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就想写一写刘半农（1891―1934）翻译的《苏莱曼东游记》。倒不是因为译者或原作的名气，而是觉得根据人们目前已知资料，这个译本应当是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纯粹的阿拉伯古典学术名著。此前人们翻译阿拉伯经典或文学或宗教，似乎都还达不到今人概念中“纯学术”的层次。关于这样一部阿拉伯古典作品，如果我们只把它圈定于游记文学范畴，显然过于狭窄，它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历史地理学和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等领域，成为相关专家不可或缺的引证资源，尤其与中国有关的方方面面。之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动笔，是因为写这样的“旧书”，总还是想亲眼见过实物再说。不久前从专卖旧书的“孔夫子网”上真的买到一本，为中华书局1937年版，总算了了一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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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对本文的副标题产生一点疑问：在学者们提到此书时每每一笔带过的介绍中，不是都写明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刘半农、刘小蕙父女合译的吗？为什么你只提前者呢？其实他们说的都没错，作为“书”，刘半农去世后出版的《苏莱曼东游记》的署名确是如此。但我们通过此中译本序言可以得知，刘半农开始在刊物上这部阿拉伯名著译文的时间是1927年，远远早于中译本出版的时间，其作用和意义自然大不相同。当然作为女儿的刘小蕙在父亲去世后，为继承父亲遗志，也为完成父亲“将来我们出一本刘氏父女合作的东西”的遗愿，最终将《苏莱曼东游记》这部阿拉伯名著第一个中译本奉献给中国读者，这在中阿文学和学术交流史上无疑也是一段佳话。尽管在刘半农之前，我国已有学者介绍过此书并翻译出其中零星内容，但作为完整译本的空白是由刘氏父女填补的。而后来学者无论以翻译所据版本存在缺陷，还是译本中存在译误为由，试图贬低刘氏父女译本的价值和意义都是不太可取的，因为后人译本再好也无法超越“填补空白”这一学术上的基本价值和意义。
我所得到的这本《苏莱曼东游记》有两个序言，一为刘半农所作，一为刘小蕙所作。序一的“第一部分”如下：
苏莱曼（Sulayman）是阿拉伯商人，以公元八五一年（唐宣宗大中五年）东游印度中国等地，作游记一卷。至九一六年（后梁末帝贞明二年），有哈生（Abu Zayd Hasan）者，就所知晓，为撰补注一卷。一九二二年，法人费郎（Gabriel Ferrand）据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阿拉伯写本第二二八一号译为法文，即依原次分为二卷：卷一为苏氏书，卷二为哈氏补注。原本有简省不可通处，费氏寻译文义，为之贯穿一二；或缺略甚多，则为参据他书，加以增补。凡此之类均以方弧[]括之。圆弧所括，则为通常注释；原本页数，亦分别注明。今重译是书，体例悉从费本。惟原本开首二十余行是后人所拟，费本用斜体字印，今则于其所正处用小字注明之。此外如有注释，亦概用小字，外加圆弧，以别于费注。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北平。
这是刘半农最先《苏莱曼东游记》译文前的序言，载于1927年6月4日《语丝》第一百三十三期。由于是在刊物，所以序言不可能写得很长，关于该书的介绍自然也就简略了些。但从其中有关译文体例上的说明，我们不难看出译者十分注重学术规范，这在当年中国留学欧美归国的学者群中也是蔚成风气的，至今都值得我们师法与借鉴。《语丝》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刊物，尤以鲁迅在该刊过一系列重要文章而为后人所重。其主编先为孙伏园，后为周作人，刘半农是其主要撰稿人之一。《语丝》为周刊，以杂感、短评和随笔为主，兼及其他形式的文艺创作和有关社会、历史的探讨文章。从刘半农的序言看，虽然点明该书为游记，但这种形式显然不是将其看作文学著作，而是看作学术著作。这一点很重要，说明中国人第一次正式翻译《苏莱曼东游记》时的视角和侧重点。至于序中言及的“重译”，自当是指从法文转译而非通常所说的复译。
这样一部重要的阿拉伯名著的译文在《语丝》这样一个重要的刊物上，今天看来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然而好景不长，刘半农开始《苏莱曼东游记》译文仅四个月后，即1927年10月，《语丝》便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于是也就引出序一的“第二部分”：
此稿于去年夏秋间分期译登《语丝》周刊。嗣《语丝》遭民贼之殃，改由上海出版；南北交通既绝，阿拉伯语论文网站，译事遂归停顿，计已刊者不过全书四分之一而已。近承张亮尘兄嘱赓前业，改付《地学杂志》，并以一八四五年雷诺氏（Reinaud）法文旧译本相假，俾资此证，因于多忙多病中努力为之。倘有疵谬，尚望爱我者不吝赐正。
刘半农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北平。
刘半农那个时代的学者和翻译家在翻译一部比较长的作品时，往往都是随译随发，以期让读者先睹为快，然后再结集出版单行本。他当初想必也是希望在《语丝》上将自己的译作连载完毕的，可是时局的动荡竟使得这样一件学术工作都难以顺利完成。当我们联想到他在《地学杂志》仍未竟其业便英年早逝，最后女承父业，方才补齐译稿终于出版全书，更感到《苏莱曼东游记》第一个中译本来之不易。当然，由《语丝》到《地学杂志》的转移，虽属迫不得已，但客观上却更大地扩散了这部阿拉伯名著的作用并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学术价值，《地学杂志》毕竟是一本与《语丝》不同的纯学术刊物。
刘半农序中提到的张亮尘即大名鼎鼎的张星�，其皇皇巨作《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在中国学术界素享盛名。由他促成刘半农重续一度中辍的译事绝非偶然，除却惺惺惜惺惺的私交和自己的探讨兴趣使然之外，他也是前文提到的在刘半农之前最早向中国读者，特别是学者介绍《苏莱曼东游记》的人之一（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三编第五章“阿拉伯人对于中国之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张星�是将这部阿拉伯名著中所谓卷一卷二各自单列、作为两部作品以“《苏烈曼游记》”和“阿布赛德哈散之记录”为题分别进行介绍的。“《苏烈曼游记》”一节中，只有介绍，未见直接译文，其中张星�本人的考释以及对欧洲汉学家相关考据的引证甚为重要。“阿布赛德哈散之记录”一节中，除介绍外，出现直接译文约两千五百字。此段译文字数虽不可谓之少，但其所涉其实只是书中的一个情节，即那位名叫瓦哈伯的阿拉伯人进见中国皇帝一事，而并非像有的学者所说张星�“还曾摘译此书若干章节”。 我们谈到一部外国经典作品如何传入中国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第一个在文字记载中提到这部作品并加以介绍的人；其次是第一个翻译这部作品的人，即便此人只是翻译了其零星片段，习惯上也被认为是第一人。然而这个第一人与正式翻译全书的第一人，还是不能等同而论的。刘半农的《苏莱曼东游记》从第一篇译文的到全书的翻译出版，前后经历了十年时间，尽管译本后半部分由女儿在其逝世后续补完成，但他本人在这部阿拉伯游记传播于中国的过程中厥功甚伟，乃至可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如果从1927年算起，他独立完成的连载译文和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译本，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作用广披于中国学术界和知识界。不仅有很多学者将他的《苏莱曼东游记》作为参考文献加以引证，而且有很多文化名人在文章和作品中都提到过这个译本。就连我偶然买到的这个本子，凡关键之处皆有中外文、红蓝两色眉批，不知是哪位老学者的手笔。
刘半农除了杰出文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等名分和“五四新文学运动闯将”、新诗开创期的播种者等名分外，也是位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提到刘半农，人们总要想起由他创造的汉语中的“她”和“它”两个字，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国学术界的一场唇枪舌剑的激烈论争。今天，当年在这一点上反对过刘半农的人如果还健在，大概都要无地自容了。在刘半农短暂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有一件事我想专门提一下。《刘半农评传》中说：“刘半农获得的法国国家文学学位，是中国人荣获的第一个以外国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学衔。其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被列为巴黎大学语音学院丛书之一。”（见该书第一百七十一页，徐瑞岳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尽管这里的“第一个”让我再一次对刘半农肃然起敬，但真正引起我兴趣的是书中下面一段话：
1925年3月17日下午，法国巴黎大学堂里，气氛紧张而肃穆。……讲台后面的高背皮椅上，端坐着六位神情严肃的主试者，他们是：法兰西大学的梅耶教授、伯希和教授、马士贝洛教授，巴黎大学的贝尔诺教授、弗里欧教授和格拉内讲师。讲台的一侧，则坐着今天将要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的中国留学生刘半农。（《刘半农评传》，第一百六十九页）
但凡对法国汉学界有一点了解的人，阿拉伯语毕业论文，就会知道考官中有几位的名字，用如雷贯耳形容丝毫不过分。而我们由此认为刘半农可以算是泰斗级的伯希和或马士贝洛的学生恐怕也不致牵强。那么可以想见，如果刘半农的这些法国老师，知道他们这位中国学生归国后，于百忙之中，特别是抱病翻译了《苏莱曼东游记》，他们是会感到非常欣慰的。因为法国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十分看重这部阿拉伯古典学术作品，特别是其中对于中国的记述。
如前所述，我的这本中华书局版《苏莱曼东游记》有两个序言。序二是刘小蕙写的，落款只有名字没有时间，但从文中提到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可得知，此序写于1936年。刘小蕙在序中深切地缅怀了父亲对自己的关爱，特别提及父亲在看到她译写的“一点小东西”时，曾勉励她说：“好好地写，好好地译，将来我们出一本刘氏父女合作的东西。”对此女儿非常悲哀地感慨道：“但当时又怎会想到这部《苏莱曼东游记》便成了我们最初而又是最末的合著作呢？”序二自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对相关者表示谢意。刘小蕙最后写道：
又此后经过陈绵先生校过，译文中当然有不对的地方，然而经过了陈绵先生很仔细的校过，大概也不至于有太大的毛病。同时又承了张星�先生的好意依旧在《地学杂志》，周岂明老伯更答应在出版之前为这书作篇序，蔡元培先生也已经为我写了一个封面，大家关于我的帮助我永远也不会忘了的。借这个机会我在此地向他们致谢了。
刘小蕙泛泛而言的“大家”，今天读来倒真有些双关的味道。因为她提到的几位前辈都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大家。陈绵是我国现代著名话剧导演和外国戏剧翻译家，早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法国专攻法国文学并获学位，一度留居巴黎，任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助教兼巴黎大学讲师，回国后曾相继任北京大学、中法大学教授。陈绵与刘半农同为留法生，又同在北大任教，关系自非同一般。张星�前文已提及，只是根据序二所叙，他不仅将刘半农翻译的前半部刊载于《地学杂志》，而且还将刘小蕙翻译的后半部，在结集出版单行本前，也刊行于这本学术刊物。周岂明即与刘半农私交甚笃的周作人，他在这位好友去世后写过很多怀念文字，只可惜他应允的这篇序言，人们未曾见到，否则这位中国第一个翻译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和写过对于阿拉伯古代性书《香园》专文的大文学家和大学问家，与阿拉伯之间又会多上一层关系。蔡元培无须多言，遗憾的是我的《苏莱曼东游记》是一缺少封面的残本，所以该书封面是否用了他题写的书名便不得而知。提及蔡元培，不禁使人想起刘半农出国留学前，年仅二十六岁便由陈独秀推荐，被蔡元培破格聘为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当时刘半农的学历只是高中肄业。
《苏莱曼东游记》的阿拉伯语书名为《历史的锁链》，由于是中世纪阿拉伯人所著最早对于中国和印度的游记，尤其是内中有关唐代黄巢攻入广州等文字记载，“补充了中国历史记载中的某些不足”，因此全书虽合中文仅五万字左右，但历来为中外学者所注目，围绕它的学术考辨与争论至今未休。而这样一部重要的阿拉伯古代经典之作第一个中译本的诞生，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这样多的中国文化名人，又经历了这样多的坎坎坷坷，实在是值得我们记写下来，以为后人所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