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发展迅速。公元762年阿拨斯王朝奠都巴格达后,每年则有不少阿拉伯商船来到中国贸易。据公元748年第五次东渡日本而遭风飘到海南岛万安州的鉴真和尚说,在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1〕另据《贞元新订释教目录》记载,公元717年金刚智搭船从锡兰出航时,有大约35艘波斯商船随行,驶向苏门答腊的巴邻旁,然后再前往中国。〔2〕同时代的阿拉伯旅行家马素地(Masudi)在《黄金草原》一书中亦写道:“广府河在距广府下游六日行或七日行的地方入中国海。从巴士拉、斯拉夫、阿曼、印度各城、阇婆格诸岛、占婆以及其他王国来的商船,满载着各自的商货逆流而上。”反之,到阿拉伯贸易的中国商船则直接驶往阿曼、斯拉夫、波斯沿岸、巴林沿岸、乌巴剌(Oballa)和巴士拉等国。〔3〕由于中国与阿拉伯之间商船来往频繁,故两国史书中有关这些海上交通航线的记载甚多,本文拟根据这些记载对该航线作一初步的考释。一《中国印度见闻录》系由几位曾到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身见闻记录而成,据阿拉伯史学家阿布·赛义德·哈桑(Abu Zuid Ha......(论文页数是：11页) ，阿拉伯语专业论文，阿拉伯语论文范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