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是我国南疆重要邻国。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我先后4次被派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任二秘、政务参赞和大使，目睹了中越关系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我国外交队伍的发展壮大。 1964年12月14日下午3时许，美国飞机多批轰炸河内市区，先后有4架在大使馆上空盘旋，其中两架于3时24分向大使馆俯冲，发射了一枚空对地导弹，炸毁了大使馆电影厅大楼西南角，楼顶被摧毁近一半，门窗玻璃全部破碎，与大使馆一街之隔的新华社河内分社的门窗也大部被炸毁。幸亏大使馆和新华分社的同志都及时进了防空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后经越南军事专家鉴定，美机发射的是“百舌乌”导弹。 当天下午6时15分，胡志明徒步来到中国大使馆，向朱其文大使表示慰问。朱其文、政务参赞陈亮和武官陈皓陪同胡志明查看了被炸现场。当听说大使馆和新华分社人员没有受伤时，胡志明说：“那就好，那就好。”之后，胡志明又询问大使馆有多少人，防空洞能否确保大家的安全，大使馆有没有疏散计划等问题，朱其文一一做了回答。胡志明对在场的大使馆官员说：“房子被炸了，算不了什么，今后可以建更好的。只要人在，我们将继续战斗。”第二天，朱其文在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和谴责美国飞机轰炸中国大使馆的罪行。12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蓄意进行的严重挑衅行为”。 各级领导的关怀 关于大使馆的艰苦条件，各级领导都看在眼里。他们对馆员很关心，也在设法改善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值得一提的有这样几件事： 在计划经济时代，驻外使领馆人员的工资主要用人民币支付，只有很少的比例可以兑换成美元，并获准在香港购买一些衬衣、背心等生活用品。但驻越南、朝鲜、蒙古3个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因可以乘火车回国，便不能享受这种待遇。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其文设法从香港采购了一部分半导体收音机，作价分配给大使馆外交官。我刚刚到大使馆工作，还不是外交官，分配不到我的头上。晚饭后看见外交官们把收音机挎在肩上，潇洒地在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收听新闻，很是羡慕。 大约在1964年，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访问越南时，批准为大使馆修建一座游泳池。1965年我到大使馆工作时，游泳池已经建好。它长25米，宽15米，有一个跳板，四周还有荧光灯，很漂亮。按照越南的气温，每年5月到10月末都可以游泳。这就给大家提供了锻炼身体和休闲的好去处。大使也不时把越南官员和外交使团的朋友请来游泳，成为很受欢迎的联谊活动。但游泳池没有自动循环设备。河内气温很高，放入一池新水，3天后水就变得浑浊，四五天后水面上便会漂浮一层绿藻，无法再下水游泳。因此每周星期六便要组织一批年轻人冲刷游泳池。由于排水速度很慢，大约四五个小时才能把水排光。十几个年轻人便一边冲刷，一边玩耍、嬉戏，到中午才能收工。然后经过一天的晾晒，第二天晚上再注水。 大使馆没有专职的理发员，一般都是由一位会理发的工勤人员给大家理发，工具也很简陋。20世纪70年代，符浩出任驻越大使。他在国内是副外长，对馆员的生活很关心。在他亲自过问下，大使馆添置了一个先进的电动理发坐椅。插上开关，椅子可以震动，起到按摩的影响，很是舒服。这是当时大使馆唯一的一件“洋玩意儿”。 翘首盼家信 在很长时间内，大使馆与国内的通讯设备落后，使馆的同志同国内家人联系十分困难。20世纪60年代，外交部同广西方面商定，在凭祥开设了一个信箱，取名“广西凭祥南字信箱200号”。家人写信可以寄到这个信箱，使馆每周再派人乘越南的窄轨火车到凭祥取信。80年代，我第二次到使馆工作时，正值中越关系处于困难时期，双方陆路、空中和海上交通全部中断，只能靠信使传递信件。信使每月从泰国曼谷来河内一次，一般停留两个晚上。 每当信使来时，大家都集中到办公室门前等候。此时人们的心情颇为复杂，有的急于知道家人的病情是否已经好转．有的在盼望女朋友的答复，有的想了解孩子升学考试的结果。待信袋打开，人们便一拥而上。有的年轻小伙子干脆把厚厚的一叠信抢到手里，站在高处大声叫着信封上面的名字，为大家分发。拿到信后，人们各自回到房间，慢慢品味来信的内容。如果哪个同志没收到信，或看信后心情不好，大家都会关切地给他以安慰。 信使回国的前一天，人们都会埋头给家人写信，有时写得很晚。第二天一大早，便把写好的信投入办公室门前的信箱，再由专人统一装进信使的专用信袋。家人的信息或托朋友办理的事情，一个月后才能得到回音。家人来信一定要在信使从北京出发前送到或寄到外交部信使队，如果赶不上这班信使，使馆的人们就只得翘首再等一个月。 新时期的中国大使馆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越关系遇到了困难。1991年11月，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国领导人确定了新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16字方针。20年来，双方在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众多领域的友好合作不断发展，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相互信任进一步增强，一致同意两国和两国人民要永远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增强，我国驻越大使馆和其他驻外机构一样，各方面条件不断改善。现在中国驻越大使馆的面貌已大为改观。办公楼改建后，越语毕业论文，设施更新了，每人都配备了电脑。所有宿舍都配备了空调、电冰箱、吸湿器。原有的游泳池安装了先进的自动循环设备。篮球场外增建了漂亮的网球场。有了电视接收器，大家可以随时收看国内、香港和越南等几十个频道的电视节目，文化生活较以前丰富了许多。过去几个人同住一个集体宿舍的情况不复存在。各方面都按照较为超前的标准进行了改造。根据工作区和生活区分开的准则，大部分馆员和家属都住在馆外越南的公寓楼内。随着通讯的发达，馆员随时可以给国内任何地方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甚至和家人视频通话。 20世纪60年代曾遭受美国飞机轰炸的电影厅，现在已重新加固装修，颇为大气。我国领导人到越南访问时，都会在使馆电影厅同大家见面，或讲话。 半个世纪来，大使馆的干部队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50年建交时起，迄今我国共派出了15位驻越大使，前几位都是老红军、老革命，如罗贵波大使，后来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副外长和山西省省长；何伟大使离任后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助理和高教部长。改革开放后派出的大使基本上都是解放后进入外交部的大学生。总的说来，年龄也都越来越年轻。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我国外交官比其他国家同级外交官大约要年长10-15岁，如今已经和他们差不多了，甚至比有些国家的同级外交官还要年轻。 作为外交战线的一名老兵，回顾大使馆的今昔变迁和外交队伍的成长，既感慨，又欣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