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变动的世界,越洋而来的外国商人、传教士悄悄渗入了中国的口岸,中国开始与西方各国交往。此时国家正处于变乱之际,而正是在这个乱世,一批外国人扮演了最初中外交往的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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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是这个舞台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他1827年4月10日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他的父亲是长老会牧师,17岁时丁韪良考入印第安那大学,后来又在新阿尔巴尼神学院学神学。他毕业的时候,英国已经靠着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各个国家的传教士都纷纷前往中国,希望“归化”这个古国的人民,丁韪良也志愿前往中国做传教士。但他所预料不到的是,这一来竟然就是66年。
奠定
中国“法”的基础
丁韪良最著名的工作,莫过于将《万国公法》翻译成中文。在他翻译这本书之前,中国人所了解的西措施律知识,只有林则徐请人翻译的瑞士著名国际法律家瓦特尔的《万国法》中一些章节。
自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后,便不断需要和西方诸国打交道,处理外交、商业、政治事务。西方国家要求甚多,以往中外交往的规矩在当时的局面下则变得处处掣肘。
1858年丁韪良曾经担当中美《天津条约》谈判翻译,1859年他陪同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前往华北与清政府谈判修约。在这两次与中国官员交往的过程中,他感觉由于中国人对国外法学一无所知,谈判往往漫长而没有结局,这无论对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是很有挫败感的,因此他萌生了为中国人翻译西措施律书籍的想法。
1862年在上海时,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万国公法》。之所以翻译这本书,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我认为这部著作可以对我自己的事业,以及中英这两个帝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作用。其实,局势对这种书的需求早已引起我的注意。”
1863年春,丁韪良的书已经译出了一些章节。他写信给当时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希望清政府能采用此书,蒲答应尽力帮助。同年6月,丁韪良抵达北京继续从事此书的翻译工作。由于清政府也认识到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例如派遣公使等都需要了解国际法,所以对丁韪良的这本译作十分支持,恭亲王还指派了四名高官为文字进行,书译完后,恭亲王专门拨银500两,将此书刊刻出版,分送给清政府中央、各省及五口涉外人员,作为对外交涉办案的依据,同时也作为总理衙门处理与西方外交事务的指导书。
这本书的译出,不但在中国人中引起了震动,也在来华西方人中引起了骚动。赫德、蒲安臣、普鲁斯等人支持丁韪良的翻译工作,他们认为,《万国公法》的翻译可以让中国人看看“西方国家也有‘道理’可讲,他们也是按照道理行事的,武力并非他们唯一法则”。而法国临时代办可士吉则极为反对,他甚至喊道:“这个家伙是谁?竟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招来无数麻烦的!”
不过可士吉担心得没错,此书在清政府与列强交往中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1864年《万国公法》译完不久,由于普鲁士与丹麦交战,普新任驻华公使在大沽口扣留丹麦船只,总理衙门便援引此书内容,拒绝卷入两国的纷争中,据此与普公使交涉,使之释放被扣的丹麦船只,并赔款1500英镑。
后来丁韪良又在同文馆学生的帮助下,翻译了一系列法学和外交书籍,包括《公法便览》、《公法会通》、《星轺指掌》等。曾纪泽、郭嵩焘、张德彝等外交使臣都借助这些作品,了解国家交往的规矩。
近代中国教育
在北京市东堂子胡同49号,有一扇貌不惊人的大门――这里就是京师同文馆的原址。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最初只是清廷应外交需要,训练翻译人员的机构。丁韪良曾在京师同文馆担任总教习长达五十多年。关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他可谓重要参与人之一。
丁韪良来华之前,便对教育很感兴趣。1863年他来到北京,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支持下,设立了一所名为“崇实馆”的学校。他希望在其中进行科学教育,但这所学校当时未能获得差会的重视,丁韪良再三提出要求增派师资,或在校内附设小型博物馆的计划,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失望之余,1869年11月,丁韪良在赫德的邀请下,进入同文馆担任总教习。
担任同文馆总教习后,丁韪良便期望以此为基础,完成他的教育梦,他力图用自己所懂得的西方知识改变同文馆。
当时同文馆正议设立天文算学馆,学洋语尚且为保守派所不容,更何况直接向洋人学习中国古老的天文和算学,因此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浮言四起,正途投考者寥寥”,加入同文馆的学生则受到读孔孟之书,作八股文章的那些学生的耻笑。
丁韪良帮助同文馆设立图书馆、天文台、印书馆、医学馆等,该图书馆也通过丁韪良与在华西人的良好关系获得不少书籍。比如1872年8月,法国使臣通过该国翻译官德微理亚送给同文馆一批书,共188本。到1895年,藏书阁存储“汉文经籍等书八百本,内新增五百本;洋文一千九百本,内新增二百本;汉文算学等书一千本”。
同文馆印书处的设立亦与丁韪良有关。在同文馆开办之前,北京已经有了一个属于美国公理会使团的印刷所,同文馆的试卷就是那里印刷的。文祥对活字印刷的精美和工序简便赞美不已,因此丁韪良将姜别利制作的一些活字送给他,在他的建议下,后来总理衙门通过赫德订购了印刷器材,为同文馆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
同文馆应丁韪良之建议,于1888年建立星台(观象台),此台高约5丈,顶盖可四面旋转,内设观察天象的仪器,同文馆教习时常率领学生登上星台,用仪器观测天象。
同文馆的电报技术和仪器也是丁韪良带来的。他首次回美国时曾专门到费城学习电报课程,并自己掏钱买了两套设备带到中国。进入同文馆后,为了使中国大臣了解电报的影响,他专门请总理衙门派官员来观看实验,但是派来的几位官员丝毫不感兴趣,一个翰林甚至轻蔑地说:“中国虽然没有电报,却已当了4000年的伟大帝国。”
丁韪良只好将发报机带到衙门去给大臣们亲自观看,但几位老大臣也并不重视,只将其当作一种有趣的玩意。他不禁评论道:“在文学方面他们是成人,而在科学方面,他们却仍然是孩子”。尽管如此,后来总理衙门还是逐渐地在实践中认识到电报的优势,开始使用之,并且让同文馆的学生负责收发、翻译电报。
在丁韪良执掌京师同文馆的26年中,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很多成为了清王朝的栋梁之材,其中包括光绪皇帝的两位英语教师――张德彝和沈铎,12位驻外全权大使:汪凤藻、庆常、张德彝、杨兆鏊、杨晟、杨枢、刘式训等。因为丁韪良的工作,1885年清廷特别擢赏他三品官衔,以表彰他“资格最深,馆课亦能勤慎”。1890年5月,丁韪良回美国休假之前,总理衙门竟破例接连数日为这位洋人设宴饯行。
1898年,丁韪良从美国休假结束,重回中国后,又担任过清廷在维新运动时期所设立的京师大学堂的西人总教习,1903年并在张之洞所办济美学堂中担任总教习并兼仕学院讲友。
此时,洋人担任中国学校教习乃至总教习的并不少,而丁韪良任职时间之长,之早,学校的重要性之大,却是他人无法比肩的。
介绍中国文化
当时的中国正在衰落中,很多西方人对其印象并不好,他们不理解中国的文明,不理解中国人的处事方式。而丁韪良则是其中比较少见的,对中国的历史、文明、未来充满了热情和欣赏的一个人,他理解这个古老国家的伟大之处,他在自己介绍中国的书中,热情洋溢地向西方同僚们赞扬中国在诗歌、文学上的造诣;他称赞中国的考试制度,认为西方应该学习中国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并且承认西方在过去曾经在科学和技术上向中国借鉴过很多。
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充满惰性,缺乏变革思想,针对这一观点,他辩解道:因为中国成长于深厚的古代基础之上,又对自己的伟大文明如此了解,其惯性是反对变革的,因此在中国各种变革,政治的、宗教的或者思想上的,都是缓慢到达的。比起一些西方国家的变革,它如同太阳系外围的大行星,变化很慢,而欧洲国家则如水星,每三个月就绕日一周。……伟大的时代的变革,包括一个瓦解的时代和一个重建的时代,通常要跨越三代人,而做准备的时间则要以世纪来计算。
关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丁韪良一直很乐观,他理解中国古老的文明,甚至常常为中国人辩护。他将中国人接受《万国公法》、建立同文馆一起看作中国进步的征兆。关于国外的一些负面评论,他也辩解道:“中国人不是拒绝电报和铁路,而是更进一步,希望自己建造。”他有时甚至过于乐观了,同时代的一些美国人,就指责丁韪良给了美国人一个错误的、中国在进步的印象。
丁韪良的作品在19世纪出版之时,曾经成为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他最著名的几本书――《花甲忆记》、《汉学菁华》屡次被重印,丁韪良的思想和观点又一次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1916年12月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他的葬礼举行了两场――一场中式,一场西式,此后他被葬在西直门外的传教士墓地中,与他的妻子葬在一起。作为一个在中外交流舞台上起过重要影响的交流者,他并没有留下太多照片,亦没有留下多少遗物――他的很多书籍和笔记,在义和团事件中被毁。■
(摘自《世界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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