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中西方教育学科制度的历史发展为样本，在分别概述的基础上，总结了中西方在教育分科制度上的异同和特点，略论了学科分类的精细化对各自社会造成的作用，对以教育分科所反映出政治利益诉求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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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方教育学科制度；历史发展
中图分类号：G6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6—0122—02
一、我国教育学科史概述
我国古代的学校有官办和民办之分，两者都有悠久的历史。上古的大学，称为成均、上庠。周朝时曾设立五大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太学设立于汉武帝时，缘起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经史作为太学的主要教材，授“孔子之术，六艺之文”。隋代设立了国子监，国子监开启了官学的第一次分科，分文武两种，文称文生，武称武生，学生即为秀才。到了唐代，国子监分类更为精细，分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不过这种分类并非学术上的需要，而是为了教之有类。其中国子学、四门学、太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书学、算学、律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初步有了文理分科的端倪。宋代时开始增设了画学和武学，考据之学也在这时开始，代表作是黄震《日钞》和王应麟《困学纪闻》。
明朝时整个科举教育的结构基本健全，京师设有国子监作为中央官学，府、州、县皆有学，学术重心是理学。明朝永乐年间，在郑和下西洋后，为配合开启的外交形势，翰林院还开办了外语馆作为我国第一所外国语大学。清代延续了汉人的科举制，汉学开始致用，代表人物前有刘逢录和宋翔风，后有龚自珍和魏源，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清政府开设了一系列的近代学堂，理工科初露雏形。清末民国初，国学异常繁荣，在此基础上中国出现了一代代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执著忘我于学术，问道和争鸣激烈而理智，尽管当时的中西方文化之冲突空前激烈，但不同道者都表现出对彼此的尊重和宽容。章太炎以讲古文经学见长，培育出的弟子钱玄同、刘半农却是“全盘西化”的代表，同台讲学时东西文化碰撞，却师徒相敬，令听者肃然。
官学之外，我国还有着渊远流长的私学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各位集大成者收门徒开讲坛，弟子如云，算是最早的私学，追溯到这个时期，百家争鸣，可以在中国学术史上找到一点学科分类的迹象。不过所谓百家，西语论文网站，主要区分还是观点的不同，并不是严格按照学术探讨对象来划分的。孔孟之道的重点是治国、礼仪和人生观，倾向于处世哲学；老庄主要讲修身和道，属于世界观哲学范畴；韩非子讲刑罚和制度，可以归为法律，墨子讲非攻，大致算作政治学，等等。总体而言，诸子百家的学说终归不能算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多为意图普度世人的政教之术。
宋时书院开始兴起，这种私人讲学的场所在办学体制上与官学有明显差别，具有相对自主宽松的学术环境。到南宋时，书院教育开始进入鼎盛时期，白鹿洞等著名书院成为天下学子心向往之的圣地。从明至清，书院云集了众多学术大师，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王阳明、湛若水、钱大昕、王鸣盛等人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讲学于书院，他们的重要学术成果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大量完成。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历程曾表现为三个节点，宋代的程朱新儒学、明代的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和实学这三个重要节点都与书院的教育方式密切相关。随着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此后的书院出现了官学化的倾向，逐渐嬗变为私办官助、半官半私和完全官办的学校，但明清私学并未因此衰落，以明史上大名鼎鼎的东林书院为例，不仅是东林学派学术教育活动的场所，也是朝野东林党人政治活动的中心。在学术上它主张自由讲学之风，提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时的南菁书院主张“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上海龙门书院主张“读书先要会疑，学者须于无疑中寻找疑处，方为有得”，都实为后世治学之楷模。
二、西方教育学科史概述
罗马帝国时期，西方设有少量拉丁学校，学习的主要内容主要为艺术，包括文法、修辞和逻辑、音乐、算术、几何及天文；以及三大哲学，即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中世纪初，拉丁学校被取缔，类似与我国的官办学校，教会学校成为惟一的教育机构。公元八世纪前期，出于管理国家政事的需要，当时最为强盛的法国对有文化知识的官员形成大量需求，最早的宫廷学校建立，骑士教育制度开始形成。欧洲早期大学也开始出现。西欧第一所大学通常被认为是意大利工商业城市波伦亚在11世纪末建立的波伦亚大学，随后巴黎、牛津和剑桥也相继建立，在法国、英格兰和德国，最初供贫穷学生使用的学舍也开始向规范化、精细化的学术团体转变，到15世纪末，西方大学已达60多所，遍布欧洲各地。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分类可得六门基本学科：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社会学。
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大致经过三大阶段：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实证。随着文化基础的积累和社会推广的正当性不断出现，文艺复兴带来了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波伦亚、佛罗伦萨、比萨等意大利大学等最初仅设有民法、宗教学专业，但受到人文主义作用，修辞学、哲学、医学和天文学等专业慢慢出现了。特别是随着商业的发展，政府性质办理的世俗性学校开始在民间兴起，西语论文题目，教育对象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子女，通过专人对其教授读、写、算的初步知识，提高商业技能并收取学费。
三、东西方教育学科历史沿袭的有关启示
由于中国人更注重学优为仕，即使是中西方都有官学和私学，本质上也有很大异同，比如说看似私学的古代书院，多是由于政治上的倾轧和社会局势动荡，儒学在传播上不得已向民间转换或让渡，在一定程度上实质是官学组织机构的民间化。中国古代的学术，以文史哲知识为主，对于社会实践方面的理论较少，纳入书本的更是寥寥无几，大多都靠工匠和手艺人代代相传，由于缺乏相应的尊重，也造成了专业技能的匮乏和社会分工的迟滞。而西方中世纪大学则更趋向于民间，倾向于教授运用技能，一方面满足民众社会的职业技术知识需求，另一方面为民众提供反抗宗教压迫、寻求信仰自由的精神生活需求。正是基于大学教育的不断发展，民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相继兴起，手工业、商业也在西方各城市繁荣壮大，这些经济上、文化上的事件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理工学科开始进入学校。学科分类的精细化对工业革命的产生奠定坚实基础，随后，工业革命结束了纯粹的思辨、研习和考据，科学技术成为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知识更倾向于运用，培养技术型人才成为大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大学不再是独立的学术团体，而是和现代工业社会承接起来，科学技术在这个基础上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大学成为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然无论中国也好，西方也好，教育和学校的本来目的是为宰制阶级提供人才，维持社会体制的正常运作。中国文教制度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不断变迁，从汉代制的改造和太学的建立，到魏晋佛学开始传播，刺激了书院的形成；再到晚清变革之时，新学也在枪炮声的伴奏下进入中国。然而无论如何嬗变，教育制度都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个人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大学和学科的林立没有改变学问的本质属性，只是将社会分工和知识进一步细化，从客观上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教育体制与国家建构相应，仍是连接个体学问和国家治道的要津。知识体系首先是国家建立的选拔通道，其主要目的是要为国家利益和统治提供智力资源和专业人才，同时也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影响。随着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各种政治利益诉求和经世主张斑驳杂陈，宰制集团一方面钳制言论，一方面将各种“主义”论述纳入学问制度，社会改革者的活动就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了。从表面上看，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社会生存技能和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实质上也通过学科分类的专精化，驯服了个体的思想，使之服从于统治权力的社会分工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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