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宗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的探讨中，明清之际伊斯兰教汉文译著非常值得注意。南京学者王岱舆（约1570—1660）和苏州学者张中（1584—1670）是当时江南伊斯兰学界最著名的两个学者。王岱舆和张中都有汉文著述传世，作用很大。王岱舆和张中生活的时间相近，主要活动的地域都在南京一带，他们有没有学术上的交流和争论？如果有，那么讨论、争论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和当时域外伊斯兰教的学术思潮有没有关联？探讨这个问题，对伊斯兰教思想的本色化有什么价值？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王岱舆著述之旨有二，一为对外阐教，一为教内去蔽。阐教与本文主旨无关，今只谈去蔽。《正教真诠》有《易真》一篇，专谈去蔽问题，此文对《证主默解》指名批评。“所谓易真者，……惟恐精于文翰，而鲜知经义者，纵然资性明达，惜乎未经正指，遂以异端之学，搅乱清真，虽然似是而非，但其巧媚能夺人之心志，此清真之最恶，正人之深忌者也，若《证主默解》是也。”[1] 但是《证主默解》一书的内容，除《正教真诠》此处所引文字，无人提及，大概都以为已经失传了。张中的第一部作品是《克里默解》，长期流传不广，有人也认为早已失传，一般以佚书视之。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自是无从谈起。很幸运，《克里默解》在甘肃被发现，1983年第2期《中国穆斯林》刊出，从此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杨晓春比较《正教真诠》所批评的《证主默解》和《克里默解》，发现《正教真诠》引述《证主默解》的内容，不少可以在《克里默解》中见到。《正教真诠》所引《证主默解》的文字，有的系综合《克里默解》两处文句而来，有的与《克里默解》完全相同。他认为《克里默解》就是《证主默解》，二者是一书两名。[2]
　　季芳桐归纳王岱舆所批评《证主默解》主要有四点：1.万殊一本，彼此不分，岂特人类而已，虽鸟兽昆虫，莫不与造物一体，略无差别。2.认为“眼耳是我，观听是主”。3.至圣乃主宰显化，开示迷人，普济万世。4.主宰备有万物之性，为万物根本，为万物大父。无主宰则无万物，物自主宰而生，主宰不从万物而出。他认为王岱舆所批评的只有某些文句存在于《克里默解》中，然文意并不相同。不能因为一些文句、比喻相近、相同，就断定彼此为一书。杨晓春的观点不能成立。[3]同时，他也承认，如果《证主默解》错误同时存在于《克里默解》中，《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是一书两名便毋庸置疑。
　　王岱舆不是一个遵守所谓现代“学术规范”的学者，他在批评《证主默解》的时候，不是对着《证主默解》一句一句找出来批评的，他批评的是一种思想，如果张中的其他作品，刊印于《正教真诠》成书之前，思想和《证主默解》一致，就不能排除王岱舆所批评的内容来自这些作品，而把它们和《证主默解》放在一起批评。如果《证主默解》中体现的思想，能够在张中的其他作品中找到，王岱舆和张中有思想分歧的观点就依然能够成立。
　　事实上，王岱舆所批评的《证主默解》的思想，确实和张中的思想有关。成书早于《正教真诠》的《四篇要道》云“心相既除，虽具人形，其一动一静皆属真主矣。故经中赞许如是之人为喇巴呢，即所谓凭主观、凭主听、凭主言者是也”[4]。显然和“眼耳是我，观听是主”的看法一致；“知以麻呢原根是真主所垂赐，便见真主是其原根矣！”[5]“天地万物生生化化之理，皆凭真主本然而有而在。且如草木一茬之细，一核之微，其色香花叶相传而生，经亿万载而不变，其根于有荣枯，其受命流形处，绝无变更也。于此参之，苟非无根之体，安得万古常然。”[6] 和“主宰为万物根本”的观点相似；而“经言真主止一，训之者云：此一非数中之一。此处言一切者，当知非徒指真主而言，正是明我人本地风光如此耳。故曰：我同真主一切尊名、妙用，圣人谓真主造化阿丹在其模样上，即是此义。在犹肖也。模样，或云指真主一切动静言”[7]。“真主无似无相，故曰清。圣人作为一尘不染，故曰净。此节指念清净之言，便是清净实际处。是主钦差全体呈露，将来与人看个样子之意。若是单以遣命为论，便失经旨。”[8] 明显和“至圣乃主宰显化”的说法一致。如果把《四篇要道》和《克里默解》放在一起看，杨晓春的结论似乎可以成立。
　　伊斯兰教义学来源于阿拉伯语‘Ilm al-Kalam，一般译作“凯拉姆”。事实上，张中用的“克理默”就是该词的另一种音译。‘Ilm al-Kalam的本意为“对话”，引申为“思辨”，凯拉姆学就是伊斯兰教各派讨论信仰教义教理等问题中产生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常译为“教义学”、“认主学”。因其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真主独一”，有时亦称“一神论”（‘Ilm al-Tawhid）。[9]《克里默解》一书，所讨论的就是认主独一的问题。《证主默解》就是《克里默解》，一依其音，一用其义，两者确是一书两名。
　　《正教真诠》的定稿在1657年之前（何敬汉序作于1657年），《希真正答》约略同时（马忠信的序作于1658年）。张中的《克里默解》有崇祯四年（1631年）的序跋，定稿应在此前，《四篇要道》有顺治癸巳（1653年）沙维崇序，则定稿也应在此前，两书都早于王岱舆的作品。《归真总义》是张中在南京听印度学者阿世格讲学的笔记，付印在顺治末或康熙初年，但成书则可能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10]。付梓之前，已有流传，同时阿世格在南京讲学三年，有一定作用，王岱舆作为南京学人，对其相关内容，明显也很有了解。[11]本文即尝试略论《证主默解》和《四篇要道》、《克里默解》的相关文字，看看王岱舆批评张中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二、王岱舆与张中的主要学术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