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探讨领域内的实证之路根源有二：一是传统实学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知方式。近世以来以此方式治学的表率当属顾炎武。他不仅博览群书，更能“足迹半天下……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7]二是现代科学的实证措施。颇具意味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重兴-繁荣”期以来，中国伊斯兰教探讨竟是在现实考证这条道路上迈出了打破天荒的第一步。那时的现实考证，还没有“田野调查”这样时髦的名称，只是简单地称之为“实际调查”。早期实际调查的代表著作首推马通、勉维霖对于中国西北伊斯兰教教派门宦的经典之作。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有学术价值的扛鼎力作”当推马通先生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以及其后付梓的姊妹篇《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8]作者积数十年之功，在第一手珍贵资料基础上叙述各门宦的历史及特点，主要以西北的伊斯兰教各教派门宦支系为对象，对格底目(老教)、伊赫瓦尼(遵经派)、西道堂(汉学派)等三大教派以及虎夫耶、嘎德林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等四大门宦及其数十个支系的源流、发展、衍生的历史过程，包括各重要教派门宦的宗教领袖人物，各派的宗教思想和礼仪特征，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如果说《史略》旨在揭示一个支系纷繁、内涵复杂的中国伊斯兰教内部世界；《溯源》则重在略论各主要教派门宦的演变过程和相互关系。这两部姊妹篇为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的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将其推进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已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探讨史上的丰碑。马通先生的探讨受到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并被视为填补了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方面的空，有筚路蓝缕之功。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评价此书：“经过多年辛勤努力，搜集了有关的丰富材料，为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开拓了一个新的园地，在史学工作上是有贡献的。”[9]
在此之前，勉维霖的《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业已出版。书中以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调查为基础，对宁夏伊斯兰教的格迪目、虎夫耶、哲赫林耶、尕德林耶、伊赫瓦尼五个教派、门宦作了介绍，[10]并对其分布特征、历史演变、教义修持及与世界伊斯兰教的关联作了精辟略论，故被视为当代教派门宦探讨“开山之作”。但由于篇幅较小、发行量少等原因，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此书中的主要部分后来收入勉维霖主编《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史略》一书不仅在篇幅上更胜一筹，而且在措施上更完备。既以实际调查为主要措施，又采用了口述史和文献考证。从措施上看，尽管作者谦称此书虽以“史略”命名，距“史”的要求尚远，但实则深受晚清以来传统史学的实地考证与文献考据等措施之作用。同时，由于作者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法学系，其教育背景和社会氛围也决定了科学主义与实证精神必然在作者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作者称：“至于教派门宦的宗教理学和修持理论，我认为是属于另一范围讨论的问题，在本文中很少涉及。”[11]这说明，在此书中作者始终以客观描述宗教现象为探讨原则，而对所涉及教派信仰的意义与价值抱存而不论的态度，属于典型的实证探讨。此外，就探讨宗旨而言，由于作者本人出身于一个属于哲赫忍耶的家庭中，自幼目睹教派之间的纷争，由此萌发了探讨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的夙愿。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注意搜集资料，阿拉伯语论文，积三十年之功，最终完成了教派与门宦探讨的奠基之作。这种关注现实问题的学风既与传统实学的经世致用之说若合符节，又不乏新史学倡导的科学意识。了解了这些，或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对此书评价甚高，赞扬作者不仅在史学工作上做出了贡献，而且为中国伊斯兰教史开辟了新领域。
三、“发展一转型”期的“田野调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