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教性、整体性、地方性构成了阿拉伯民族的三大特点，并对近代以来的阿拉伯政治思潮产生了重要作用。宗教性在伊斯兰改革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中都得到了体现。在伊斯兰改革主义中体现为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混合；在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中体现为以宗教认同否定民族认同，但两者的政治主张又有所不同。整体性构成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基础，强调民族认同高于宗教认同，对伊斯兰教既排斥限制，又加以整合与利用，构成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待伊斯兰教的典型特征。地方性特征构成了地方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基础，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以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基础，建构自身的民族认同，排斥和贬低泛宗教认同，并奉行反对政教合一的世俗主义主张。 1 伊斯兰改革主义(现代主义) 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以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等穆斯林思想家为代表的伊斯兰改革主义，在民族与宗教关系的认识上具有典型的混合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对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尚未进行明确的区分与剥离，其典型特点“是企盼通过复兴信仰来达到民族的复兴。”如阿富汗尼从最初反对民族主义到承认民族主义有利于阿拉伯民族复兴的转变；主张“民族团结”与“伊斯兰团结”同样重要，倡导泛伊斯兰主义。又如，里达一方面强调伊斯兰社团是由阿拉伯穆斯林组成的“乌玛”(不包括土耳其穆斯林)，只有阿拉伯人才能肩负起“穆斯林统一”；但另一方面，在阿拉伯复兴的最终归宿即建立政治组织方面，他又转向了实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由此可见，在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中，“阿拉伯主义是用伊斯兰的语言加以阐释的，而且与伊斯兰复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伊斯兰改革主义构成了近代以来中东地区两大政治思潮――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共同的思想之源。一方面，它包含了具有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这种改革主义的遗产与阿拉伯东方、阿拉伯西方(北非)、印度次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伊斯兰传统，进而为伊斯兰复兴主义提供了思想来源，如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关于后来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阿布杜强调捍卫伊斯兰教的正统性和纯洁性，里达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产生了深刻作用。 2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两位重要领导人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布，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在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对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以回应民族主义的冲击与挑战，并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以宗教认同否定民族认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不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而是对超越种族、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信仰共同体――乌玛的认同。其次，以真主主权抗拒国家主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追求之一就是以伊斯兰教贬损和取代世俗民族主义，重建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国家，即“伊斯兰国家是国家统治必须与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保持一致的国家”。最后，阿拉伯语论文题目，以伊斯兰化取代世俗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提出了“唯有伊斯兰能解决”的口号，强调“伊斯兰的全面性”，反对政治与宗教、法学与宗教、教育与宗教的二元分离，以回应世俗民族主义对传统伊斯兰的冲击和挑战。 3 泛伊斯兰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最根本的观点是认为所有的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穆斯林民族”。原教旨主义在乌玛认同以及重建乌玛方面的努力与泛伊斯兰主义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并不能简单地等同。因为进入当代以后，泛伊斯兰主义更多地成为沙特等伊斯兰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成为官方伊斯兰的重要形式；而原教旨主义主要表现为以重建伊斯兰国家为目的政治反对派，构成民众伊斯兰的重要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泛伊斯兰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它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也各不相同。 第一，早期的泛伊斯兰主义。它是伊斯兰改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早期的泛伊斯兰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企望以共同的宗教感情为纽带加强全世界穆斯林的团结互助，结成广泛的反殖民主义统一战线。” 第二，从奥斯曼帝国解体到二战结束前的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帝国晚期力图利用泛伊斯兰主义维系帝国的统治，其后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推行泛突厥主义。而凯末尔革命宣告了泛伊斯兰主义的破产。在此过程中，部分保守的思想家对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感到惋惜，如里达主张阿拉伯人应肩负起重建乌玛，实现“穆斯林统一”的历史使命；而更多的思想家主张“以泛阿拉伯团结来代替泛伊斯兰团结作为联系民众的纽带，以现代民族认同来代替传统的宗教认同”，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作用。 第三，战后的泛伊斯兰主义。由于伊斯兰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民族主义的高涨，战后的伊斯兰主义已经不同于历史上以重建哈里发制度为目标的泛伊斯兰主义，而主要体现为加强伊斯兰国家间团结、互助与合作的泛伊斯兰主义。在此过程中，沙特等国家扮演了重要角色，以泛伊斯兰主义抗衡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并通过1926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大会、1962年成立的伊斯兰世界联盟、1971年成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广泛施加对伊斯兰世界的作用。从泛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看，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在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方面，泛伊斯兰主义仍然非常重视强调“穆斯林民族”的统一性，伊斯兰统一的思想也从未消失，但已不再直接谋求政治统一。其次，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泛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地位不断上升。 二、阿拉伯民族的整体性及其对阿拉伯政治思潮的作用 阿拉伯民族整体性的形成是伴随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帝国扩张，通过对西亚北非诸民族群体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而完成的。根据学者的详尽历史考察，阿拉伯人经过两个时期逐步发展为一个民族。第一，从穆罕默德创教到倭马亚王朝，是阿拉伯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第二，阿拉伯民族同化和融合其他民族，并使阿拉伯民族扩大的时期。这一时期是指在阿拉伯民族形成后的二三百年间或者更长的时期内，从波斯湾到大西洋的诸多民族，大多通过自然同化或强制同化，逐渐和阿拉伯民族融合，进而“形成一个以阿拉伯语为母语，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新的阿拉伯民族。”因此，有学者指出，“同一性”构成了阿拉伯民族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体现为共同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等。因此，完全否认阿拉伯民族的整体性显然不符合历史现实。 事实上，阿拉伯民族所具有的共同语言、宗教、历史、文化和共同地域等共性特征。恰恰是19世纪下半叶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与社会土壤。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以主张推广使用阿拉伯语，复兴阿拉伯传统文化等为主要特征。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前，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成为以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并产生了阿布德・拉赫曼・卡瓦克比、康士坦丁・祖莱克、阿布德・拉赫曼・巴扎兹、萨提・胡斯里、米歇尔・阿弗拉克等一批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二战结束的当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年宣告成立，成为战后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泛阿拉伯组织。在20世纪50～60 年代，埃及等国家积极推动泛阿拉伯联合，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阿拉伯联合的形式，并对阿拉伯国家关系产生了重要作用。 如何处理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一直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与实践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伊斯兰教既排斥限制，又加以整合与利用，构成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待伊斯兰教的典型特征。在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阿拉伯民族主义试图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在群体认同方面试图明确区分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并将民族认同作为阿拉伯民族统一的认同基础。如拉巴斯认为阿拉伯人的历史并非是伊斯兰教的历史，伊斯兰教实际上是阿拉伯人的民族宗教；阿拉伊利把语言、利益、地理环境、血缘关系、历史和风俗作为民族构成的六个要素，而把宗教排除在民族的构成要素之外；胡斯里认为民族最强有力、最有效的纽带是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历史，而血缘、经济生活、地域、宗教等并不是民族构成的主要因素；都表达了以民族认同取代宗教认同的思想努力。 第二，在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上，提出了宗教与政治分离的政治主张。如阿佐利主张建立独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确立宗教与世俗二元分离统治体制；阿拉伊利主张宗教的社会功能应局限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并不应与民族主义相抵触。 第三，协调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并使伊斯兰教能够服务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如祖莱克、巴扎兹、阿弗拉克等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都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并没有矛盾，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民族的信仰应该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础。 第四，反对泛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统一”，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阿拉伯统一”。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关系作出最为系统论述的当数胡斯里。他提出了民族共同体优于和高于宗教共同体(乌玛)、阿拉伯统一优于和高于穆斯林统一等主张，并倡导以阿拉伯统一取代穆斯林统一。 三、阿拉伯民族的地方性及其对阿拉伯政治思潮的作用 在中东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帝国，每个帝国都把越来越多的地方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但由于地方分裂主义和交通的迟滞，总是不断感到保持统一的困难。”伊斯兰教的创立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尽管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并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帝国的统一，但是远没有将阿拉伯世界的广大地区融合成为统一的政治实体。阿拉伯民族诸地缘文化板块在阿拉伯帝国中后期以及奥斯曼帝国体制下，形成了地方分权和群雄割据的局面。进入近代后，西方殖民列强的入侵和瓜分，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使阿拉伯世界分化成阿拉伯半岛、“新月地带”、埃及一苏丹地区、马格里布地区等地缘文化板块。 从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的相互作用来看，阿拉伯民族的部落主义传统以及地方性特点与伊斯兰教的教派斗争交互作用，加剧了阿拉伯民族的内部分裂，进而使地方性和异同性构成了阿拉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阿拉伯史专家希提看来，崇尚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构成了阿拉伯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伊斯兰教兴起后，它们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并“成为伊斯兰教各国分裂和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首先，阿拉伯社会的传统部落特征构成了导致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教内部分裂的重要因素。在四大哈里发时期，围绕哈里发职位的斗争与南北阿拉伯人的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南北阿拉伯人围绕帝国领导权斗争以及分裂活动此起彼伏；在阿巴斯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的分裂以地方割据的形式表现得更加突出。据史料记载，阿巴斯王朝虽然延续了500年的时间，但是，还在这个帝国建立之初，便在“帝国的中心及其周围”，兴起“无数的王朝和准王朝”。以战乱四起的马格里布地区为例，在8～16世纪涌现出的地方王朝就多达13个之多。纵观阿拉伯世界约1400年的历史，其统一的时间仅有100年左右，而分裂的时间则长达近1300年。 其次，伊斯兰教的教派矛盾作为阿拉伯民族内部分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民族的分裂。尽管《古兰经》不断以“统一”(21：92)、“不要自己分裂”(3：103)、“不要为正教而分别门户”(42：43)等教导其追随者，但伊斯兰教的分裂从穆罕默德逝世时便已经开始。历史表明，伊斯兰教教派的产生和统一的穆斯林公社的分裂，以及各教派的长期斗争，对阿拉伯民族的分裂产生了重要作用。“伊斯兰教的分裂和不同教派的长期对立显然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扩大了中东一阿拉伯社会结构的异质程度，阻碍了这一地区的人们向一个统一民族发展的进程。” 阿拉伯民族的地方性特征与近代以来西方殖民统治的人为分割，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进一步分裂，使得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及民族国家的建立具有典型的区域性特征，并且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应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基本上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后，通过反对英、法、意等国在各地区的殖民统治得以完成的。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泛民族认同、泛宗教认同的关系成为阿拉伯国家独立后面临的迫切政治任务。无论是独立前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在民族与宗教关系的问题上都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基础，建构自身的民族认同。如埃及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利法阿・塔赫塔维提出了埃及人为一个民族的论断；艾哈迈德・卢特非・赛义德明确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陶菲格・哈基姆甚至否认埃及民族的阿拉伯属性。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安东・萨阿德主张叙利亚属于叙利亚人，叙利亚民族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阿拉伯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在国家认同方面，也力图实现“基于共同认同的民族文化和‘公民神话’的发展”，各国高度重视发掘包括前伊斯兰时期在内的民族文化。如埃及、伊拉克十分重视对古代史的探讨，并将大量古代符号(埃及的法老文明和伊拉克的巴比伦文明)应用于现实之中，旨在培养共同的民族认同。 第二，排斥和贬低泛宗教认同。如埃及的塔赫塔维明确区分了宗教与民族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区别，主张民族优先于宗教；卢特非强调埃及民族应“把对宗教的、伊斯兰的忠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