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自1986年开启的现代化进程，被越南共产党称为“革新开放”，――明显受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启发，比中国的类似进程，晚了几年，却有很大的不同。经济领域，因其底子比中国薄，国家小，加之其他可见不可见的因素，虽革新力度并不低，但结果相去甚远。仅一项指标便很能说明问题：2017年，其全年贸易逆差，全部来自中国，甚至还吃掉了与其他经济体若干亿美元的顺差。此外，越南向中国出口，绝大多数为农业产品，以及初级原材料，而进口中国的货品，绝大多数为工业制成品。政治领域，越南已走了很远，不仅党的最高领导人实行了差额选举，国会代表全部实行了直接选举，且不断提高专职代表比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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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革新开放的特点，是政经两条腿走路，从力度和效果看，似乎政治这条腿，迈得更大，效果也更好。如果经济这条腿能够克服两个痼疾，――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升级过慢），通货膨胀高居不下，越南革新开放这辆急速行驶的列车，会更加平衡和稳定。越南转型标本，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其转型成功，为国际社会所期待。
革新开放先声
越南革新开放国策，是被逼出来的，有国内外两个因素。国内因素是，1975年南北统一后，越共走了一条中国五十年代选择的建设道路，斯大林模式，和闭关锁国――朝苏联“一边倒”政策。包括南方在内全面实现公有制的结果，窒息了经济发展，对外战争以及与中越之战，使本来已极其脆弱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据统计，其国防开支最高时，达到政府财政支出的50%。
国际因素是，与西方以及中国关系全面破裂，苏联戈尔巴乔夫政权提出以“公开、透明”等为核心的改革目标，与西方缓和关系，减少了对越援助――不啻压垮越南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1986年，其通货膨胀达到接近800%的历史顶点，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总之，是越共的政策，将自己驱进生存的死胡同。需要强调的是，越共选择的体制因素，是关键所在，而关键之关键，是体制因素的政治面向――越共高度集权，决策依据不仅教条，且完全失去制衡。这一体制的通病，是本来宝贵的智力资源的丧失，越南尤甚――南北统一过程中，逃亡人数以百万计，以西贡为例，统一过程，越语专业论文，使繁荣的西贡几近一座死城。
越南是现代战争立国、战争治国的典型国家。争取独立、统一的斗争，延续了整整30年（1945-1975），国力消耗殆尽。国家休养生息这口气还未喘上来，1978年便发动持续11年的越柬战争。对柬大规模用兵的第二年，中越战争爆发，零打碎敲，又整整11年，直到1990年2月打了最后一仗。持续打准现代化和现代化战争45年，不要说越南这样的纯农业国家，即便西方大国，也会将国家打个底朝上。所幸越共战争治国中，保住了政权。到1986年，人均GDP不足200美元。
还要看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也是越共决心实施革新开放政策的促动因素。首先是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效果的示范影响。其次，是亚洲尤其东盟国家经济发展刺激效应。
失去二战后两轮发展机遇，使越南成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穷兵黩武政策，更让越南几成世界弃儿――不仅与世界所有大国关系破裂（1986年后的苏联政府也急速减少对越援助），与周边国家以及东盟国家关系，也坏到极点。
党内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作为与政权对冲力量的人民，终于为了自救，公开挑战越共政策。首先站出来的是农民。有趣的是，跟80年代初的凤阳小岗村农民一样，越南海防市永富地区的农民，70年代末便自发分田到户，搞起了“土地承包制”，几经曲折，最终在越共“六大”后，为越南政府认可，1988年，越政府向农民发放土地证，成为越南革新开放的先声。
为回应人民的愿望，1981年，越共先后颁发了有关农业生产的“100号指示”，和下放公司经营的“25号决定”，效果奇佳。1985年9月，越共进一步推行“物价、工资、货币同步改革”方法，以失败告终，引发大规模通货膨胀。1986年越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就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
越共六大政治报告会前向全国公布，征求人民意见，可谓越共施政转折的象征。1986年12月，大会召开。大会检讨了过往政策，公开承认党的重大主张和政策，犯了“严重而长期的”错误，必须立即、坚决地予以纠正。值得一提的，是越共对过往执政存在的问题“事实”面向的认定，本着“直面事实，正确评价事实，说明一切事实”精神，越共首先对执政中忘记人民，忽视人民影响，做了反省；其次，对党指导、管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违背客观规律现象，做了自我批评。
“六大”成果之一，是阮文灵当选总书记。因其“老革命”身份，以及“六大”前后的一系列革新言论，使其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不仅在党内获得合法性，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越共“六大”及其阮文灵执政5年实施的各项政策，为越南此后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革新开放成就
对越南社会所处发展阶段“过渡”性质的认识，是“六大”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一认识贯穿“六大”至去年召开的“十一大”始终，也是撬动越南革新开放的阿基米德支点，不仅为越南全面发展各种经济成分铺平道路，也为一步步深化政治改革，找到合法性依据。
“过渡阶段”认识，也是对外开放，实现与国际社会全面和解的起点，更给越南执政党还权于民政策以足够（想象/实施的）空间。总之，越南始自“六大”的革新开放政策，无不与此密切相关。
“六大”至“十一大”的越南，25年，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为国际社会所齐声赞赏。经济增长连续保持6%以上增长，最高达到8%。人均GDP翻了两番半，达到1200美元，人民生活得到巨大改善。不论进出口，还是引进外资，在东南亚国家，增幅都名列前茅。
对外修补了所有大国关系，包括与中国和解，与美国建交，加入东盟，实现与包括周边国家在内各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六年前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
更为世人关注的，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越共基层组织，已实现全面选举，党的高层职位（包括总书记），实行比例越来越高的差额选举，且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影响，逐渐淡化；国会，主席和代表的影响日渐突出。尤显突出的，是越共中央委员会上实行的质询制度，以及强调媒体对党（员）和政府的监督影响。
作为加大反腐倡廉力度方法之一，越南实施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公开官员家庭住址和联系办法，以便人民监督、举报。作为扩大执政公开透明度方法之一，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亦取得了显著成效，到“十一大”前，政治报告已提前4个月向全社会公布，征求意见。
去年一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大”，可谓举世瞩目。经过会前（全面参与）会中激烈辩论，越共在意识形态表述方面，取得了大跨度改变。申明越南是社会所有制国家，不再强调其任何意义上的公有制性质；去掉“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与之相适应的进步的生产关系”作为新的表述；“越南社会主义道路是越南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被“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人民的渴望，是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主席的正确选择”取代；执政目标，是建立党领导下的“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将“民主”提到“公平”之前；将“把人民从压迫、剥削和不公中彻底解放出来”，彻底从社会主义的特征中删除。等等。
能走多远？
在共产党领导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越南政治变革实践之路，无疑走得最远。“六大”到“十一大”，我们清楚地看到，每每走在各项改革前面的，是思想和观念，或曰党的意识形态。紧跟其后的，是组织上的，包括领导人选任方式的变革。人民，只有人民，是党的意识形态表述，以及党领导的政治实践的最核心概念和目标，亦即“民富、民主”，亦即国民福祉是第一位的，高于“国强”；民权兑现是最根本的，优先于“公平”。越共通过“属于、来自、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表述，与普适价值找到了接轨的榫口。
意识形态、政治改革在先，并不意味着经济改革滞后，毋宁说，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前者。不过两者的相互关系，仍是未来观察越南整体改革的最重要看点之一。以越南的后发特征，以及越南国家整体特征而言，对“民富、国强”内涵做重新定义，恐怕才是正途。成功的先例，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非洲，有博茨瓦纳，邻国，有不丹。换句话说，以越南国情，如果不打破传统现代化定义规范，其改革前景未必美妙――经过20年努力的中越贸易，越南日益企高的逆差额，便是很好的警示。尽管国际纺织业有向越南转移的迹象，但总体而言，越南要想在传统现代化道路上，与中国竞争工业生产能力，比登天还难。
更重要的是，越南共产党在把“强国”定义为国家目标时，明确包含了建立强大军事能力的目标，近期越南与俄国签署购买海军船舰合同，扩充海军实力，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一强军扩军政策，越语论文题目，与越南民富目标，有本质冲突――后进中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陷阱之一，就是并非简单用于防御的所谓军队现代化。越南只有尽早与周边有边界纠纷的国家，通过谈判解决遗留问题，从而尽可能减少军费开支，将宝贵的资金用于经济发展，才能不仅使人民生活质量改善，成为可欲的目标，进而为更彻底的政治改革，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在解决掉边界遗留问题后，越南发展的安全环境，只有在东盟框架下才能彻底得到实现。而东盟提供的安全框架，又必须以中美太平洋区域的军事互信为前提。参与任何双边、多变对抗，都将严重作用乃至中断越南的革新开放进程。
换句话说，越南革新开放进程能走多远，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越南共产党和政府能否摈弃传统现代化模式，二是能否建构起新思路下发展的安全环境。否则，无论经济还是安全出现重大危机，都可能使越南重回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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