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女权主义理论应用到西班牙文学创作中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Spanish novels written by women are now in the most prosperous stage. The feminine figures they depict are representative and varied. These women characters reflect the progress of times, opening-up of society, women’s liberal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feminine personages created by masculine writers. A great disparity exists in values, conceptions and writing techniques between women and men novelists.
Key words: Spain; feminine novel; feminine figure
摘 要: 西班牙当代女性小说正处于历史上最繁荣的创作时期,著作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多样性和代表性,体现出时代的进步、西班牙语论文社会的开放、妇女的自由和独立。这些女性人物与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反映了男女作家在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异同以及创作手法的不同。
关键词: 西班牙; 女性小说; 女性形象
西班牙从来不乏优秀的女作家,她们大多数来自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从事新闻、出版、文化和教育工作,文学创作是她们的第二职业。作为作家,她们毫不回避身为女性这一事实,相反,她们通过文学创作寻找自我的定位,表达女权主义思想。这些女作家对西班牙妇女在社会上的处境和地位十分敏感,对自身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持抗议立场,对传统的爱情和婚姻观念提出质疑。她们的著作一般以揭示女性的内心情感和困惑、描写置身社会生活之外的女性命运为主。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传统的禁忌和神话,颠覆男性对待性别角色和性生活的立场。女同性恋作为对异性恋的颠覆和补充,在女性小说中得到了肯定。
西班牙女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十分丰富,这些人物经历了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彼此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在她们身上往往能清晰地看到作家本人的身影(人物素材大多源自女作家的个人经历和体验),因而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代表性和象征性。略论这些女性形象的演变可以让我们感性地了解西班牙妇女的成长过程、社会角色的转变以及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
1.“怪女孩”:从沉默到掌握话语
战后西班牙第一代女作家(20世纪40—60年代)的著作大多具有自传倾向,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都呈现相似的性格,是一些独立、孤独、在精神或肉体上与家庭分离的少女。母亲或不在,或远离,甚至已去世,对女儿的作用甚微。这些少女蔑视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原则,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许多时候并不清楚该往哪个方向走。她们意识到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不公平和陈规旧习,她们的生存发展摇摆于反抗和出走之间”。(Ruiz Guerrero, 1997:162-163)西班牙评论界把这类女性称为“怪女孩”。
西班牙“怪女孩”形象的先驱是女作家卡门•拉弗雷特(Carmen Laforet)在其处女作《一无所有》(1944)中塑造的女主人公安德雷娅。她在内战结束后去巴塞罗那求学,结识了男友赫拉尔多。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安德雷娅希望拥有自己的声音,却不得不保持沉默,或者说被男性的声音所压制:“赫拉尔多说得这么多……他侃侃而谈,像一本书似的”,安德雷娅只能“在他身边默默地走着”。(Laforet, 1969: 142)她被剥夺了话语权,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促使安德雷娅与男友分手,她选择去马德里继续自己的个人奋斗,做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当安德雷娅摆脱赫拉尔多以及他所强加的文本时--—这个人说话时不断地引用他所读过的书--—,她象征性地摆脱了他人话语的压迫。当安德雷娅要求获得自主发言的权利时,她为下一代女性准备了平台,以便她们能够获取自己的独立话语。”(Zavala, 1998: 227-228)
《一无所有》与20世纪40年代的“玫瑰小说”不同,它创造了一个自尊、自爱、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从而打破了战后西班牙文坛的凋零和沉寂,并因此荣获第一届“纳达尔小说奖”(西班牙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50年代又有5位女作家荣膺此奖,形成了西班牙当代女性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同时女性人物开始发生变化,她们不再沉默,如在卡门•库特姿(Carmen Kurtz)的小说《在水下入睡》(1954)中,主人公比拉尔对自己身为家庭主妇呐喊道:“这份活是愚蠢的,徒劳无益的。整天谈论锅碗瓢盆,我忘了倾听自己的思想。这些女人是幸福的,因为她们变得粗野。我不愿失去理智。我更愿意受苦。不管怎样,受苦是把内心的情感高尚地外化。我要永远反抗。我现在跟你说这些不是因为存在希望,而是要反抗。这种生活像道德的监狱,即使粉身碎骨也要逃离它。我永远不会放弃逃脱的想法。”(Kurtz, 1954: 58)
另一方面,许多女性通过写作,用女性语言来抒发内心情感,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与体验,获得与他人及外部世界的交流。她们在写作上注重细节的描写,与口头叙事传统保持密切联系。在题材上偏爱探究内心世界、自我略论、回归童年,从而揭示封闭的家庭环境对女性成长的重要作用。与之相呼应,这些女性小说大多为日记体、书信或回忆录,如埃莱娜•索里亚诺(Elena Soriano)的《疯子的海滩》(1955)就是以书信的形式,由女主人公写给分离20年、下落不明的男友的一封长信。在这封没有目的地的信中,人到中年的女主人公回忆年轻时代与男友短暂而甜蜜的爱情,她后悔当初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爱情的怀抱,如今一切都无可挽回。
西班牙第二代女作家(20世纪70—80年代)在题材和风格上都与前辈产生了较大分歧。尽管两代人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承受着孤独,甚至精神失常,都偏爱回忆和写作,但新一代女性人物不再关注社会变革或抗议社会的不公,只关心个人隐私和个体反抗。她们感兴趣的是寻找自己生活不幸的根源,对传统女性模式持排斥和挑战的态度。可以说西班牙女性人物经历了从战后关心社会到只关心自我的过程。
在蒙塞拉特•罗伊格(Montserrat Roig)的《紫色时刻》(1980)中,女性人物就是通过写作唤起自我意识的。小说用“艺术赋予生活以秩序”这句格言为开场白,主人公娜塔丽娅公开表示:“我觉得有必要用话语来拯救所有那些被历史,大历史,即男人的历史弄得不确切、被谴责或理想化了的东西”。(Roig, 1980: 17)她开始用自己的话语记录个人历史,并积累成一部手稿。与女友作家诺尔玛(即罗伊格的化身)及阿格内丝相遇后,娜塔丽娅委托前者把自己的手稿改编成小说。于是,三位女性人物的生活经历获得了小说化的发展:娜塔丽娅的第一人称叙述与诺尔玛、阿格内丝的第三人称叙述交替推动故事情节的展开。在创作过程中,作家进一步揭示了解放了的妇女自己的弱点,而传统的小女人(即只想当好妻子)则渐渐获得了力量,她们用女性语言书写自己的历史。
卡门•马丁•盖特(CarmenMartín Gaite)的《可变的阴云》(1992)描写了两位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中年妇女的心路历程:她们都出生于上流社会,一个是失意的妻子,另一个是独立的职业女性。她们在人生的某一关键时刻相遇,感到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生活,于是选择写作作为互相交流的工具:索菲娅写日记,玛里娅娜写信。她们在写作中整理自己的思想,拼写出各自破碎的生存状态。写作成为她们揭示自我、内心反思和向外倾诉的工具。
洛德斯•奥尔蒂斯(Lourdes Ortiz)的《乌拉卡》(1982)则从女权主义角度为乌拉卡女王(1080—1126)树碑立传,被评论界视为西班牙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这位颇具争议并被官方冷落的女王一生充满戏剧性和悲剧性。乌拉卡从父亲手中继承了王位,在位期间与儿子阿方索七世及第二任丈夫阿方索一世为王位而争斗,丈，西语论文，西语毕业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