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段的译介者对西班牙文学译介重心的转移的梳理
摘 要: 通过对现代汉译文学探讨视域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西班牙汉译文学的梳理,呈现西班牙译介文学的汉语化命运--—从重视思想内容到关注形式特征再到表现战争心境三个不同的阶段,论文为进一步挖掘现代西班牙汉译文学的特质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关键词: 西班牙汉译文学; 翻译文学; 战争心境
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和融合,中国现代文学无疑受到了外国文学的重大作用,在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 20世纪中国文学逐步实现了其现代性历程。故关于翻译文学的重视不仅关乎对外国文学译介的探讨,同时关于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整个现代文学的资源上有很大的帮助。
在对待西方文学资源的问题上,长久以来的探讨和介绍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对欧美强国文学的介绍;对俄日文学的介绍;对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的介绍。这种划分基本上涵盖了西方文学的翻译概况。
而关于一些国家(如南欧的一些国家)却无法简单地归入这种宏观概括中,它们既非所谓的文化强势国家,也并非始终处于文化的末流,它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但却在现代逐渐没落,和中国类似,在20世纪初它们也不断地寻求民族振兴的出路。对此类国家在现代中国的译介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后,我选取西班牙文学作为其中的样本进行略论。西班牙虽然隶属欧洲,但却经历了逐渐走向衰落的民族历史,其作家希图变革以摆脱落后地位的渴望,其著作中对旧式国家的猛烈批判、对现代性的渴求、对战争的控诉等都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相似的心理指归。中国文学译介者在对西班牙文学的译介中,除了关注译介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政治功能等,如何通过对其著作的译介实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纵观西班牙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概况可以看到20世纪西班牙文学是其在现代中国译介的重点,故对现代西班牙汉译文学的梳理关于了解及全面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接受的外国文学资源有重要意义。不同译介者群体在不同时段的文学译介活动中表现出的相异的译介策略,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在对待和借鉴与自己民族经历相似的外国文学资源上的暧昧态度。本论文意图通过对不同时段的译介者对西班牙文学译介重心的转移的梳理和略论,来展现译介者(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历程的设计者和参与者)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从《现代文学总书目》和《民国期间总书目》中的统计可看出西班牙文学虽并非现代文学译介的中心和主流,但在现代对其文学的翻译却从未中断过,由于其特殊的国情,西班牙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出现过几次高潮,甚至一度成为现代文学家的关注点。从时间上可将这几次高潮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第一个十年的译介(1917-1927)
1917年, 22岁的周瘦鹃编译47篇外国短篇小说成书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这套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的三卷本小说集介绍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国家的著作,得到了鲁迅先生的盛赞:“凡欧美47家作品,国别计十有四,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人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1]并称其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尚未来临之时,如此集中的对欧美名家短篇小说的译介在诸多方面开了风气之先,最早的对于西班牙文学的译介也可追溯至此,此书收录佛尔苔著的《碧水双鸳》,题目尽现鸳鸯蝴蝶派意味,而触动鲁迅先生的原因则是由于对南欧文学的集中译介引发了他对弱小民族国家文学译介的兴趣。
几乎与此同时,曾朴、曾虚白父子于1917年结集出版《欧美小说》,虽然此书并未如周书那样引起重视,但其中翻译的《考戴惹,再见!》一文则充斥着对现代性的排拒,城、乡、家的关系首次被提上日程,小说讲述西班牙经济的凋敝,物价猛跌以至必须卖掉考戴惹这条牛,戴的两位牛朋友十分不舍。文章角度十分新奇,用牛的视角来观察生活、世界的变化,以火车和电线杆为重要的载体展现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描述了牛的无以适从到逐步适应并习惯这种新生活的变化。小说最终将这悲剧归结为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弊端,认为火车的通过使得它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牛棚,赶走了以往的安闲与惬意。此篇短篇小说由曾虚白翻译,对旧式生活的迷恋之情主宰了小说的主要情感基调,十分符合曾当时的遗少心境,其中对新生活的适应也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新趋势。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西班牙文学已经进入译介者的视野,但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译介者并未自觉对西班牙文学进行身份定位上的考虑。这些小说在这些书目选集中的出现仅仅是由于转译书籍的选目限制,被选编入书后也并未产生振聋发聩之作用。但由于《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作用力,并不排除西班牙文学引起部分读者的兴趣。可以确定的是,1917年鲁迅先生教育部颁奖词后,西班牙文学被正式定义为弱小民族国家文学。这一定义贯穿了整个现代阶段,无论之后翻译的文学涉及到何种题材,何种体式,始终未跳出这一定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西班牙汉译文学在译介中仅止以一种单一的形态出现,从整个现代文学中的译介来看,对西班牙文学的译介也随着译介者群体的不同而出现了模糊甚至相悖的译介倾向,因而呈现出丰富、多样、成阶段性递变的特征。
第一个十年对西班牙文学的介绍集中于对被称作“九八年一代”的介绍。1898年美国为争夺古巴而发动同西班牙的战争,同年2月20日,西班牙将关岛割让给美国作为战争的赔偿。因此1898年又被称为西班牙的灾难之年。与此同时,西班牙出现了忧国忧民的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巴罗哈、皮康、阿左林、乌纳木诺等被称作“九八一代”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大多立足现实,揭露现实的黑暗,抒发内心的不满。“九八一代”的作家是西班牙汉译文学中介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涉及面最宽的作家群,小说家、戏剧家乃至批评家的著作均有译介。1923年,沈雁冰在《小说月报》上《西班牙现代作家巴洛伽》一文,介绍巴罗哈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破坏精神和反传统主义。此文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被称作“九八一代”的作家群,描述了美西战争给西班牙作家带来的心理创伤性记忆。而对巴洛伽著作的评述也与中国国情相对照,“在我们中国,因为他的强烈的求生的意志,他的艺术观,他的关于传统主义的反抗,都可以唤醒我们的青年,我们不要贪麻醉,吸吗啡,叫我们不要借文艺为慰安而自杀民族的活力,所以重要!”[2]茅盾对巴罗哈著作中表现出的强烈的现实性和反传统性给予肯定,这也非常符合五四时期强烈的现实干预情感。《小说月报》曾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著作,并出了“弱小民族专号”。这份杂志对当时活跃于西班牙文坛的现实主义作家给予了全面的展示,“九八一代”作家在此集体粉墨登场,巴罗哈、皮康、阿左林、乌纳木诺等作家的著作都在这里得以展示,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这些作家的著作得以译介,赵景深等曾在“现代文坛杂话”专栏中对西班牙文学有着共时性的介绍。①无论是作家著作译介还是共时性的评论,此时都把重点放在了西班牙文学强烈的写实性上,同时,对西班牙作家以写作身份介入革命中也大为称赞并有所借鉴。主宰了一代文坛的“九八一代”作家无论是从经历还是创作实践上都给予中国作家很大的启示,所带来的共鸣贯穿了整个现代文学的时段,也基本上形成了大众普遍的对于西班牙汉译文学的印象--—现实主义。
对著作思想内容的强调作为译介的基调贯穿第一个十年的译坛。“九八一代”作家在西班牙又被称作共和国一代作家,他们多为国家衰落而相互奔走,希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民族新的振兴,在著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于是成为了这一时期译介的中心。而除了被称作“九八一代”的作家之外,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伊巴涅斯也成为这一时期被关注的焦点。与西班牙其他作家相比较,伊巴涅斯著作的译介在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相对比较集中,“伊巴涅斯在中国是时常被谈起的”[3]。而在1924、1925年间,“上海至少一两万人,是知道伊涅斯的”[4]。关于伊巴涅斯的介绍可追溯至新文化运动初期,对外国文学的引进贡献最大的当数林译和周译小说两派,而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尚未结集出版之时曾于1920-1921年间翻译外国小说并结集出版《现代小说译丛》,其中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伊巴涅斯的《意外的利益》,在序言中,周曾这样写道:“我们生活的传奇时代--—青年期--—很受了本国的革命思想的冲击,我们现在虽然几乎忘却民报上的文章,但那总同情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与民族，西语论文网站，西语论文范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