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文学是文学领域中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是生态思想在文学上的体现，其研讨和揭示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随着生态思潮的日益蓬勃发展，生态文学的探讨已经显现出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趋势。本论文主要从文化地位、发展轨迹、表现形式等三方面对中西方生态文学进行浅要简略的比较。从而在接受西方生态思潮作用之时，也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学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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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学；生态思想；文化形态；人与自然；和谐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生存危机的日益突显，一股兴起于20世纪的生态思潮在西方思想界日益波澜壮阔，而生态文学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支流。生态文学主要研讨和揭示自然与人的关系。全球生态危机的潜在威胁与现实威胁，促使人类的生存群体之一――文人作家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呼唤人类认识威胁，摆脱危机，走出困境。
而笔者认为，既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自古存在，那么生态思潮虽兴起于20世纪的欧美西方世界，中国生态思潮的真正兴起要比西方晚20年到30年；但生态思想与生态文学中西方自古皆有之，两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一、不同的文化地位
“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开整个文化语境是无法理解文学的。”[1]中西方生态文学都有着源远流长的思想根源，但中西方之间不同的文化基础却造成其思想根源所占的文化地位不同。
人类文化的源头主要包括三种：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贫瘠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有着丰富河流灌溉的平原，西语论文网站，商业文化则发源于岛屿、滨海地带。自然环境决定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形成文化类型。游牧、商业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农耕则是中国文化的基础。
前者由于内部资源不足，只好向外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因此，文化精神是流动的、进取的、冒险的，表现出强烈的“战胜与征服欲”，从而形成一种有强烈“对立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异族是“敌”与“我”的对立，对自然则是“天”与“人”的对立。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决定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必然不可能占据西方主流文化的位置。相反，以人类为中心，征服、控制、改造、利用自然的思想才是西方主流文化所奉行的。
而后者地形资源丰富，物产丰足茂盛，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稳定生活，需要家族人员世世代代齐心协力、持之以恒、踏踏实实的辛勤劳动，因此文化精神体现为平和而保守；但是农耕生活必须依赖气候和土壤，自己不能安排和控制，只能信任、忍耐和顺应自然的变化。因此，形成的是“和谐”“天人相应”“物我一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思想历来就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
二、不同的发展轨迹
虽然中西方生态思想都源远流长，但因占据的文化地位不同，从而导致各自生态思想的发展轨迹不同，进而导致各自生态文学的发展轨迹也大相径庭。
追溯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轨迹，绵延数千年，历经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18世纪才得以真正清晰。古希腊学者赫拉克利特强调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提出自然整体观念，但不是主流。古罗马时代，普林尼愤怒指责：“何时将是地球枯竭的尽头，人类的贪婪最终将渗透到何处！[2]”却只有孤独的回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泰莱西奥怒斥“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激烈抨击人们对大自然的粗暴[3]，但无力挽狂澜。18世纪才是西方生态思想有所发展的时期。思想家都宣扬“遵循自然”，出现了许多诸如“自然宗教”“自然道德”等与“自然”相关的术语。这一时期的卢梭是西方生态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卢梭的生态思想包括六个方面：①征服、控制自然批判；②欲望批判；③工业文明和科技批判；④生态正义观；⑤简单生活观；⑥回归自然观等[4]。他的思想作用了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作家们倡导回归自然，他们的著作赞美纯洁的儿童、质朴的人们和恬淡悠闲的田园生活。
与此相对应，西方的文学自古希腊神话以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母题――“与自然搏斗、征服自然”。如：英雄神话之《赫拉克勒斯》，“荷马史诗”之《奥德修斯》，此后出现大量此类主题的文学著作，如：《鲁滨逊漂流记》（笛福著）、《白鲸》（麦尔维尔著）、《荒野的呼唤》（杰克・伦敦著）、《老人与海》（海明威著）等。
而中国的生态思想自文化形态奠定之初便已然决定了其清晰的主流地位。
上古时期，中国的祖先在祈祷风调雨顺，期待五谷丰收之时，对滋生养育万物的大自然，除了敬畏崇拜，也充满感激赞美：“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易・上经・乾》），“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易・上经・坤》）。“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天地万物都由“乾”“坤”相生而成。这是中国自然哲学的发源，亦是中国生态思想的滥觞。
继之，道家对自然的理想化把对自然的依赖和爱慕表现到淋漓尽致。他们“把属于自然和属于人的东西严格区分，一个是自然的，另一个是人为的。自然令人快乐，人为给人痛苦[5]”。
老子是朴素的自然主义者，其主要观念“无为”是顺其自然、不强作妄为的意思[6]。他认为要遵循自然法则，不加干涉，顺其自然，“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五十一章》），“道”即万物的由来，“德”则是万物本性的依据。他强调寡欲，“……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十二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四十六章》）。把儿童的天真烂漫理想化，“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道德经・五十五章》）。
庄子进而发展为主张“天人合一”。他认为，“天”代表辽阔无垠的自然宇宙，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庄子・天道》），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与大自然本质上是一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他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大本大宗”，“大本大宗”即最根本、最主要。人类要了解、掌握、遵循自然规律，这样才能“天和”。“天和”是“人和”的前提，自然规律与道德准则是合一的，人的一切行为都应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 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科学史、宗教史、政治史、伦理史等诸多领域均产生了深远作用。
在文学艺术上，道家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见解，但他们追求心灵的自由流动，视自然为最高理想境界的思想深刻作用着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从古至今都喜欢把自然作为描写和抒情咏怀的主要对象，沉醉于天地自然之中悠闲自得、静寂自娱、清高自洁，体验着物我浑融的境界。
三、表现形式的不同
尽管国内外关于“生态文学”的界定众说纷纭，各有分歧，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不论中西方，生态文学主要研讨和揭示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但不同的文化体系孕育着不同的审美意趣，即意味着中西生态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西方主流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古希腊人认为“人同自然的划分是知识与智慧的起点”[7]，美是理性的。因此，西方美学以“摹仿”为主，如柏拉图所说“文艺是对现实的摹仿，现实是对理念的摹仿”，也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艺术摹仿的是现实，是现实世界的事物及其必然规律或内在本质”[8]。这种审美思想强调理性人为和量化微观，从而“再现”与“摹仿”一脉相承，成为西方文艺的主要特征，叙事成为西方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生态文学也不例外。如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叙写了能诗善画、热爱自然的青年维特在一个青山幽谷、晨曦暮霭的小山村里所经历的痛苦、憧憬和绝望的爱情。小说批判城市文明，在大自然寻找心灵的慰藉，热情赞美大自然的纯净和空灵之美：“是医治我这颗心的灵丹妙药；……真想变成一只金甲虫，到那馥郁的香海中去遨游一番，尽情地吸露吮蜜。[9]”
而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论语・里仁》讲：“里仁为美”，《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里的美是感性的，也与“善”紧密联系，大自然是最完美的，具有至高无上、无可言说的美。因此，中国“在审美上关注外物景致与人心情趣的浑然交融，天地万物之气韵与人之生命节律的深度契合”[10]。这种重感性、轻理性，重传神、轻描形，重缘情表现、轻写实再现的审美观，使得中国的文学艺术多写意抒情，少写实叙事。因而中国历来生态文学的表现形式主要以抒情诗词为主，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和咏物诗等。如唐代诗人王维，其笔下的大自然，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在静谧中呈现着宇宙生命的律动和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其诗《栾家濑》：“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诗人忘却了自我，自我转变成“秋雨”“跳波”“白鹭”，与大自然快乐地相与消融。这种忘我、快乐的精神境界正是生态文学所要表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思想主题。
综上所述，文化形态的不同造成文化地位的不同，不同的文化地位又导致发展轨迹的不同，不同的文化体系孕育着不同的审美文化，不同的审美文化决定了表现形式的不同。比较中西方文化，西方强调对“自然”的利用，中国则注重与“自然”的相生；西方文化以科学知识为本，中国文化则以生命伦理为本；西方文学擅用叙事表达“拯救自然”的主张，中国文学则擅用抒情阐发“热爱自然”的心声，这是中西方生态文学的同中之异。而异中之同是，不论中西方文化存在多大的异同，回归自然都是生态文学永恒的主题和梦想。它是为了表现自然对人的作用，揭示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警醒人对自然的破坏，呼唤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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