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梁山伯与祝英台”与英国“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都是叙述年轻男女相恋不能结合，最终自杀殉情这一共同母题。笔者把其重新置放于其诞生的文化土壤中进行多层面的探索和体察，从而对中西文化体系中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追根溯源，以解读文本中的悲剧人物受其作用在爱情的表达、对爱情的态度以及为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有何差异，期望对中西文化特质有所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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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题来源：它们均取自于本民族的民间爱情故事，后经剧作家之手的再创作成为纯殉情典型
“梁山伯与祝英台”最早出现在东晋，如果从它形诸文字的唐代张读《宣室志》中所记载的梁祝故事算起，记录、扩编梁祝故事的各种体裁的文学著作数不胜数。特别是被改编成戏曲上演以后，梁祝的形象活跃于不同剧种的舞台上经久不衰，成了传统剧目。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源于5世纪的希腊传奇，本为小说。1562年英国诗人亚瑟・布鲁克据此传说写成长篇叙事诗《罗密欧与朱丽叶哀史》，便传入英国，在欧洲大陆传播。莎士比亚根据这首长诗写成《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本。此剧从16世纪上演以来，被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搬上舞台，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受欢迎的一部。
二、基本情节：基本情节相似：一对青年男女自由相爱，但他们的爱情都潜伏着危机；男方向女方求婚遭拒绝；期间有好心人从中成全；女方家仍违背女意将她嫁与他人；一方死，另一方在其坟前为其殉情。
《梁山伯与祝英台》 中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杭州求学，途中偶遇也去求学的梁山伯，彼此互有好感，遂在草桥结拜金兰之好。三年同窗共读生活，使祝英台对梁山伯暗生情愫，可梁竟不知祝是女儿身。在“十八相送”中祝英台以巧妙的比喻，向梁暗示她的爱慕之情，但善良的梁山伯仍没识破祝的庐山真面目，形成爱情潜伏的危机。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女子要谨守闺范，男女授受不亲。结婚需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私订终身。祝英台曾托师母做媒，梁山伯父母向祝家提亲不成。祝父不顾女儿的反对硬是将其许配给马家，梁山伯为此怅然不乐，相思成疾而魂归西天。祝英台闻之后，到梁冢前失声哀恸，忽然冢裂，祝投而死。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一次假面舞会上一见钟情，彼此真诚相爱，可两家“累世的宿怨”让他们的结合不可能。劳伦斯神父暗中帮助这对恋人，无奈顽固的朱父硬要将女儿嫁与他人，朱丽叶假死被葬，罗密欧在其墓前服毒自尽，朱丽叶苏醒后见罗密欧身亡也举剑自刎。
三、思想题旨：两部悲剧讴歌了青年男女纯真美好、坚贞不渝的爱情，以及为爱情敢于冲破旧礼教的束缚，摒弃旧的婚姻观念，最后以死来抗争、捍卫神圣爱情。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祝英台拒不接受其父对她婚姻的摆布，不屈服有权势马家的逼婚，敢于私订终身，他们以叛逆的姿态反抗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奉“父母之命”婚姻制度，催发了那个时代个人婚姻意识和自决的权力。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朱不愿意由于上一辈的恩怨而放弃美好的感情，朱巧妙地应付了母亲的逼婚，与罗秘密结婚，实现了灵与肉的结合，从而消除了两家的仇恨。他们悲剧冲突的实质不是两个家族，而是两种社会道德力量：一种是残酷和复仇的封建精神，另一种是对自由恋爱的渴求。
尽管两部爱情悲剧有以上的不谋而合之处，但两部爱情悲剧滋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文化背景的异同性导致一个民族的恋爱方式和婚姻习俗的不同，折射出不同民族心理结构下的民族性格、人格意识、婚恋观。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在原初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某种应对生存条件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了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独特的看法，这些观念通过种族世代相袭、承传下来，深深地沉淀在民族文化心理中，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
中国文化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半封闭的大陆地势，丰沛的水资源，自给自足稳定的生活方式，养成了顺应性、适应性的民族心理，即被动接受、内向调适、避免冲突、追求天人合一、稳定和谐的性格特征。同时造成了汉民族严格而稳固的宗法伦理秩序，以血缘宗族传统为根基，个人严格自律，置家庭、家族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这就使得中华民族重视普遍伦理秩序的坚固、完整而忽视了个体的独立自主性。
西方文化的源头则是希腊文化。他们的文明从爱琴海周围的岛屿产生，西语论文网站，沟壑纵横，河流交错，土地贫瘠，致使农牧业收获有限。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进行物品交换和海上掠夺，发展商业和航海业。独立自主的商业贸易形成了希腊民族感情奔放、注重自我的性格特点。后来基督教在西方世界泛滥，它强调对上帝的绝对服从，主张抑肉伸灵，轻视现世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看重来世天国的幸福，这完全异于古希腊文化。二者经过几个世纪的碰撞与融合，演化成新形式的基督文化，以神权中心和来世主义为基本内容，实行禁欲主义。直到15世纪末爆发了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以人为本、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理性至上和人格全面发展为理想的“人文主义”，并得到充分肯定和发展。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化，又延续了这一基本属性，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扩张，不回避冲突，勇敢地迎接冲突。
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异同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上是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家庭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造就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千差万别：汉民族性格含蓄、深沉，重整体、尚人伦，有着依附人格意识；西方民族热情、奔放，追求俗生活、信奉爱情至上，有着极强的独立人格意识，正是这种文化心态的不同，使两部爱情悲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爱情的表达上、对爱情的态度及面对悲剧的抗争意识上异彩纷呈。
首先在对爱情的表达上。梁祝表达爱情隐蔽而又含蓄。女扮男装的祝英台虽深爱着梁山伯，同窗三年却始终羞于启齿，即将分手时才不得不将心事托付给师娘，在“十八里相送”时六次用语言曲折地表达她对梁的爱慕之情，并以此暗示梁。可是憨厚的梁山伯一点都不接受暗示，祝英台气得骂他是“呆头鹅”，却仍然不公开表达爱情，从而丧失了父亲指婚前明确两人爱情关系的良机。与他们不同的是罗朱二人是用最直接、最热情的语言来表达双方的爱情，其爱情炽热而又明确。罗密欧在舞会上一眼瞧见朱丽叶，西语论文范文，主动邀请朱丽叶跳舞。舞会散后，罗来到朱的窗前。朱丽叶月夜花园中的心灵独白，大胆而又热烈。
其次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梁祝对待爱情表现得清醒、理智和成熟。其爱情产生于朝夕相处，一起生活、学习过程中，这是一种纯真、持久的爱情；审慎、严肃而又现实的态度，是先相知后相爱的。而罗朱对待爱情可以说是狂热、无所顾忌的。他俩一见钟情，各自为对方的美貌所倾倒，是先相爱再相知的，典型的爱情至上主义者。
最后表现在捍卫爱情的行动上。梁祝“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是被动、极其可怜的，甚或采取‘忍’、‘让’的态度以缓和矛盾而最终换来自身爱情的悲剧”[1]。即使在自己的爱情留存的危急时刻，它们不是商量对策以求生路，而是不约而同地想到死。祝要梁将坟墓筑在马家娶亲花轿必经之地，并在墓碑上刻上他俩的名字。一对恋人宁肯为爱情憔悴而忧思成疾慢慢地死去，也不愿公开地为爱情决一死战。可罗朱为捍卫爱情是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斗争方式。罗杀死朱的表兄遭流放，朱派人送去她的指环安慰罗，以表她的诚意和决心。面对母亲的逼嫁，她一面巧妙应付，一面与罗秘密结婚，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偷偷地度过新婚之夜。为了保住自己的幸福，她不惜用撒谎、假死等手段。而罗密欧被爱情的火焰点燃后，一切行动变得无所顾忌。初识朱后，便冒着危险翻墙潜入朱家花园，向朱吐露爱慕之情；随后又大胆进入朱的闺房，与之分享爱情的幸福。可见罗朱为爱情所采取的行动是大胆又不惜代价的，具有一反到底的精神。
这种对爱情的表达、态度及面对悲剧的抗争意识上的不同，都是中西方剧作家依存各自的文化背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两部纯殉情文本中或深或浅地触及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直观地再现了本民族不同时代的生活习俗、精神风貌和宗教信仰，并在剧情安排、男女主人公的殉情方式和剧情结尾处作出了符合本民族审美心理需求的诠释。
总之，代表了中西民族的爱情悲剧无论从母题、素材来源、情节结构乃至表现主题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以叛逆声讨了旧礼教下的家长制和婚姻制度对年轻人追求自由恋爱和幸福的摧残、扼杀。但将其置放在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从更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挖掘，两部悲剧中男女主人在爱情的表达、对爱情的态度以及抗争意识却又全然不同，这是由其所依存文化体系的特质决定的。也正是基于这种实质的不同，两部爱情悲剧在凸现爱情悲剧凄美、悲壮的同时，闪射出中西方西方民族心理结构所特有的儒家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氛围和审美情趣。
参考文献：
[1] 陈爱敏：《文化视野中的中西方爱情悲剧》，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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