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里，越南的改革可用“经济改革步履蹒跚，政治改革一枝独秀”来概括。越南面临的诸多经济问题亟待重大改革举措，但改革的破局需要一个权力适度集中的中央政府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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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权威薄弱
越共最高层是由党总书记、政府总理、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构成的“四架马车”。这个体制中并不存在地位明显突出的核心人物。
“四架马车”体制、政治局不设常委以及党的老干部“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让今日的越共成为国际共运史上中央权威最弱的一个，越共领导层在决策时面临着难以计数的掣肘。
越共从2017年开始试行党政部门和领导职务的一体化改革。改革以来，越共在地方层面大量撤销了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区政府和乡党委。被撤销机构的职能，转由同级人民委员会承担。在国有公司、党政机关和军队机关中，也试点推行首长兼任党委书记。
但局部的党政一体化改革却吊诡地并未有助于越南的集权，而是加强了越南党和政府内本已存在的“中央—地方”垂直方向上的权力分散。中央与地方的讨价还价，形成不利于政策延续的投机性央地关系。
尽管高层派系斗争不断，但“防变”却是政治精英们凌驾于斗争之上的高度共识。这也是一向广受赞誉的越南政治改革总是受到巧妙的节制而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
没有路线图的改革？
越南历次改革向来被认为都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临时方法。当危机不再紧迫，越南语毕业论文，改革动力也就不复存在。
如今，越南经济尽管问题繁多，但尚未严重到危及越共执政地位的地步。被越共高层屡屡提及的危机仅仅是腐败和“和平演变”。
与往昔的重大区别是，巨大的南海石油收益，成为越南政权安然应对糟糕经济状况的支柱。
这也解释了南海争端中，阮晋勇政府为何高调宣称“全党全国全军要团结一致保卫主权”。而越南媒体不谈“革新”谈南海，显然是对执政者最好的局面。
有了南海石油收益这一豪华版“长期饭票”，使得越南改革口号多年不变的同时，始终不愿绘制清晰的改革路线图。
越南著名经济学家黎登营2017年接受采访时称，“越南的发展观和发展路径始终清晰不下来我觉得是主要的。”
除了心理上的不情愿，缺乏路线图的另一原因是，越南政治家和官僚缺乏绘制改革路线图所需的智力资源和训练。
黎登营参与，成立于2017年的发展探讨院（IDS），作为越南最早的民间高级政策探讨机构，仅运行一年多之后被迫关闭。缺乏意愿、缺乏智力支持，再加上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想要越南改革取得实质性进步只能期待奇迹。
越南《青年报》报道，截至2017年9月，越南国营公司积欠银行债务约合200亿美元。其中多半由石油、电力、煤炭、造船大型集团企业承担。
针对越南国有企业炒房带来的房地产崩溃，《纽约时报》的文章称其为“共产主义特色的裙带资本主义”：国企里充斥着亲朋好友，以及共产党官员的盟友。
反过来，越南语毕业论文，越共仍在不断强调国企必须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领导影响”。
胡志明市耸立着大小不一的烂尾楼，其中不少是国企炒作的后果。尽管如此，无限膨胀的越南国企仍未停止进军房地产市场的步伐。这些烂尾楼就像一座座界桩，标志着越南的改革“到此为止”，不论改革的口号有多么响亮。
（摘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