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世界历史格局已发生重大改变，这种改变不是突然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早在15世纪西方因为文艺复兴就已经进入近代社会，西方经过近五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疯狂的殖民掠夺，积累了实力和战争经验。15世纪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欧洲进入近代社会，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发生了一场资本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资产阶级夺取了封建贵族和宗教势力对国家的统治权，科技和工业革命带动了西方社会经济的繁荣。18世纪下半叶以法国大革命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近代工业社会的技术变革，强大的西方国家逐步确立起对世界的征服和统治。19世纪下半叶西方资产阶级和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民主思想深入人心，美术革命一浪高过一浪。而中国自南宋以来的程朱理学使儒学与政治结合，建立了完整的封建统治制度，深得皇帝及其拥护者的支持，实质上延续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的封建社会完成了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但是封建统治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三纲五常”式的规范行为致使思想僵化，文人执政脱离实际和陷入空谈，特务监视和文字狱束缚了一切改革的动机和行为。随着中英鸦片战争爆发，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打开，西方列强蜂拥而至，中国封建统治的弊端毫不遮蔽地暴露出来，统治者垂死挣扎，反抗者殊死搏斗，中国处于一个政权摇摇欲坠、分崩离析时代。中国的近代社会才刚刚开始，西方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只有鸦片和枪炮，还带来了科学、文化和宗教等。在19世纪中叶两者开始近距离碰撞，西方文化艺术处于攻势，而中国文化艺术处于守势，要求学习和变革之声日趋强烈。中国近200年的封建积弊，文化中庸保守，以文人画为代表的传统美术泥古不化。19世纪下半叶香港、上海、广州等地方被迫割让或开放，西班牙语论文，新的思想和文化开始进入，从此封建统治开始动摇，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动，部分人开始接受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冲破腐朽、落后、陈旧的保守势力，文化思潮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保守与变革自然而然也就成为近代中国美术的主旋律。清朝政府的腐败，使得美术变革停滞不前，不再有光芒。宫廷山水画和花鸟画已经专情于已与走向衰落的的文人正统绘画合流，而文人绘画则染上了摹古之气，缺乏活力。但在上海、广州等地，受商业经济和文化作用明显，慢慢走上了美术变革之路，逐渐创新了亘古不变的中国美术。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19世纪下半叶中西方都有保守与求新的冲突，但西方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中国却是被动的。早在18世纪的欧洲就对中国的艺术品充满着好奇，洛可可主义美术就有表现东方情趣的著作。19世纪随着在亚洲的殖民深入，西语毕业论文，西方也开始对东方艺术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喜爱，在安格尔（1780-1867）的新古典主义油画中就反复出现了中国的器物和装饰，马奈（1832-1883）等人的画中也有中国屏风的山水和花鸟的描绘，中国的扇子和瓷器成为风靡欧美的商品，当时欧洲的社会、科学和文化已经非常开放，法国巴黎迅速成为西方美术的中心，如同15世纪的佛罗伦萨一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光芒。在19世纪头几十年浪漫主义运动成为了席卷欧美的汹涌澎湃的文艺大潮，新古典主义则成为保守的象征。浪漫主义美术大师德拉克洛瓦（1798-1863）强调个性的表现，主张创作的自由和想象，同古典美术崇尚严谨的形式和理性的再现形成了鲜明对照。英国透纳（1775-1851）与康斯太勃尔（1776-1837）的光亮而富有表现力的风景画对法国的印象主义美术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影响，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1819-1877）大刀阔斧地肆意表现突出了美术材料的艺术语言彻底激发了印象主义画家的灵感。最初也是因为一批不满学院派美术束缚的画家，以柯罗（1796-1875年）、卢梭（1844-1910年）为代表的画家们聚集在枫丹白露森林附近的村子里潜心创作。不久之后，主张绘画革命的印象主义画家更是直接户外写生，莫奈（1840-1926年）、西斯莱（1839-1899年）、毕沙罗（1831-1903年）描绘出大自然在阳光下的真实画面，在瞬间抓住对生活和自然的情感。西方的科技为美术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例如19世纪50年代德国的光学家海尔谟荷兹（1821-1894年）所著《色调的感觉》、法国化学家谢弗尔（1786-1889年）写的《论色彩的对比的法则》等。西方美术新的实践与理论条件业已成熟，促使印象主义画家掀起了美术革命的大旗。成立于1848年的拉斐尔前派反对学院派传统和肤浅的美术，亨特（1827-1910）和罗塞蒂（1828-1882）认为美术应具有在拉斐尔之前的现实风格和思想内容，启发社会批判的影响。以法国画家的保罗・塞尚（1839-906）、高更（1848―1903）和荷兰画家文森特・凡高（1850-1890）为代表的后印象主义美术，以及乔治・修拉（1859-1891）为代表的新印象主义美术直接把西方美术带入到现代主义。他们分别作用了20世纪上半叶的立体主义、综合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美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方美术流派众多，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西方美术也终于摆脱了自文艺复兴时期确立的、延续数百年之久的古典传统的束缚，开始踏上现代之路。
西方近代美术对中国的作用开始于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带来了西方的宗教画印刷品，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1688-1766）1715来到中国成为宫廷画家，他充分利用西方美术写实的技巧，使中国绘画有了立体感。1825年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1774-1852）定居中国澳门，为中西方美术的交流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这些不速之客丝毫没有改变中国美术的整体面貌，直到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美术始终还是以董其昌（1555-1636）“师法古人”的千古遗训为宗旨，千篇一律，摹古之风盛行。相比之下上海、广州等新兴的商业城市，随着新的思想和文化进人，美术呈现出难得的新面貌。随着海禁政策的打破，上海逐步取代了18世纪以来扬州的美术中心地位，成为商业艺术的中心，众多的画家在上海聚集，被人们统称为“海上画派”简称“海派”，海派的绘画继承了“扬州画派”的世俗化特点，主要体现出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代表了商业经济下文化的新观念和新思想。早期海派代表画家赵之谦（1829-1884）明显受到金石艺术和书法的作用，不拘泥于传统文人画的作用，色彩浓郁、风格独特。虚谷（1824-1896）的花鸟虫鱼采用独到的笔墨表现出个性化的艺术语言。“海上三任”的任熊（1823-1857）、任薰（1835-1893）和任颐（1840-1895）注重色彩的表达，追求雅俗共赏的大众口味，笔墨粗略朴实，呈现出民间画法的气息。孕育出吴昌硕（1844-1927）等一批别具一格的画家。早在1553年葡萄牙就占领了澳门，自晚清以来，随着海禁的宽松，广东的海上贸易逐渐繁荣起来，特别是香港割让以后广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广州成为“开风气之先”的都市之一。以居巢（1811-1865）、居廉（1828-1904）为代表的广东地区画家注重写生，追求自然的真实，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对20世纪初重视写生并着力改造中国画的“岭南画派”产生了直接作用，中国美术开始走中西合璧的融合路线，代表着中国美术新的发展方向。19世纪下半叶以海派和岭南画派为代表的变革美术是中国传统美术走向近现代美术的分水岭，对中国美术的变革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总体而言，中国绘画流派相比西方来说少得可怜，创新的力量和风格只局限在思想较活跃的小范围地区，由于中国近代美术自身趋于守旧和墨守成规，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传统中国美术根深蒂固的形式和内容，整体风格趋于保守。
（责任编辑：杨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