不从文化角度去解释，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无法像日本那样取得迅速发展。
民国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在总产出和人均产出上都有一定的增长。这一时期，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都有一定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变化出于人们的意料。一个是交通运输，可以看到，中国这一时期的电报和铁路发展迅速扩张，这是过去难以企及的。在没有铁路的时代，从北京到武汉要40天路程。如果武汉商人得到“北京大米涨价”的消息，信息需要40天才能传到武汉。得到消息后，武汉商人将大米运到北京还要花80天，这样，120天过去了。铁路修起来后，再加上有了电报技术，大米涨价的信息只要一天就能传到武汉，运输也只要三四天时间。交通通讯的革新使时间成本和贸易成本迅速减少。
二战前，中国经济另一大变化发生在货币领域。当时，中国有很多私人银行，他们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控制着“自由银行”系统，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发行纸币(这样的银行体系与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十分类似)。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银行劝公众用他们发行的货币替代银票，而其背景只是银行自身的“信用”。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拥有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一旦这家银行破产，这些钞票便成为废纸。即便如此，上世纪20到30年代，中国仍实现了由金属货币向纸币转型的重大转变，由于交易成本减少，贸易受益最大。
想想白银的重量，如果交易时运着一车的白银，你就知道哪种交易手段能让贸易受益了。我曾经向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留学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请教如何管理自己的钱，他告诉我，当他还在读书的时候，一出去旅游，便带着一柜子的银圆，仆人的工作就是搬运和保卫这口满载银圆的箱子。这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交易中，如果带着大量银圆，身边跟随一群保卫，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提高了白银出矿价格，这成为白银大量流出中国的重要原因。对罗斯福来说，国内政治压力很大导致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他并没有破坏中国金融的意图，这一点与现在的美国领导人经常在讲话中要求中国改善货币系统不一样，对他们来说他们在玩国内政治的时候并不一理解国际作用和政策效力。
此外，日本为了动摇中国经济，也采取了从中国走私白银的手段，希望赢得对华经济战争的胜利。不过，尽管白银大量外流，中国的银行机构却做得非常成功，他们劝说人们持有自己发行的货币，不要过多使用白银，这使中国的货币供应没有受到太大作用，未出现急剧下降的情况。因为货币供应没有紧缩，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
在历史上，当一个国家在实力上取得快速增长后，对其他国家也将产生调整压力。调整可能以和平方式进行，比如20世纪后半叶的日本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当然，也可能出现非和平的情况，比如，1945年以前的德国和日本。对政治领导人来说，对作用中国发展机制的探讨是一项重大课题，中国崛起将以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方式进行?由于中国政治对经济发展和稳定的依赖性很大，又因为中国经济与全球联系异常紧密，中国政治决策者们更倾向于与国际合作，即便他们强化和发展了军事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