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拉伯语、自我与认同:冲突与移置探讨》从语言视角解读当代阿拉伯政治与社会[阿拉伯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阿拉伯语论文 责任编辑:艾米尔更新时间:2017-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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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语、自我与认同:冲突与移置探讨》一书,围绕阿拉伯语的象征功用,对当代阿拉伯社会与海外阿拉伯移民社群的思想与心态变迁进行了细致略论,从阿拉伯知识分子的视角探析阿拉伯政治社会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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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裔英国学者亚希尔·苏莱曼(Yasir Suleiman)最近出版的新书《阿拉伯语、自我与认同:冲突与移置探讨》(Arabic, Self and Identity: A Study in Conflict and Displacement,以下简称《冲突与移置》)围绕阿拉伯语的象征功用对当代阿拉伯社会与海外阿拉伯移民社群的思想与心态变迁进行了细致略论,是一部从语言和文化视角解读当代阿拉伯政治与社会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
  近期的阿拉伯政治探讨主要侧重于对政治活动进行结构和因果略论,鲜有对语言政治属性的关注。苏莱曼试图通过《冲突与移置》打破学科偏见与壁垒,对阿拉伯语的象征功用及其政治效应进行合理的定性探讨。
  《冲突与移置》涉及了现当代阿拉伯社会与政治变迁的诸多方面,反映了语言的象征功用在阿拉伯政治生活中的丰富表现,主要通过阿拉伯语同阿拉伯世界的内部矛盾、对外冲突和社会变革的三个层面做出论述,并比较了移居海外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与阿拉伯语相关的个人经历或态度,略论他们对阿拉伯语采取不同立场的原因。
  其一,阿拉伯语与阿拉伯世界的内部矛盾。
  苏莱曼重点讨论了阿拉伯世界所存在的标准语和方言这两大语言变体,同泛阿拉伯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阿拉伯集体认同之间的对应关系。
  对穆斯林而言,阿拉伯语标准语是真主降示《古兰经》时所用的语言。对阿拉伯人来说,标准语是古代阿拉伯游牧人智慧的象征,也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遗产的载体。由于这种宗教和民族的双重属性,标准语被阿拉伯人认为是连接各阿拉伯国家和全世界穆斯林群体的主要纽带。因此,重视并使用标准语往往带有同情或肯定泛阿拉伯认同的象征意义。苏莱曼用自己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在2004年至2017年间,他本人在集训阿拉伯各国教师时,坚持使用一种不带方言发音特性的现代标准语,阿拉伯语论文,并刻意隐瞒自己的巴勒斯坦出身和在约旦的成长经历,使受训教师无法猜透他的背景。在书中,苏莱曼站在探讨者的角度对自己当时的行为作了仔细剖析。他提到,他对标准语的强调是出于他对泛阿拉伯主义在当代阿拉伯政治中被日益边缘化这一近况的不满。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在进行政治决策时主要考虑本国的利益,而非作为整体的阿拉伯民族的利益。
  与之相对的是,方言则往往被用作压制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并彰显地域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元素。书中提到了埃及裔旅美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莱拉·艾哈迈德的主张:埃及人首先应该有埃及认同,埃及人有权利使用自己的母语—埃及方言。
  其二,阿拉伯语与阿拉伯世界的对外冲突。
  苏莱曼花了很大篇幅讨论了旅美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其自传《格格不入》(Out of Place)中,所描述的他个人同阿拉伯语和英语之间的纠葛关系。他少年时代在埃及上学时,阿拉伯语毕业论文,曾饱受学习阿语标准语的煎熬,在流亡海外多年之后,萨义德逐渐开始向阿拉伯语回归。
  书中认为,1967年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失利,对整个阿拉伯社会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创伤。关于萨义德这样流亡海外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而言,回归阿拉伯语是一种在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境遇下固守自己民族身份与认同的方式。
  就全球化而言,苏莱曼也指出,英语已渗透到阿语世界的各个角落,在不少阿拉伯人心目中,英语往往同进步、财富和高贵联系在一起,而阿拉伯语则代表了落后、贫穷和低人一等。
  其三,阿拉伯语与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变革。
  阿拉伯语的象征性功用在诸如女性解放、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等社会变革问题上也有丰富体现。苏莱曼在书中提到,莱拉·艾哈迈德认为,在穆斯林社会,解释与传承伊斯兰教经典的话语权往往为男性的宗教学者所掌握。
  标准语和方言之间的矛盾不仅仅被用来凸显两种认同之间的冲突,也被用来推动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变革。
  埃及裔旅法律者穆斯塔法·萨法沃恩的态度就是一个例子。他认为,标准语精英色彩强烈,不易为普通百姓所掌握,因而成了特权阶级的语言。而方言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只有使用方言才能使这些阶层获得政治话语权,才能推动中东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自一战结束后,基于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显现,先前被宏大意识形态所压制的地域、民族、宗派、部落、性别和阶层间矛盾纷纷涌现并被政治化,社群与派别的利益成为阿拉伯世界局部政治和军事冲突的重要因素。《冲突与移置》从语言意识形态入手,对阿拉伯世界纷繁复杂的“认同政治”进行了一个初步梳理,给未来的相关探讨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思路。
  当然,作为一部以主观、定性略论措施为主的作品,《冲突与移置》面临着一个措施论上的软肋,即探讨者的政治立场与偏见无法避免。苏莱曼对此非常清醒,他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用“自我民族志”的措施深刻剖析了自己在阿拉伯语和民族认同问题上的立场,让读者在阅读他对其他观点、立场和语言现象的略论时能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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