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王安石”[越南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越南语论文 责任编辑:Nguyễn Thị更新时间:2017-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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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贵�是越南后黎朝(1533―1788)最杰出的学者,他曾身居相位,屡向朝廷上言,倡导改革,因此赢得了“越南王安石”的美誉。黎贵�不仅有深厚的汉文学修养,在史学和哲学上也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同时在医学、天文学、农学、地理等领域均有引人注目的创获。他一生编撰的汉籍颇丰,无一不是汉文化向越南传播后而结出的硕果。越南学者称其为“越南封建社会时代最大的博学家”,“是唯一掌握了十八世纪越南社会可能有的各种知识的学者”(《黎贵�全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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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生平事迹�
  
  黎贵�字允厚,号桂堂,山南下镇延河县(位于越南太平省)人,后黎裕宗保泰七年(1726)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黎氏先祖原姓李,京北东岸人,光兴(1578―1599)年间迁居到延河,其曾祖福善被黎直性收养而改姓黎。黎贵�的父亲黎仲庶(原名富庶),号竹庵,为保泰五年(1724)进士,曾官至刑部尚书。据《刑部尚书赠少保河郡公黎相公年谱》的记述,黎父“性颇聪敏,书籍一览,无所遗忘,凡古今制度之沿革,经史字义之差异,及天人地理算数之学,莫不究其渊源,得其精要。为文丰赡简畅,条陈世务,皆溯源竟委,剀切周至,有贾、董、韩、陆之风。尤喜观易,善于占侯”。显然,黎父亦是一位博学之士,黎贵�能够在多个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与其家学的熏陶是分不开的。尤其是黎仲庶一直居官任职,却勤于教育,授徒四十余年,弟子多达千余人,著有《竹庵文集》、《黎公启事》、《景录》等书。�
  生长于书香门第的黎贵�自小就天资过人,《工部尚书黎相公年谱》说他五岁就开始学习《诗经》,并已涉猎《左传》、《国语》、《战国策》、《文选》,六岁即能诗文,七岁学史,八岁能作赋策,十岁能作行歌论辨书檄,十一岁学宋元历史,到十四岁时,已经“遍读五经四书,史籍传记,帝及诸子百家之书,无不熟读,人以宿儒称之。为文伸纸疾书,万言立就,不构思,不起草,而学问议论,汪洋大肆”。这难免有夸张溢美之嫌,不过至少能说明黎贵�与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一样,在幼年时期就接受了较为全面的汉文化教育。黎贵�十五岁时,随父亲居于京师,其汉文化素养获得了一次大提升。1752年,黎贵�二十七岁,在会试中取得了经义四六并列第二、诗赋第七、策期优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庭试赐第一甲榜眼。次年,授翰林院侍读,从此他正式开始了官仕生涯。�
  黎贵�步入仕途时,黎氏王朝早已形同虚设,真正执政的是明都王(1740―1767)郑楹。在官宦生涯初期,他尚未能在政治上大施拳脚,多任一些闲冷的文职或是监察地方官。在任翰林院侍读之后不久,黎显宗景兴十五年(1754)春,他奉命入国史馆修史,是年冬天则又充博举场监试。此后奉命采访山南道、升任翰林院侍讲。直至二十一年(1760)春,赐颖城伯,以岁贡副使之职出使清朝。接下来的五年内,他的才华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也只是多奉王命到各地巡察。于是,在二十六年(1765)黎贵�上书请求辞官归田获允,开始了“杜门著书,覃思经术,讲学授徒……以书籍山水自娱”(《工部尚书黎相公年谱》)的生活。�
  景兴二十八年(1767),郑楹去世,靖都王(1767―1782)郑森继袭了父亲的王位,成为了新的执政者。黎贵�也结束了隐居生活,被再度起用,担任侍书兼国子监司业。在郑森掌政期间,黎贵�得到了重用,屡有升迁,开始真正在政治上一展拳脚。三十一年(1770)闰五月,因平定黎维密、黎廷本有功,升为副都御史;同年六月,因审断旧牍、清理积弊,被擢升为工部右侍郎;十二月,黎贵�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查三司府县政绩,奖廉平,退苛冗,蠲逋欠,招流民。免清华盐税,定驿汉,以均劳佚。择土官、管官,禁官员苛扰士兵,免山南沿途驿递各社调钱”(《工部尚书黎相公年谱》)。这十项方法得到推行,他也因此任职吏部右侍郎。次年,黎氏又官任工部左侍郎。景兴三十三年(1772),则署都御史,兼国子监祭酒。他的父亲忠献公也于三十四年(1773)以刑部尚书再仕,黎氏一门眷宠赫奕。此后,黎贵�掌督民政,商榷政事,官运亨通,其间官职虽然也有变更起落,但他历任顺化镇抚司协镇抚、右校点权府事、国史总裁,官至工部尚书,为巩固黎郑王朝的统治殚精竭虑。四十五年(1784)四月,黎贵�任工部尚书才一个月,便卒于维先之阮舍,享年五十九岁,赠少保,赐谥文忠。纵观他的一生,数次围剿义军,勘查户籍,勘度田地,整顿吏治,并且屡屡上书,倡言改革,不失为一位有理想抱负的士人。�
  
  二、 汉文著述�
  
  在越南历史上,黎贵�更多的还是以他的学术成就和文学成就名世。裴辉璧《桂堂先生成服礼门生设奠祭文》云,黎氏“聪明冠世,博极群书,能著述为文章,足以行世而传后”,“所著《圣谟贤范》及诸经论说、《群书考辨》、《国史续编》、《全越诗录》、《皇越文海》、《芸台类语》、《邦交续集》、《北使通录》、《见闻小录》、《抚边杂录》与夫《桂堂文集》、《诗集》,无虑十百篇”。而据《工部尚书黎相公年谱》和陈文�《越南典籍考》的记载和看法,黎贵�则共有涉及经学、文学、哲学、史学、天文、地理、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的汉喃文作品五十余部。现代越南探讨者也认为:“在越南封建时期,没有任何人像黎贵�那样著述丰富,著书立说犹如黎贵�的人生目的。”(文新《试论黎贵�――越南封建时代的博学之士》)当然,各类作品所记载的著述是否确为黎贵�所作,还有待进一步研讨。据我们的调查,目前法国巴黎的各典藏机构与最大的汉喃文献典藏机构――越南河内汉喃探讨院,主要藏有如下题为黎贵�编撰的汉文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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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经部�
  1. 《易肤丛说》二卷,黎贵�编撰的易学作品。卷一为对《易经》义理的评论以及问答体的解释,卷二为各家先儒对《易经》的注。此书今存有四种抄本。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下文简称《文籍志》)经史类著录有黎贵�《易经肤说》六卷,今未见,或《易肤丛说》从其略抄而来。�
  2. 《书经衍义》,黎贵�于黎景兴三十三年(1772)编撰,有李陈作于景兴三十九年(1778)的跋文。此书以策文形式对《尚书》作了逐篇解答与注释。今存抄本一种。《文籍志》经史类著录有此书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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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史部�
  1. 《大越通史》,越南黎朝的纪传体通史,亦名《黎朝通史》。是书首为本纪,记载了从1418年黎利举兵自立至1527年莫氏篡位的历史,其次为各志书,再次为列传,列传以宗室为首。黎贵�的撰写参考了各种实录,旁及逸书、笔记、评传、私史、金石铭刻,以及中国士人的作品,成书于1749年。据《文籍志》经史类的记载,全书原三十卷。今存有抄本七种,但本纪惟存黎太祖纪,志书仅存《艺文志》,列传残存后妃、诸臣、逆臣等传。�
  2. 《见闻小录》,笔记史料,黎贵�编撰于景兴丁酉年(1777)。书前有序及目录,正文记述政治、人物品评、科举、礼法等方面的典故并录有若干诗词、对联、碑铭等,汉文间有喃字。今存抄本三种。《文籍志》传记类著录此书有三卷,并云:“杂载或事或文。”�
  3. 《北使通录》四卷,1760年黎贵�出使清朝活动的记录,黎氏编撰于景兴四十一年(1769),书中有作者自序,记录了出使行程、使团成员、所携贡品、朝见礼仪,以及与清朝官员、朝鲜使臣的唱和诗。今存抄本二种,一种藏于河内,另一种藏于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马伯乐书库。�
  4. 《黎朝功臣列传》,黎贵�为黎朝功臣黎石、黎来、阮翅、陈元捍等十九人编撰的小传。书前有目录,书后附载有黎太祖的小传。今存抄本一种。�

  5. 《神迹北宁慈山芙留社内村》,黎贵�撰写的北宁省慈山府芙留乡内村福神范五德的事迹传。此书大意云范五德文武兼备,二十六岁中进士,辅助黎显宗镇压海阳郡起义有功,被封为尚书、爵郡公等。今存抄本一种。�
  6. 《抚边杂录》,记录顺化和广南的地理历史之书,黎贵�撰并序于黎景兴三十七年(1776),有吴时仕于景兴三十八年(1777)所作的跋文。全书内容涉及山川、城垒、道路、府县总数目、男丁数目、地税、矿税、开荒、风俗、产物、人才等方面。今存印本和抄本八种。�
  7. 《群书考辨》,对中国从夏商周到宋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考证和评论,黎贵�编撰并序于丁丑年(1757)。此书有清代广西提督学政朱佩莲、礼部员外郎秦朝、朝鲜正使洪启熙分别作于乾隆辛巳年(1761)的序。《文籍志》经史类记载有此书四卷,今存抄本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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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子部�
  1. 《圣谟贤范录》,各经传史籍的名言集录,黎贵�编辑。全书分为成忠、立孝、修道、间邪、达理、卫生、官守、从政、谦慎、酬接、尊谊、阃训十二章。今存有抄本二种。�
  2. 《芸台类语》九卷,汇辑哲学、天文学、文学、地理等方面的类书。全书分为理气、形象、区宇、典汇、文艺、音字、书籍、士规、品物九目。今存抄本八种,多内容不全。《文籍志》传记类著录有此书四卷。�
  3. 《黎贵�家礼》,丧葬礼仪,题黎贵�撰并序。内容涉及亲属亡故时的居丧格式,送葬、祭礼等丧礼仪式。今存抄本一种。�
  4. 《太乙易简录》,对于太乙星行度和宫度的四种基本卜法的占卜书,黎贵�撰于景兴二十七年(1766)。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其一为“岁计”,涉及国家、君臣的祸福�其二为“月计”,涉及卿将的贤佞�其三为“日计”,涉及百姓的休咎�其四为“辰计”,涉及军伍的吉凶。今存抄本三种。�
  5. 《阴骘文注》,对《阴骘文》注本的订正、修改和增削,黎贵�编辑,其子黎贵纯、黎贵佐、黎贵宜及其门人阮贵弘校订。书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沈德潜序、景兴四十三年(1782)黎仲庶后序、景兴四十二年(1781)裴辉璧跋。是书阮明命二十年(1839)曾据桂堂原本印行。《文籍志》传记类著录此书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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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集部�
  1. 《全越诗录》二十卷,黎贵�编订的诗歌总集。据较全的版本统计,共收越南李、陈、胡、黎各朝诗173家2303首。本书约存有抄本十一种,其中一种现藏于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马伯乐书库。《文籍志》诗文类著录此书为《全越诗集》。�
  2. 《桂堂诗集》,黎贵�的诗歌别集。所收诗作有题咏名胜古迹诗、题扇诗、集句诗、唱和赠答诗等。今存抄本二种。《文籍志》诗文类著录此书四卷。�
  3. 《黎致仕诗集》,收录黎贵�致仕后自作的诗文、黎王和郑主的赐联与敕封文、黎氏友人门生的酬唱祝贺诗文等。今存抄本一种,与《黯章公诗集》、《香罗黎公诗集》二集合抄。前者收录黎贵�的吟咏酬应之作,后者收录其描写黎郑末期离乱的诗作。《文籍志》诗文类著录有黎贵�所编的《致仕帐文集》四卷,并云:“载中兴以后诸大科公致仕月贺帐文。”�
  此外,据《文籍志》所载,黎氏还撰有《国史续编》八卷、《名臣录》二卷、唱和诗集《联珠诗集》四卷、别集《桂堂文集》三卷,并编有总集《皇越文海》十一卷,收录从李陈至前黎的历代赋、颂、序、记等文。�
  
  三、 北使之行与中越文化交流�
  
  黎贵�在不及花甲的一生中,不仅在政治、文学、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也为中越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汉文化在越南传播的重要实践者。�
  黎贵�于黎显宗景兴二十一年(1760)以岁贡副使的身份如清,越史记载:“初帝遣陈辉宓、黎贵�等如清岁贡,并附告懿宗丧。”(《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四十二)这一次出使,使黎贵�获得了一次向汉文化圈各国大力展示自己汉文化素养的机会。景兴二十二年正月,越使一行自广西到达北京。在鸿胪寺,黎贵�与朝鲜使臣洪启禧、赵荣见、李薇中相识,“因投诗赠之,东使惊异”(《工部尚书黎相公年谱》)。得到了朝鲜使臣的赞赏后,黎贵�又将《群书考辨》、《圣谟贤范录》二书,以及沿途的酬唱诗集《潇湘百咏集》请序于洪启禧。这两本书也同时成为黎氏与中国士人相交的媒介。当时的伴送官员秦朝读过《群书考辨》后,击节赞叹,并与黎贵�就其中的问题往复辩论,颇加评品。提督学朱佩莲督学粤西,也拜读了《群》、《圣》二书,并大加称赞:“《史辨》一书,根经据传,自标卓识。《圣谟贤范录》大儒明体之学也,《史辨》大儒致用之学也,天朝顾炎武《日知录》庶几近之。”所谓的《史辨》即《群书考辨》。二人临别之时,朱佩莲为此感叹不能与黎氏长相聚,再次表达激赏之情:“公文词婉丽,有唐宋之风。”(《工部尚书黎相公年谱》)在这次北使之行中,诗文的赠答酬唱、相互评点、请序题词是中、越、朝三国文士进行汉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据《文籍志》为黎贵�的《联珠诗集》撰写的提要云:�
  公奉使时,与正使陈辉�、副使郑春树二公,联吟更唱迭和,共得四百余首。中有与北国伴送诸官及朝鲜使部赓酬,其诗附,亦并载集内。“潇湘百咏”卷有朝鲜正使状元洪启禧序。文格高古,评论三公诗,尤为确当。�
  越南派往中国的使臣多为国内汉文化素养最高、地位最尊贵的文化群体。士人之间的文字交往,与其说是中、越、朝三国士人汉文学的相互交流,还不如说是越、朝使臣汉文化水平的竞相展示。从上述记载来看,在这次的无形较量中,黎贵�为越南汉文学赢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和相应的声誉。�
  在文学交流之外,黎贵�通过这次北使之行还了解学习到了先进的西学知识。十七世纪以后,大批的西方传教士来到越南传播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但是由于基督教与传统的儒学格格不入,并对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因此,后黎的南阮北郑均将基督教视为邪教,实施了严厉的查禁方法。在如此社会背景下,越南士大夫对西方新学知之甚少,而黎贵�却借助这次北使之行,通过汉译西学典籍接受西方近代地理学的知识。在出使期间他读到了曾任康熙朝钦天监、著名的比利时来华传教士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他自称“常得《坤舆图说》,观其论”,并在《芸台类语》中直接辑录云:“西洋人《坤舆图说》云:‘无气则天内空矣。’”黎贵�对中西交通、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芸台类语》卷三“区宇”云:�
  愚按,大西洋自宋元以前,未通中国,永乐中始航海入贡。万历三十年,其国人利玛窦与其徒南怀仁、艾儒略、熊三拔、高一志等五六人,由广东入闽过,上金陵。称欧罗巴洲人路远十万,泛海九年。出其千里镜、自鸣钟、浑天仪、量天尺、勾股法,算时测度、卜影景星,谈理气历数,极其精妙。诸台省官尊为西儒,称为西土圣人。因咨送北京,引达上听。利玛窦既至京,建天主堂于宣武门外,南怀仁著有《坤舆图说》二卷。�
  
  事实上,黎贵�作为越南汉文化的精英,他对汉文化在越南传播的实践还不仅仅局限于这次的北使之行。从他丰富的汉文著述中亦可窥见一斑。�
  首先,黎贵�的文学创作就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学已达到耳熟能详的程度。姑且不论其对中国诗学的理解,创作风格的推崇、文辞的化用等,仅是他的集句诗就可充分体现出他的汉文学修养。试看《永州初秋望集古》其一:�
  何处秋风至,村墟乃尔凉。生烟纷漠漠,山树郁苍苍。�
  久露晴初湿,沙溪晚更沉。启�情已缅,远思满潇湘。�
  这一首五律,依次集中唐刘禹锡、南宋陆游、南朝谢�、三国曹植、盛唐杜甫、北宋寇准、东晋陶渊明、中唐司空曙八人的诗作,而诗句所出之原作亦有五绝、五律、五古多种体裁。�

  黎贵�编撰的史籍则体现出他对中国史学的尊崇。《大越通史》就是一部在中国史学思想和史学著述体例作用下而形成的重要的越南史籍。全书撰写秉承了中国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大越通史》自序曰:“我不敢妄比大史家班固、司马迁的杰作,自诩成就世业。我的愿望是据事直书,搜集遗闻佚事,以补史籍的阙漏,彰明往事以垂诸后代。”(转引自黄轶球据法文汉译的《越南典籍考》)其志书更是以《宋史》志书为模仿对象撰写而成。黎贵�在《大越通史・凡例》云:“修史之难,无遏于志《汉书》、《唐书》。备载法制,杂以议论文法,虽妙而观者苦之。惟《宋史》区别条目,事类粲然,便于披阅。今修国朝志准《宋史》志。”遗憾的是,《大越通史》现惟存艺文志,无法总揽全貌。不过其列传的撰写――“先后妃帝系,重伦叙也;次功臣相将,表功德也;次儒林,次节义,重才学、褒忠节也;次高士,次烈女,旌恬退表,阃行也;次方技、外戚,备事也;次�幸、奸臣、逆臣,惩恶也;终以四夷,严内外之防也”。显然,其列传的编撰次序是以中国正史列传为模本。�
  对中国典籍著述体例的模仿,亦体现在黎贵�编撰的文学典籍中。《全越诗录・例言》云:“昔人云,律可杂古,古不可杂律。今依《全唐诗》,分古近二款,以便观览。”《全越诗录》将每位诗人的诗歌分古近二体编录,就是依《全唐诗》之例,而给每位诗人作小传,则是仿《全唐诗录》和《宋元诗会》的做法。所以《全越诗录・例言》又云:�
  近来《全唐诗录》、《宋元诗会》,一一登载平生履历,如一小传,豁人心目。谨依此例,宸章之上,恭书圣德大略;诸臣工儒士名姓、里阙、名迹、著述,并备访集,略叙篇端,其不可考者阙之,有陈诗亦然。吕东莱编《宋文鉴》有五例:有文理兼长者;有止编其文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众人公为佳者;有夫文理未佳而其人贤名微,惟恐泯没,亦编一二篇者;有夫文虽未佳而理可取者。今奉纂诗录,窃仿此例。�
  无论是黎贵�的汉诗文创作,还是以中国典籍为编撰基本文献的《芸台类语》,以中国典籍为探讨对象的《群书考辨》,抑或仿照中国著述体例编撰而成的《大越通史》、《全越诗录》,都体现出他深厚广博的汉文化素养。汉文化作为官方正统文化地位的长期确立,使得古代越南产生了无数与黎贵�一样的士人,毕生的文化活动都以推行、丰富汉文化为实质,因而也使得越南保留了一大批记录越民族几千年社会文化活动的汉文历史文献和文学典籍,它们是汉文化不可舍弃与回避的重要部分。�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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