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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在众多邻国里，越南是一个特异的存在。
它不像俄罗斯。尽管今天我们宣称两国要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但在此前三四百年的两国接触史中，那一直是一团沉重的阴影，一个有着巨大利益诉求、赤裸裸欲望表达、步步逼近的国家幽灵。
不像日本。这个曾被史书略带轻蔑地称为“蕞尔小国”、“倭人”的岛国，自明治维新神奇崛起后，一跃成为对中国的最大施害国，暴行剧烈，严重作用甚而改写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走向。尽管有论者称，要构建“对日新思维”，更有刘亚洲先生认为，未来的亚洲关系要建基于中日两国结盟友好这一平台上(大意)，我们仍可以明确地说，在可见的一代人时间里，我们仍将踟躇于这摊政经失衡、民间失语甚至对立的纠缠不清的泥潭里。
不像韩国。如果说日本还有几分像一个独立于中国文化的文明体，韩国则是一个“东方国家”，儒家文明圈的一分子。就本刊的观察来看，韩国国民对中国普遍缺少恶感，不存在那种“非友即敌”的冷战思维，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更抱持对中华文化的亲近感，在这个背景下，本届李明博政府的“转向美国”政策能否长久推行，尚待怀疑。
不像印度。纵横高崛的青藏高原，是阻隔两国人民实质交往的天然屏障。
不像朝鲜。那是中国始终的“兄弟”加“战友”。
就是在东南亚各国里，它也不像缅甸，不像柬埔寨。
尽管我们有过“胡志明伯伯”，有过抗美援越，有过《越南来信》，越语专业论文，有过迄今不知精确数目的埋骨越南雨林的中国军人群体，一个相对弱小民族对强大邻国的隐秘担忧和顾虑，仍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有了苏联介入和1979年的纷争后。
在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核心词汇还是民族国家和民族自决，而非市场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约束背景下，这段忽冷忽热、忽远忽近，刚才还是兄弟战友情转身就冷眼相向兵戎交恶的打摆子似的地缘国家关系，看似荒诞不经，实则也是必然，俄罗斯和东欧诸国，迄今还有着类似的复杂情状。
在今天，我们已看到了解决类似国际关系困境的曙光展现(尽管仍然微弱)：基于人道主义、自由和爱的共同价值的承认和受尊重，具有国际公约性质的国际法和国际法庭，联合国和安理会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威权，民族主义观念的逐渐消淡，支持以上价值观的基本制度和法学系统在各国的建立，从根本上说，还有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逐渐形成。有了这些，我们才可以对未来的国际秩序持有信心。
在中国开始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自1986年越共六大启动“革新开放”进程以来的越南改革，越语论文题目，也已进入到第22个年头。这个中国当年的社会主义小兄弟、有着类似中国改革路径的新兴经济体，却在今年5月以来遭遇了困境：大幅通货膨胀、股市狂跌，酝酿可能的经济危机。
这个新兴市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么看待越南经改实践？明天会怎样？超前的政改是引发目前危机的原因之一吗？
学术界的主流看法认为：越南的本次货币危机至多是“轻度危机”，和当年的泰国金融风暴远不是一回事，有点类似中国1992年、1993年的通货膨胀，其原因归根到底在于经济过热。
从宏观经济的视角观察越南，并非本刊编辑部的本意。此次本刊特派记者团深入越南各地，是想撩开迷雾，呈现一个纷乱经济表象之外的真实越南：
是没有经过类似“文革”的意识形态狂飙涤荡、仍保有历史温情的传统社会；是历经战火仍香火不绝的市民空间；是允许工会存在、允许工人以罢工方式和资方谈判的政府；是连党的总书记、国会议员都要进行差额选举(当然，候选人的产生还是受控的)的政治改革；是那些历经磨难、在大幅通胀后仍能保持微笑和希望、安然度日的普通民众。
这些，将是越南融入世界、拥抱和平和美好的深刻积淀。
(本专题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刊摄影记者大食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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