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梅里科·卡斯特罗继而提出,对于《堂吉诃德》的独特性,不应从抽象的欧洲历史脉络中、而只能从本国具体时空中寻求答案。1957年,他了《走近塞万提斯》[6],从此,塞万提斯探讨的触角伸进了讳莫如深的西班牙真实历史,《堂吉诃德》嬉笑怒骂脸孔背后的巨大背景浮出水面。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没有时代、舆论和群体支持的情况下,凭个人敏感,单枪匹马突破了塞万提斯学领域的盖棺定论。但他过早去世,没有来得及充分论证自己的颠覆性观点。1967年,西班牙诗人兼评论家比森特·高斯(1919—1980)注释详尽的3卷本《堂吉诃德》出版。他客观引用了百家诸说,注释篇幅接近原著,使这个版本类似一部“塞万提斯学”小百科。 高斯态度审慎,但仍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请读者注意,《堂吉诃德》的作者很可能是‘新基督徒’(即被迫改信天主教的原穆斯林或犹太教徒)。”[7]高斯还提出,“《堂吉诃德》中没有一处是随意的、无心的和偶然的。”⑤绝不能停留在塞万提斯的表面文字叙述,塞万提斯通过隐秘的细节和精湛的讽刺笔法表现了思想的巨大连贯性;所以,坊间印行的仅留故事梗概的儿童简写本《堂吉诃德》,其实在粗疏的缩写中删去的是隐在字里行间的声音。更广阔的新视野要等待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非殖民化时代。佛朗哥独裁政权曾承接卡斯蒂利亚(Castilla,指以马德里为核心的中部高原西班牙主体文化)中央政权的大一统思想,对天主教系统内部的巴斯克、加泰洛尼亚(指具有独立语言、文字系统和文化传统的País Vasco, Catalu a地区)等非主体文化百般压制,更何况讨论涉及异教伊斯兰和犹太的历史问题。 1975年,佛朗哥独裁统治结束,西班牙思想解禁,出现了对本国伊斯兰文明史的正视、对西班牙中世纪驱逐摩尔人(狭义的摩尔人指北非居民柏柏尔人,但是,人们历来习惯于把中世纪西班牙和西北非洲的穆斯林都叫做摩尔人)及犹太人国策的反省、以及对东—西方文明关系的重新思考。这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的思路已获得了世界范围内“后殖民批判”思潮的支持,更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外来移民潮(尤其是摩洛哥的穆斯林移民)的刺激。伴随着“我们是谁”这一历史幽灵的再次出现,塞万提斯学和《堂吉诃德》论掀开了新的一页。1989年,法国思想家罗歇·加罗迪(1913—)的《堂吉诃德:化作生命的诗》[8]出版。作者认为,塞万提斯是一个在专制时代选择了多元文化立场、颂扬“三文化共存”体现的人道主义普遍价值的作家。罗歇·加罗迪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堂吉诃德》的现时性:他认为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乃生于一个时代的开始,而我们正身处这个时代的尾声。这个时代就，西语论文网站，西语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