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语单词中，shamata有自己的含义，阿拉伯语毕业论文，德语中的schadenfreude――在他人不幸的时候自己偷着乐，来描述shamata最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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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的9月份，在世贸双塔倒塌之时，阿拉伯世界一片欢腾。惊讶有之，骄傲有之――因为一群阿拉伯年轻人给美国本土带来了烟尘和破坏。
美国这个伟大的共和国，它的商业帝国的标志纽约，以及体现它强大军事实力的五角大楼被袭击。美国已经给予耶路撒冷西部地区诸多好处，尽管美国已经连续30年援助埃及，但是在开罗，却没有人为美国流眼泪。针对9•11袭击，受过西方精英教育的伊斯兰主义者们感到无比高兴，因为美国人已经得到报应。
在伊朗（美国最坚定的阿拉伯敌人），却有人为9•11的遇难者做同情的祈祷，反观阿拉伯世界中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却在幸灾乐祸。这引起了著名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的注意――在反美政权中有亲美的人，在亲美的政权中也有反美人士。正如他在9•11袭击后在吉达和开罗的所见所闻：在受过美国教育的富商家中，在完全抛弃男女有别的沙龙中，那里没有任何钦佩本•拉登行为的举动。
本•拉登是一个复仇者，因为阿拉伯世界一直处在西方强权的末端，而现在这种情况正在进行纠正。在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才明白，也是第一次明白，处在权力的末端意味着什么。
扭曲的历史认知
几乎没有阿拉伯人会相信，他们周围的一切――专制的政府、日益加剧的贫困、他们曾经居住的城市被破坏、世俗的父亲和信奉伊斯兰儿子之间展开的战争，是他们历史发展的结果。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些都是美国人造成的。
事实上，在9•11发生的10年前，美国很少关注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的历史中，美国放了一个假。但是阿拉伯人普遍认为是美国故意操控了他们的命运。
阿拉伯政权拥有自己力量的来源――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石油换来的金钱以及能够给予他们合法镇压权的正统宗教机构。但是，把糟糕的社会状况归咎于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看起来似乎更合理。
9•11的劫机者穆罕默德•阿塔，是一位埃及中产阶级律师的儿子，他对埃及社会不平等的近况很失望，这些塑造了他极端的性格。但是阿塔很少提及他对埃及近况的不满，在媒体报道中也鲜少有报道。
既然不能把9•11的发生归咎于阿拉伯糟糕的政治近况，那谁应该为9•11负责？有些人根据9•11当天很多在世贸双塔工作的犹太人都没有来上班，就推断说9•11是美国自编自导的阴谋。可实际状况是那些幸免于难的犹太人却在为美国的遭遇而高兴。
现在，恐怖主义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美国去阿拉伯以及穆斯林的领土，并将会给阿拉伯以及穆斯林的历史带来残酷的战争。
恐怖分子曾对他的追随者以及广大的群众说，美国人欲将操纵一切，就像他们在黎巴嫩和索马里所做的一样，只是现在美国还没有精力去打下一场战争。当美国袭击喀布尔塔列班时，阿拉伯人仅仅只是关注。阿富汗关于他们来说是什么？仅仅是一块没有前途、没有安全的贫瘠土地。
美国标榜的正义战争，很快延伸到了阿拉伯世界。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的18个月或者是在9•11发生之后，战争就已经蔓延到阿拉伯。在伊拉克，萨达姆被美国士兵驱赶出他多如蜘蛛洞的藏身之处，这真是一个奇观。
有人说，“东方”是一片拥有长久记忆的土地，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忘记过去。但10年过去了，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人提及9•11――至少没有直接提及。
阿拉伯开始转向民主
在9•11十年的尾巴上，阿拉伯世界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找到民主的理想――“阿拉伯之春”。这标志着阿拉伯世界抛弃了“基地”组织的教义。这当然不是受到入侵伊拉克的启发。多数阿拉伯人反对入侵，并要求解散傀儡一样的伊拉克新政府，同时也痛恨布什的“自由议程”。直到最近10年来，突尼斯、埃及还有其他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力量才开始苏醒，这主要因为在长期受到压迫的地方突然爆发反抗，而不是因为长期酝酿挫折的爆发，也并不是因为美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震慑”。
像大多数人一样，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清楚地记得在世贸双塔倒塌时他所在的确切位置。当时他在阿富汗，手持步枪站在一群支持9•11恐怖袭击的男子中间。虽然他说他没有欢呼，但是他周围的人在那一天一片欢腾。
这个拥有一脸大胡子的埃及人后来被美军抓获，是开创性的一代“基地”组织成员之一。这些成员主要是一群失意且很虔诚的中产阶级中东人，他们从90年代开始就拿起武器、炸弹，有时候是喷气式飞机来反对西方政府。
他的父亲，奥马尔组织了1993年的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并且一直是“基地”组织的重要领袖。年轻的阿卜杜勒•拉赫曼是数千名埃及、沙特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中年轻人中的一员，这群年轻人发泄政治不满的首选途径包括自杀式袭击。在他们看来这是追求殉教反抗西方斗争的一种方式。
然而，阿拉伯语论文题目，当拉赫曼坐在开罗的塔里尔广场上开始演讲时，他有了不同的感想。“我的目标没有改变，但在政治议程却改变了。”他说，“现在，埃及已成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所以我想提醒年轻人去从事政治活动，而不是拿起武器，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在变。”
虽然“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也门以及其他小地方仍然是一个威胁，但是所有迹象都表明，10年前加入基地组织的狂热分子，现在已经成群结队地转向新的民主运动中来。他们要求政府进行改革，并解决高失业率问题，但埃及的当政者回绝了这一要求。
今年一个由皮尤探讨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民众对本•拉登的钦佩度开始下降，在约旦和巴基斯坦下降了40％，在埃及则下降了20％。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国际伊斯兰恐怖主义只是一代人的现象，就像在20世纪70年代，左翼恐怖主义浪潮曾席卷整个北美和西欧一样。虽然斯兰圣战主义者现在还有一些零星的攻击，但是，他们的活动范围现在已经主要在巴基斯坦。
基地组织和它的兄弟组织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因为英国和法国帝国的解体，许多新国家开始出现，为了控制这些国家，斗争就出现了。强势的独裁者以及部落寡头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力量，而他们竞争对手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伊斯兰主义，这些都被他们用暴力进行了镇压。
很多伊斯兰主义者可能会变成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关于国内部分的政治派别来说他们基本上还是无害的。他们被禁言、被折磨，然后就变成了“阿拉伯之春”的主要发动者。他们首先针对的是各自国家的政府（就如同在1981年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一样），然后是那些看起来一直在控制本国政府的西方国家。
“在埃及，你会觉得你唯一可以用的手段就是暴力，你的敌人就是那些要杀掉你的当政的支持者们。”Usama Rushdy（刺杀萨达特组织的创始人），埃及前圣战者如是说。但是，现在他已经加入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并且在很早以前就宣布放弃使用暴力。现如今，他还为非宗教候选人以及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提供支持。
9•11后，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开始融合。10年后，他们开始用“阿拉伯之春”这样的民主方式来反抗政府，而不是用阴曹地府里的子弹。“阿拉伯之春”让阿拉伯世界找到了另一种民主的模式，它让圣战主义者不再攻击“革命的春天”，即使“秋天来临”。
在“阿拉伯之春”的进程中，突尼斯和埃及的年轻人推翻了可怕的独裁者；在利比亚，西方带来的自由使民众兴奋着；在叙利亚，暴动并没有反对西方强权，而是反对那些剥夺他们体面生活的残酷独裁者。
现在，阿拉伯人拥有一个机会，也是第一次拥有这样的机会――用自身的力量来书写自己的历史。现在这个世界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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