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近代历史上，尤其凯恩斯以后，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逐渐扩大，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管理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关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如何运用经济学和运用怎样的经济学来指导社会经济活动还缺少一个明确的答案。从根本上讲，在经济学发展问题上我们必须要在现实意义与理论抽象之间进行合理的权衡，在向国际探讨前沿靠拢的同时不可轻信盲从，过多关注于技术而忽略了现实性理论的构建。关于中国的经济学发展，我们也需要将“经邦济世”的思想贯彻始终，立足于中国现实来构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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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性；中国经济学；经邦济世
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门类中的皇冠，其在探讨措施的科学性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尤其接近于作为科学典范的牛顿物理学的探讨范式。在20世纪初，经济学的探讨措施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并没有太大异同。但是，凯恩斯的《通论》和后续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以及阿罗、德布鲁、萨缪尔森等人的综合性工作开创了利用数学工具来进行经济探讨的新境界，主流经济学在数理建模、计量经济等迅速完善的工具的辅助下突飞猛进。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探讨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灿若明珠，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开设更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与西方在理论经济学、实证措施等方面的探讨相差甚远，经过30年来的学术交流、学术引进等活动逐渐逼近现代经济学探讨的前沿。
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上，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对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应当具有的影响和地位的认识问题；二是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和定位问题。
经济学在萌芽之初的影响十分狭隘，在古希腊时期的根本意义主要集中于贵族和平民家庭的经营问题上，后来发展为城邦经济的探讨，直到国家成型才开始将政治作为基本出发点来探讨“政治经济”。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从18世纪中期的法国重农学派兴起才开始的。从“政治经济学”的字面表述可以看出，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政治意义上的智慧和知识，而政府在进行决策的时候采取的策略更接近于艺术，而非科学。1932年，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使得科学性在经济学探讨中的要求以数学表述的形式确定下来，数理建模逐渐成为经济学探讨的一个重要领域。
对于学科的科学性曾经产生过许多经济学哲学、方面的研讨和争论，经济学是否应当向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靠拢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牛顿物理学作为探讨程序和范式方面的科学典范作为一个极端，其他学科在科学性方面并没有呈现出一致性，相反却表现出对牛顿物理学的不同程度的偏离。如果牛顿物理学作为最“硬”（solid）的科学学科，那么其他学科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软”（soft）科学的性质，如生物学、经济学，而人文与艺术作为另一个极端则表现出最“软”的性质。这种学科体系是由于各学科探讨对象和探讨目的的不同造成的，生物学由于其探讨的不可逆转性和在种群范围内的不可试验性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软科学性，而经济学的探讨对象是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各种规模、范围的团体以至社会的经济活动，更加上现实中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的联系又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相关于生物学也表现出软科学的性质。这些特点决定了经济学探讨不可能照搬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观点，将个人作为社会机器中的齿轮来探讨。如果强行采用纯科学（pure science）的标准来要求经济学探讨，那么经济学在精确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天平将过度偏向前者以至于失掉了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
我们对经济学及其他学科的探讨，根本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世界，发现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进而扩展人类的活动范围、增加有效率的活动手段，最终减少人类生活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无论哪个学科的知识创造和积累都必须立足于现实经验，即使学科本身具有非常高的演绎性，在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上也必须与现实经验相合，否则在学科发展历史上便不可能具有立足之地。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满足这个要求，即将经济理论和各种实证的经济探讨与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现实相结合。中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对这样一个庞大且相对欠发达的经济体而言，“经济”二字所涵指的“经邦济世”的意义正是合适的。
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学探讨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客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二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主的主观价值论经济学，其中后者的迅速引进和人才的大规模培养、引进逐渐成为国内经济学探讨的主流。然而，比较主流经济学探讨在中西之间的异同可以看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探讨相对单调，更多偏向于技术和文献导向，而西方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微观机制方面，以机制设计、评价和问题的发现、略论为主，技术和文献的探讨为辅。此外，西方经济学界除了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几种重要的经济学流派，如奥地利学派等注重思辨的政治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派等注重学科融合的新经济学流派等，这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新思想和新的探讨措施。
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将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从技术和文献导向转为问题导向是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必然要求。仅仅从技术运用和文献总结方面进行的经济学探讨无法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提供支持和指导，只有从中国经济现实经验出发，考虑中国的特定经济、政治制度环境来进行探讨才能得出有意义的成果。
从经济理论的一般性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建立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以价格体系的均衡作为核心来略论资源的效率配置，并对相应福利水平进行测度。近年来动态略论措施的盛行虽然将时间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加入进来，但并没有对原有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拓展，只能看作是在原有略论框架内进行的数理模型的创新。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核心依然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这对在中国经济探讨中的运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价格的“双轨制”改革，努力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但从总体上来看，经济活动中有许多关键价格依然处于管制之下，且缺乏明确、透明的价格管制规则。对基础价格的扰乱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大范围不确定性，是主流经济理论运用上面临的最大阻碍。因此，中国经济问题必须在转型经济特定环境中进行探讨，对微观问题以及以微观略论为基础的宏观问题略论必须要将特定的制度约束作为理论略论的假设条件。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契机。
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在二战之后发展很快，在技术工具和略论措施上也进行了大范围的创新，但从整体上来说仍不成熟。经济学探讨可以采用的措施是多元的，数理模型、计量实证等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国内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和略论能力相关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存在大量的不足，完全依靠精确性标准来进行探讨不仅得不出建设性的结论，而且有可能得出与现实相悖的认识导致错误决策。现实中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可信性等存在问题，而现代经济过程中政府、公司等经济相关主体对数据又存在很大的需求。在此压力下，国内经验统计数据方面的建设必定会有所发展。换个角度来看，如何在数据不足或不可获得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学探讨又为中国经济问题探讨措施的创新提供了压力和动力。国外文献对中国经济的探讨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尝试性的措施创新，而国内在这方面的发展则相对落后。
21世纪初的10年，世界经济增长极发生转变，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全球经济将进入“双速增长”时期。相关于其他转型经济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尤为突出，这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为全世界经济体中十分特别的探讨对象。中央政府发起的改革开放以及地方政府自主进行的大规模经济试验是转型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中国广阔的疆域、久远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也使得中国不同地域的经济活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人类历史上，西语论文范文，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曾经表现出如此的复杂性，也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经历过如此大范围的有意识的经济试验。关于经济学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言，这也是少有的实验机会。
中国经济学界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将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同经济学的探讨紧密联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探讨关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言是比较契合的，但考虑到市场制度不同程度的缺陷，这种略论就出现了问题。一味迷信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性就可能忽视了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制度建构的特殊性。面对如此难得的契机，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界应当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加强交流，保证国内外在经济学理论和运用方面的前沿方面处于相近的水平，国内对数理建模和计量方面虽然已经有了重视，但实际依然不足以满足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强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增加国内经济学探讨的灵活性，在中国问题探讨领域占得主导权。国内经济学探讨的评价标准应当进行改革，以利于各种类型的经济学探讨--包括经济思想创新、运用措施创新以及具体问题探讨思路创新、学科综合探讨等方面的活跃。国内学术期刊的创刊、审稿等制度建设亟待加强，尤其顶级期刊的论文标准作为整个学术期刊体系的风向标应当首先明确。国内经济学探讨的成果和思想、措施上的创新不足，一方面是没有将中国的现实问题作为探讨起点，单纯机械地追求现成的理论和措施的运用，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国内学术评价的激励机制使然。
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与中国文化特征相关甚密。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发扬这种传承悠久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西班牙语论文，从总体上进行全局把握：在实际的经济探讨过程中进行整体上的略论，不将视角局限于某个孤立的抽象的层面，而是要考虑到各种经济活动互相之间以及与相应社会环境之间的关联；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面也要建立起“经邦济世”的责任心，将经济学探讨与中国经济现实结合起来，为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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