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十分欣赏异族文明的帝王之一，这种欣赏的表现之一就是热爱学习各种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他的这种语言爱好，恐怕只有清代的乾隆帝才可与之比肩。回回文正是他学习的一种。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大王实录》庚辰十五年(明正德十五年，1520)十二月戊戌条：通事李硕以中朝闻见事启曰：“皇帝凡出游时，如鞑靼、回回、佛郎机、占城、剌麻等国之使，各择二三人，使之扈从，或习其语言，或观其技艺焉。”[42]《明史》载：“武宗南巡，其(佛郎机)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火者亚三本是回回华商，往来于中国与马六甲之间，通诸国语言。[43]“火者”：khūjah/“教师、老师”是一个波斯语头衔，“亚三”为其名，应是 /Yāsīn的某种波斯式读法Yāsain，显然火者亚三使用波斯语；作为回回人必然要学习阿拉伯语，因此他也应会阿拉伯语。他在南洋经商的年月也可能学会马来语。至于16世纪初东来的西洋人与东方民族之间的国际交流语言，波斯裔法国学者Aly Mazahéri曾指出：“从北京到威尼斯的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言也曾是波斯语。这种语言成了任何希望到亚洲冒险的人必不可缺的语言。所以，在中世纪，也就是直到19世纪初叶，波斯语在奥斯曼帝国以及亚洲的其余地区尚扮演着一种英语在我们当今世界所具有的角色，即贸易及外交界以及稍后不久思想界的一种国际通用语言。”[44]此外，从火者亚三选用“佛郎机”称呼“葡萄牙”，也透露出波斯语的痕迹。“佛郎机”即波斯语Frang，是中世纪穆斯林世界对欧洲的泛称。故可以推测火者亚三与葡萄牙人的交流，应是通过波斯语。因此，武宗皇帝从其所学，极有可能是波斯语。日本大家田坂兴道揭出一条史料作为他多少通晓回回文的旁证。《明武宗实录》正德十六年三月庚午条：“又甘肃镇守太监王欣奉上旨，购通汉语，能书回回、达子、西番，年十五以下者，各二十人，以进，(太后)亦罢遣给主。”[45]在这三种胡语中，波斯语列第一。
明武宗不仅学习回回语言，可能还探讨过回教典籍。清康熙年间著名回教学者马注游历北京时曾意外得到一部回教典籍，他说：“予抵燕都，经书丛聚之薮，得明武宗皇帝秘藏《天经问难》一集。凡千余答，皆至圣穆罕默德奉天命答阿布都沦乐希(‘Abdullah)之言，事详理切。”《天经问难》在正文中又写作《天经辩难》，[46]应指同一典籍。[47]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大王实录》戊辰三年(明正德三年，1508)二月辛未条：奏闻使成希颜、申用溉还自京师，启曰：“臣三度赴京……宫中多作儿戏之事。闻回回人不食他人所杀之肉，必手宰乃食，且有善心、读经等事，迎入阙内师事之。”[48]可见，读回经是武宗迎请回回人入宫为师的目的之一。《天经问难》很可能就是他习读的回经之一。
这部回经后来受到另一位著名回教学者刘智的重视，并译为汉文，名曰《千问纪录》。[49]属于他没能刊刻的众多译稿之一。[50]值得指出的是它在东南亚是被译成马来和爪哇文的最著名的波斯文作品，译名曰《一千个问题》(Kitab Seribu Masalah)，它在马来世界伊斯兰化过程中起了一定的影响。[51]可惜我们不知道马注所获的武宗秘藏本《天经问难》是否存世？其内容应是记述麦地那郊区海泊迩的犹太教学者阿卜杜拉率众弟子前往麦地那拜访穆圣，以验证其先知身份。他们用种种难题质询，号称千问。穆圣一一作答，折服其心，使其全体加入回教。如果马注所记不虚，阿拉伯语专业论文，则明武宗从这样一部典籍所获得的知识，自然能使他走向伊斯兰教。
正德帝在学习回回语言，探讨波斯语回教典籍之后，掌握了回教教理，故对清真教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明嘉靖间武平伯陈大策曾刊行其评论：
“武宗皇帝评论诸教，谓侍臣曰：‘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然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御制诗云：‘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正德十四年十月十二日。’”[52]
这种对儒释道回的评论，如果没有信仰回教并对之有很深的认识，断非能有如此见解。其御制诗认为只有清真教才是正教，表达了诗人对真主的信仰与敬畏。故我们难于否认诗人的回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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