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越南朋友的交往中，对方对“越/粤”的兴趣之浓厚，常常令我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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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几年前，我曾遇到一位移居美国多年，虽未受过高等教育但热爱历史的越南老者。这位老人对百越族中的“闽越”、“雒越”等部族如数家珍，足令我国许多南方人汗颜。但我很快便觉察到，这种熟悉背后似乎隐约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投射，越语论文题目，及至他开始怀念从前越南与中国“划江而治”（是的，划长江而治）的日子，我已吓得不轻。
这样的经历虽然荒诞，却颇能看出一些越南人对本民族历史疆域充满矛盾的想象，而越南民间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复杂情感，与此有莫大关系。
赵佗是一个不错的例子。众所周知，越南历朝的官方史学都将赵佗纳入王统，称为赵朝的开国君主。赵氏政权曾成功抵抗汉朝南下大军的战绩，亦被许多越南人甚至越南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上越南曾与中国分庭抗礼的标志。
与此同时，另一批历史学家则认为，赵佗当年率秦军南下，和辑百越的功绩，其本质是中国对越南故土（百越之地）的入侵。
他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许与越南一些世代流传的民间传说有关。
在这些传说中，越南的神话人物“雒龙君”乃是百越之祖，而且早在赵佗割据前，雒龙君的后代就曾建立名为“文郎国”的国家，其国君为“雄王”（今天越南的各大城市里都有以“雄王”命名的街道），其疆域之辽阔更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岭南摭怪》就写道，文郎国“东夹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至狐狲精国（即占城，今天越南中部）”。
这样的传说，连不少越南本国的历史学家也认为是不经之谈，但在民间却非常有生命力。在这样的历史叙述里，无论将赵佗视为外来入侵者还是越南的开国君主，都能得出越南在历史上曾与中国分庭抗礼这一“事实”。
越南对西沙群岛主权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借助了“越南乃百越之祖”这一观点大做文章。例如南越政权覆灭前，曾于1975年出版《黄沙和长沙特考》一书，为其对黄沙群岛（即我国西沙群岛）的主权要求寻找支持。书中对历史问题着墨颇多，其中《东海中的黄沙、长沙两群岛》就声称“到了西汉初年，东越、闽越、南越三个越人国家在南海西岸成立”，在赵佗领导的反抗下，“闽-广的海域上看不到有汉朝的兵船来往”，相反，是“百越人已经有了海洋生活，并把文化传播到东海（即我国南海）沿岸的各群岛上”。
显然，这样的论述漏洞百出，但其要害处在于：彻底割裂百越族与中国的有机联系，然后将百越族偷换为“越南人”，从而将越南在南海的活动提早至两千年前。哪怕当年百越人活动的疆域绝大部分都位于中国历朝历代的管辖范围内，在部分越南人眼里，这一事实也只能证明汉人对百越族的侵略，而不能证明中国历史上对南海的开发和控制。
众所周知，越南的疆域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只限于今天的越南北部，今天的越南中部和南部历史上曾分属占城和柬埔寨等国（胡志明市的旧称Saigon，就不是越南语，而是高棉语）。其中越南与占城更是历史上水火不容的寇仇，直到16世纪越南终于吞并占城。
有趣的是，在《黄山和长沙特考》中，越语专业论文，为了将占人的海洋活动（历史上占人擅长航海、渔业，直至今天亦如是）作为越南人的海洋活动，不惜夸耀占城当年国力的强盛（却不提占城强大的其中一个证明，正是占人曾不止一次攻陷、劫掠越南都城），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说明西沙群岛“原是占人的渔业区，而当占国的领土并入越国的版图的时候，越人就成了它的理所当然的继承者”。
问题在于，如果遵循其批评中国的逻辑（百越族在南海的活动与中国无关，哪怕百越之地已成为中国版图一部分超过两千年），那么占城人的海洋活动又怎可能被16世纪才吞并占城的越南侵略者继承？倘若越南人与百越之间模棱两可的关系，可被用来证明越南人对南海诸岛的权利，那么占城人的海洋遗产是不是应该由散居在亚洲各地的占族人继承才对？
南海问题是一场几代人的持久战。而要想占取优势，不能忽略越南民间的舆论动向。
（摘自“凤凰博报” 图/陈明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