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拉伯舆情指数（2017）是阿拉伯探讨与政策略论中心实施的阿拉伯国家首个大型、综合性舆情调查的报告，从阿拉伯民众总体状况、“阿拉伯之春”、民主问题、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度、宗教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影响、阿拉伯民族问题等六方面量化展现了受调查者的态度。本文选择其中对于“阿拉伯之春”的部分进行解读，并考察了阿拉伯媒体对阿拉伯舆情指数的态度。此外，本文还对阿拉伯舆情指数的意义和不足做了评析，提出了部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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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阿拉伯舆情指数；阿拉伯政策探讨中心；“阿拉伯之春”
文章编号：1673—5161（2017）01—0107—14 中图分类号：G206 献标码：A
舆情是“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舆情机制是国家决策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舆情汇集和略论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2017年3月，位于卡塔尔多哈的阿拉伯探讨与政策略论中心（ACRPS，以下简称政研中心）发布了阿拉伯首份大型综合性舆情报告--阿拉伯舆情指数（2017）。该机构作为阿拉伯世界重要的人文社科探讨中心和思想库，建立初衷是它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在所谓的“中东探讨”领域居于“类似霸权的地位”，“美国根据自己的公共政策需要和利益需要，设定探讨课题……其探讨结果往往简单化、功利性和具有选择性，甚至更改事实，”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缺少高水平探讨机构，阿拉伯新闻和政治人士往往依赖美国和西方那些自称阿拉伯穆斯林事务或所谓‘中东事务’专家们的略论”，因此，“迫切需要重新构建该领域的探讨措施，以阿拉伯国家的视角和阿拉伯国家的议程作创新探讨。”阿拉伯舆情指数（2017）就是该机构重点推出的一个实践性项目，在阿拉伯民调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也是阿拉伯民主化进程中的又一重要事件。
一、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及其成果
阿拉伯舆情指数（2017）是政研中心“阿拉伯舆情调查”科研项目的成果。项目实施的目的是要通过社会调查获得阿拉伯民众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重要问题的看法，为学者、决策者提供共享数据平台，让他们摆脱先前的模式化印象。项目的设想是从2017年开始，每年开展一期调查。本期调查覆盖12个阿拉伯国家，分别是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苏丹、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伊拉克、沙特和也门。调查报告的前言显示，选择这12个国家是因为：（1）具有地理上的代表性，从马格里布地区到所谓的阿拉伯东方，从阿拉伯半岛国家到尼罗河流域国家，均有列入；（2）人口上的代表性，受调查国家人口数量占阿拉伯国家总人口的85%；（3）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既有富足的国家，也有欠发达国家；（4）政体的代表性，既有共和制国家，也有君主制国家。抽样措施采取自加权多阶段整群抽样法，置信度在95%，抽样误差控制在±3.5%。样本数量达16173例。调查措施是通过与上述国家的相关科研机构合作，采用访谈法。调查时间区间为2017年2月至2017年7月（不同国家有异同）。访谈问卷设计于2017年年末，为了配合不期而至的“阿拉伯之春”，问卷又进行了重新设计。
首份阿拉伯舆情报告分6个部分，每部分由若干问题构成。据政研中心的网站显示，调查原先确定10个部分（生活满意度、政府在社会中的影响、政治参与、民主问题、媒体与信息源、安全稳定、国际关系、宗教与社会、身份问题、受调者个体信息），共250个问题，但经再三考虑决定在项目第一期只围绕6个部分展开。中心最终发布的舆情报告洋洋洒洒近百页，有直观的图表语言，还有对图表的初步解读。
第一部分是总体状况评估，具体问题包括：阿拉伯民众生活满意度、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安全满意度、国家政治形势满意度、国家经济形势满意度、民众政治关心程度等。第二部分对于阿拉伯之春，项目对突尼斯革命和埃及革命分别进行了调查。第三部分对于民主期待，主要涉及成为民主国家的条件和对阿拉伯国家民主程度的评估。第四部分对于政府机构，具体问题包括：对主要政府机构的信任度、对军队的信任度、对议会的信任度、对政府反腐决心的态度、司法平等问题等。第五部分对于宗教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第六部分是对于阿拉伯民族层面的一些问题，如对阿拉伯世界居民的定位、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对阿阿合作的看法、对阿拉伯世界威胁源的看法等。
政研中心还重点标示出了阿拉伯舆情指数（2017）中的核心民意，包括：1、多数民意支持民主政体；2、多数民意将自身描述为具有宗教信仰，但反对宗教人士介入国民的政治选择；3、71%的民意认为信不信教在自己的经济、社会和人际交往中无所谓；4、“阿拉伯之春”之前77%的民意信任所在国军队，47%的民意信任所在国政府，36%的民意信任所在国的议会；5、83%的民意认为腐败很普遍；6、仅19%的民意认为司法实践能做到人人平等；7、73%的民意认为以色列和美国是阿拉伯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8、51%的民意认为以色列是最大威胁，22%的人认为美国是最大威胁，5%的人认为伊朗是最大威胁，每个国家的统计结果有显著异同；9、84%的民意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全体阿拉伯人的问题，而不仅是巴勒斯坦人的问题：10、67%的民意认为阿阿合作远远不够；11、近3/4的民意支持阿拉伯国家间具有一体化性质的互补性举措；12、近3/4的民意支持取消阿拉伯国民的旅游限制，实现阿拉伯产品的自由流动，支持建立阿拉伯武装部队，建立统一的货币体制；13、多数民意认为阿拉伯人属于一个民族，即便各国之间有人为的边界，即便各国有自己的特点；14、多数民意支持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两场革命；15、多数民意认为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的导火索是腐败、专制和公正平等的缺失：16、84%的民意拒绝自己的国家承认以色列，仅21%的民意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约旦、埃及和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议；17、55%的民意支持中东成为无核区，并认为以色列拥核是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理由。
二、对于“阿拉伯之春”的调查数据 由于阿拉伯舆情调查问卷的设计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前，因此有关的舆情调查是后来加进去的。下面从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原因以及经济和安全状况与革命前对比的相关数据加以解读。
针对突尼斯的调查时间为：2017年5月30日至6月30日；针对埃及的调查时间是2017年5月30日至6月7日。
1.对于突尼斯革命和埃及革命的原因
可以看到，阿拉伯民意反映出来的革命原因集中在经济、政治、社会这三大内因和外国干涉这个外因。其中对政治、社会原因的列举较为详细，对经济原因没有细化。失业率高、两极分化等因素没有明显体现。此外，阿拉伯民意对学界提到的思想因素、科技因素、人口结构等内部因素和地区及国际外围环境这个外因反映不充分。有意思的是，埃及部分民意认为“突尼斯革命”和“西方爪牙”是埃及革命爆发的原因。前者可以解读为埃及与突尼斯在政情、民情上的相似性，后者则反映出民众对穆巴拉克亲美外交的不满。
2.突尼斯、埃及经济和安全状况与革命前的对比
突尼斯经济状况与革命前对比（图1）：
上图显示，43%的突尼斯民意认为突尼斯经济状况在革命后反而变糟，只有21%的突尼斯民意认为形势变好，还有25%认为没有变化。
突尼斯安全状况与革命前的对比（图2）：
图2显示，53%的突尼斯民意认为突尼斯安全状况在革命后反而变糟，只有28%认为变好，还有14%认为没有变化。
埃及经济状况与革命前对比（图3）：
上图显示：近66%的埃及民意认为埃及经济状况在革命后变糟糕，只有15%认为变好，还有19%认为没有变化。
埃及安全状况与革命前的对比（图4）：
上图显示，近72%的埃及民意认为埃及安全状况在革命后反而变糟，只有12%认为变好，还有10%认为没有变化。
数据说明，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最起码在突尼斯和埃及，并没有使民众在经济和安全方面感觉变好，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走了下坡路。“有媒体对这场‘阿拉伯之春’进行成本收益略论后认为，阿拉伯民众并未因此使其生活得到切实改善，而为这种‘自由’付出的真正代价则是无法估量的。”因此，“阿拉伯之春”再次证明：如果不珍惜已有的发展成果，单采用破坏性的极端变革措施，往往会导致民众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由此，联系到中国政府投出的三张涉叙否决票，其中至少有两点是值得强调的：一是外部势力不应干预他国内政，要尊重本国人民的选择；二是简单地对一方进行打压，不利于叙局势走向缓和，只会埋下新的祸根，而开启包容性政治进程、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才是上策。阿拉伯舆情指数（2017）中对于“阿拉伯之春”的调查，尽管只是针对突尼斯和埃及民众进行的，大部分受调者认为革命后的国内经济、安全局势并没有好转的结论，也正是对中国在涉叙问题上投否决票的最好旁证。
三、媒体视野中的“阿拉伯舆情指数”
阿拉伯舆情指数（2017）一经发布，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在各阿拉伯媒体上引起冲击波。但有意思的是，可能是该报告涉及了较多敏感信息，导致大多数阿拉伯官方媒体对其“噤声”，避而不谈。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阿拉伯舆情指数关注的媒体多从四个角度来对其加以解读：
一是介绍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阿拉伯舆情指数（2017）的核心数据。核心数据多关涉阿拉伯民族的全局性问题，因此，关注较多。
二是对该项目和指数意义、影响的评价。如《伊斯兰时代》认为：“这一调查的价值在于它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次，这个使命曾经被忽视。在这个当前充满挑战和戏剧性变化的地区，竟没有专业机构来探讨阿拉伯舆情，探讨民众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在阿拉伯决策者和民意期待之间产生了裂痕。”《明日报》认为：“2017年阿拉伯舆情报告结果的发布解释了当前阿拉伯社会经历的政治、文化转型……三个基本事实再次得到印证：大多数民意期待民主政治；大多数民意具有民族主义倾向，支持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互补合作；大多数民意认为宗教不应介入政治和社会治理……这些指数把社会和文化事实的指针拨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上，为当下的转型提供略论性视角，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视角。”《联合报》认为：“令人欣慰的是，舆情探讨最近开始了，并赋予科学的精神和坦诚的态度，这意味着对该支沉默力量重要性的认可。此外，‘阿拉伯舆情指数’还将填补阿拉伯国家舆论探讨的空白。现行阿拉伯体制害怕看到类似调查的结果，因为它表明了民众对民主、腐败的态度。阿拉伯世界一直要让民众远离这些话题，这只会导致民众和体制之间的信任危机。从第一期发布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实，值得审慎解读。可以肯定的是，结果对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构成冲击，因为都在意料之中。”
三是对该指数中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评论。如对于阿拉伯民族的具有全局性、普遍性问题的结果。很多媒体以标题形式直接将相关结果醒目地公布出来。有的媒体还进行了深入评论。如关于“84%的民意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事关所有阿拉伯人的问题，而非仅仅是巴勒斯坦人的问题”的结果，《伊斯兰时代》认为“这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不管阿拉伯人遭受过或正在遭受何种巨大的挑战，不管他们关注点有何种转移，舆情报告的结果证实了巴勒斯坦依旧是全体阿拉伯人的第一问题，依旧在阿拉伯人民的心中，因为它是该地区冲突的核心，这将一直持续到问题能公正地得到解决，即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目标。”
四是关注媒体所在国在指数中是如何呈现的。如沙特《祖国在线》上有一篇评论，把舆情报告中对沙特有利的结果差不多都列举了一遍：如“生活满意度最高的国家是沙特、毛里塔尼亚和苏丹，85%的受调查者说他们‘非常满意’”；“沙特、约旦和毛里塔尼亚受调查者几乎一致（近90%）认为他们对居住地的安全状况是满意的”；“对政治满意度的评估基本上是负面的，只有1/3不到的受调查者对政治形势表示满意……沙特和约旦大多数受调查者表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形势感到满意。” 四、“阿拉伯舆情指数”略论
阿拉伯舆情指数（2017）在阿拉伯世界的舆情调查或民意调查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光是舆情调查本身在规模、形式、内容上的突破，更像是对某些现行体制的挑战。我们同时认为，作为首次大规模舆情调查实践，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果在后续的执行中可以规避，则更能体现其价值。
1.阿拉伯舆情指数（2017）是一个突破
（1）第一个综合舆情指数的意义
舆情调查自19世纪初发端以来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在西方已成为政治体系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舆情调查在很多敏感问题上涉及到民众和政府的关系，因而起步较晚。对阿拉伯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在执政风格、政治敏感、民主缺失甚至是“赤字”等因素的作用下，舆情并没有得到阿拉伯决策者应有的重视或尊重。就调查机构来说，整个阿拉伯地区加入国际社会科学项目（ISSP）的仅有巴勒斯坦一家调查机构（The Jerusalem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Centre）。就调查项目来说，涉及阿拉伯世界范围较有作用的项目并不多，阿拉伯一体化探讨中心的阿拉伯民意调查项目可算一个，但它不是综合性调查项目，只涉及阿拉伯一体化问题。因此，阿拉伯舆情指数（2017）这样一个大型舆情调查显得特别的来之不易。
早在2017年，《半岛网》上一篇题为“舆情汇集困境”的文章就提出了“民调在阿拉伯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文章指出：“不妨这样说，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民主缺失和对公众自由的践踏强化了民众的恐惧，讨论舆情和有规律地、科学地、公开地进行民意调查遭到禁止，相反，操纵民意为当局服务的现象却蔓延开来。由此看来，在部分国家进行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领域的舆情探讨活动，只不过是一种尝试，尚未形成得到学者和从业者公认的科学规范。”并提出建议：“最重要的规范在于披露民意调查的资助方，披露程序性步骤，禁止选择性地发布结果，以防被利用于政治目的。”也难怪阿拉伯舆情测试项目在准备2017年第二期的时候委婉地称：“期待在所有有可能进行民意调查的阿拉伯国家实施该项目。”
事实上，在阿拉伯国家进行的较为成熟的民意调查或舆情调查中大多有国外背景，由阿拉伯人主导、阿拉伯资金资助的并不多。马里兰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萨班中东政策中心每年都与美国佐格比国际民意调查企业合作，发布“阿拉伯国家年度民意调查报告”。美国的盖洛普企业、皮尤探讨中心在中东的民调也很有作用力。
进入21世纪以来，阿拉伯语论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评论、投票功能的兴起，阿拉伯民众的政治热情得到激发。由于“网络传播者泛化以及网络本身具有的虚拟性、匿名性、发散性、渗透性和随意性等特点”，且“网民没有受到强制约束必须去关注某个议题，也不必遵循既定规则和程序去见解并展开争论”，在网络上评论或投票得到阿拉伯网民的普遍支持，有些网站如《半岛网》等上面的投票已成为常态。然而，网络舆情调查并不被有些阿拉伯学者所看好，他们认为这种舆情“并不代表大部分民意，充其量是少数政治活跃分子或有能力使用互联网的网民民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纯粹阿拉伯背景、通过直接访谈来进行的遍及近半数阿拉伯国家的舆情调查就显得有特别的意义。此外，该调查项目颇有雄心，意在通过每年一次的定期民调系统收集阿拉伯社会各个方面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帮助研讨那些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议题。
（2）阿拉伯舆情指数涉及敏感话题，有些结论甚至是尖锐的
阿拉伯社会是一个害怕民众自由表达、多元表达的社会，而阿拉伯民众又喜欢表达，构成了所谓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现代技术的发展为阿拉伯民众提供了“另类”表达机会。如果说借助于网络匿名的特点，民众可以自由表达的话，而民调则是又一个赋予他们的独特表达机会，不啻于将一支话筒递送到了他们嘴边。因此，民调和网络中蕴藏着巨大的政治能量。作为第一次大规模民调，阿拉伯舆情指数的问卷确实触动了阿拉伯社会的诸多敏感神经，如民主问题、政教关系、权力世袭、反对派接掌权力、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司法平等。发布出来的相关意见成果有些是较为尖锐的，如对于共和国的政权世袭，报告称“该地域比例高达86%的民意几乎一致反对权力世袭。”并直言不讳地提到：“在过去15年，共和体制下的权力世袭及为其造势，是很多阿拉伯体制的一个基本特点。与此相关的是，很多阿拉伯国家出现了高层职位的世袭。”再如在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和发挥民生影响方面，报告指出“36%的民意认为议会能履行对政府的监督影响，而近半数认为不能履行其影响”，“35%的民意认为议会能代表民生诉求，52%的民意认为议会不能代表民生诉求，此外，阿拉伯语论文题目，多数民意认为议会不能服务于公众利益。”在司法平等上，报告指出：“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司法没有实现人人平等。”这一连串的数字对阿拉伯当权者来说无疑是刺眼的。
2.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也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一份具有公信力的舆情调查应具备机构的独立性、程序的严谨性、结果的透明性等关键要素。应该说，阿拉伯舆情指数（2017）在结果透明方面值得称道。但由于政研中心第一次实施大规模民调，虽有宏伟的构想和一定的技术支撑，但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有些方面还是有改进空间的。
（1）对于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要考虑到问卷的结构、问题的选择、问题的排列和表达以及答案的形式等。由于目前没有条件看到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的原始问卷，但给笔者留下的印象是：如果看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17年在中东进行的民意调查，会发现阿拉伯指数的问卷设计在部分问题上与其有相似之处，同时有迹象表明阿拉伯舆情指数项目的设计者想要刻意保持一点区别。这是可以理解的，万一对相同问题的统计结果出现较大异同，会引起较大质疑，对新生的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的口碑是极为不利的。譬如，对于威胁源话题，布鲁金斯民调中的问题是“划出2个对你威胁最大的国家”，政研中心的问卷则分别设计了“对个体安全威胁最大的国家”和“对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国家”两个问题。对于新闻可信来源，布鲁金斯的问题是“你获得国际新闻的基本途径是什么”，阿拉伯指数问卷中的问题是“政治新闻可信来源”。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些话题也是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要想知道的，但作为它自己宣传的纯阿拉伯背景、同时要避免“被议程设置”的调查应该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2）对于抽样
抽样措施直接决定民调项目的误差。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采取了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结合的措施。前者特点是：调查单位比较集中，一个群内各单位之间的异同较小，而不同群之间的异同比较大。因此，每个样本单位所提供的信息价值量就很有限，导致抽样误差往往大于简单随机抽样。对后者来说，由于每一阶段的抽样都会产生误差，因此经过多阶段抽样得到的样本的误差也相应增大。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的抽样在细节上是存疑的，易受诟病。如《阿拉伯指数是前进了一步，但是……》中就列出了几点疑问，其中一个是在海合会国家中，为何政研中心只选择了沙特，而没有选择其他国家？尤其对如“为什么没有对所在国卡塔尔进行民意调查？”等问题没有任何解释。一个可以预想的理由就是海合会国家的国情较为相似，而沙特的各项调查指标将明显好于其他国家，因此选择沙特作为第一期民调样本国家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事实上，报告中对于沙特的诸多数据多是正面或偏于正面的。
（3）对于访谈法
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的具体实施措施是访谈法。这种措施有其好处，如可以控制访问过程，但缺点也很明显，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过度依赖于调查者的专业素质，二是政治敏感问题和私人问题不便当面询问，这两点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会造成作用。关于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来说，这两点尤其明显。关于前者，由于是第一期项目，因此调查者专业素质的养成必然存在一些问题。关于后者，由于阿拉伯社会的特点以及问卷涉及的敏感话题还不少，因此要让受调者当面做出自己的回答是存疑的。
（4）对于统计结果
尽管阿拉伯舆情指数（2017）的结果都在意料之中，但是毕竟给出了具体直观的数字。让人稍觉遗憾的是，个别数据存在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国家机构信任度问题的结果显示“57%的民意对司法机构表达了信任度，35%的民意表达了非信任度”，而司法平等问题的结果却显示“阿拉伯民意认为国家在实现司法平等方面是不成功的，仅有19%的受调者赞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司法平等，26%的受调者认为绝不平等，48%的民意倾向于认为国家司法实践偏袒与某些阶层，这从根本上说明国家司法不能做到人人平等。”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受调者认为司法没有实现人人平等，那么他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回答也应该是负面的。
五、结语
舆情调查在阿拉伯国家的实践是很不充分的，既有体制氛围方面的原因，也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但前者是主要的。由于阿拉伯舆情调查项目计划每年实施一次，因此对其有期待也在情理之中。与其说是对该舆情项目的期待，不如说是对阿拉伯民主化进程的期待。因为，舆情调查和政治参与、妇女地位等都是事关民主化水平的“关键词”和“风向标”。从这个角度看，阿拉伯舆情调查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作为智库，阿拉伯探讨与政策略论中心应当保持独立性，在舆情调查项目中遵循科学、客观、透明、公正的态度，否则会有失偏颇，引发诟病。赛义德·伊德里斯在谈到阿拉伯政治改革进程中科研机构的影响时，认为：“这些机构应当在实现信息民主和知识民主上作出贡献，通过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来推动民众参与，最终引导政治决策。此外，这些机构还应是服务于民主发展的机构，如果说它们因为想得到资助而屈服于权力或其他压力工具，则变成反民主的官僚机构。”
2.就阿拉伯舆情指数项目本身来说，有几点值得注意：（1）项目既要发布阿拉伯地区的综合指数，也要有具体国家的分类指数，毕竟阿拉伯国家间异同性较大；（2）对舆情调查的全过程进行质控。如从问卷设计来说，要最大程度的保证其信度和效度，如通过编写测谎题来验证受调者的态度。从数据处理来说，大样本的处理方式很重要，尤其是针对开放性问题的处理；（3）阿拉伯舆情指数项目在做访谈调查的同时，应注重发展网络舆情调查，毕竟大样本的访谈调查成本大，周期长。通过网络搞舆情调查可成为一个重要方式，甚至是常态，它可以快捷并较为准确地反映民众对某一中介性社会事项的态度，这对社会管理尤其是危机应对是有参考意义的。因此，建立一套基于现代技术的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关于维持政权的可持续性具有很大价值。也就是说，要充分重视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影响。学者高宣扬曾指出“当代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3.阿拉伯舆情指数应能真正地“指路”。“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探讨机构并不缺乏对民主的探讨，但是，大量的理论成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触动当政者的神经并真正推动阿拉伯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是值得拷问的，毕竟数个阿拉伯政权的倒塌或多或少离不开其某种程度上的“民主缺失”，也就是说，“阿拉伯之春”中倒下的政权都没有充分注重民情民意，自然也就不得民心。以突尼斯革命为例，有学者指出导致爆发的直接原因中有一个就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问题和意识差距”，“政权本身的合法性在政府层面的表述与民间层面的真实看法完全不同。”因此，捕捉舆情、顺应民意对维护执政地位有利无害。沃尔特·李普曼说：“当代意义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者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作为差不多与“阿拉伯之春”同时诞生的阿拉伯舆情指数，应真正发挥其在阿拉伯民主化进程中的影响，其结论不应流于形式，而应成为决策依据。可以预见，“阿拉伯之春”也将为阿拉伯舆情调查本身提供发展、成熟的契机。
（责任编辑：余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