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在高速运转了三十年之后，如今的区域性劳动力紧缺揭开了它难以为继近况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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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东莞工厂回来的美国某玩具企业驻中国代表瑞贝卡(音译)看起来有些担忧。“现在珠三角那里招工不太容易了。我们生产厂的招工目标是达到80％的满员率，生产目标是维持去年的水平。”瑞贝卡向记者介绍了自己从东莞带回来的考察结果。
是“制造”而非“智造”
三十年前，中国到处流传着一句口头禅：“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汹涌的“劳工潮”源源不断地涌向珠三角地区。而从2004年开始，这种人头攒动的“劳工潮”局面被改变，全国主要的经济区域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民工短缺的现象，珠三角地区表现得尤为严重。该地区在“劳工荒”最为严重时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例高达10％。
造成“招工难”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低工资是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该问题让许多公司都颇感棘手。瑞贝卡告诉记者，“2017年的春节前，生产厂第一次给工人发了红包，并且普涨了工资，希望他们春节后能够如期返岗。”但同时，她向记者表示，“珠三角这些‘制造’类的生产厂在涨工资方面承受力不会很大，因为他们是靠低成本来获取订单的。”
据记者了解，越南语毕业论文，我国外源型经济90％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所谓外源型经济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在的力量来实现，与强调资源从区域内直接获取的内生自主型经济相对应。珠三角地区的许多外源型公司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公司”，只是一个车间。因为它没有销售、投资和研发部门，只有一个制造环节。这种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公司只能赚取微薄的“人工钱”(生产一个售价10美元的芭比娃娃，制造公司获取的利润只有50美分)，因此只有依靠压低工资、降低劳动条件来实现低成本，以此获得订单，赚取利润。而现在的“招工难”使得低工资难以为继，但公司利润空间已捉襟见肘，提高工资，将出现亏损，而不提高工资又面临严重缺工，无法正常生产，从而使珠三角制造型公司陷入了两难境地。据东莞台商投资公司协会秘书长赵维南介绍，2017年东莞有七百家台商公司因缺工问题而被迫关门，占当地台商的一成半。而关门的公司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和玩具制造工厂。
“招工难”折射出了珠三角制造业的困境：低成本、低利润、缺乏自主品牌与技术含量的简单制造再加工公司没有核心竞争力，一旦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面临的就不单是生产危机，而是生存危机了。
“廉价的简单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其实都弱不禁风，珠三角的制造公司应考虑尽快转向‘智造’。”瑞贝卡针对珠三角地区的“招工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多侧面观察越南劳动力市场
相关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普遍提高，“后发国家”越南的劳动力价格优势近年来越发显著。据统计，中国珠三角地区劳动力成本大约为1300～1500元人民币，而越南为700～800元人民币，比中国低30％～40％。在模仿中国开放的同时，越南采取了较灵活的政策，加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越南制造”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微软、英特尔各在越南投下了10亿美元，越语毕业论文，瑞士银行向越南融资10亿美元发展海运业，台湾鸿海集团投资50亿美元在越南打造“鸿海帝国”。据越南外资管理部门的统计显示，2017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意向规模达到160亿美元，较2017年的102亿美元增长57％。在过去五年里，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超过了除中国之外的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增长速度。
针对珠三角地区“招工难”，是否会选择积极开拓新兴的越南市场这个问题，瑞贝卡表示已经考察过越南的劳动力市场，但还需要做多侧面的进一步了解。她认为，越南的劳动力价格虽然相对低廉，但也呈不断上升趋势，只是进一步上升的速度还未明朗。
据悉，越南政府近期再度调高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部分地区上调幅度最高达30％，其中外资公司比越南本土公司的规定调整幅度要高。在2017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越南新工资法中明确规定，河内市与胡志明市，在其市区内的外资公司，最低上调不得低于100万越南盾(约合62美元)，本地公司不得低于62万越南盾(约合38美元)。在市郊和工业区，以及海防、下龙、巴地、头顿与其他区域，外资公司月薪不得低于90N越南盾(约合56美元)，本地公司最低标准为58万越南盾(约合36美元)。而在调整之前这两个市的所有公司月工资均在40美元左右。在河内及胡志明市以外的区域，外资的最低月薪不得低于80万越南盾(约合49美元)，本土公司则是54万越南盾(约合33美元)。除调整最低工资之外，越南政府还同时规定，技术人员的工资至少要比最低工资高出7％。越南政府希望以此来缩小外资与本土公司之间的最低工资差距，并要求在2017年之前，使全国最低工资统一。
“越南的罢工情况也比较糟糕。”瑞贝卡向记者透露，同行告诉她仅仅一个季度，就有一百多家公司因为工人罢工而不得不暂时停产关闭。相关资料显示，在越南平均每年约有一百余起罢工事件。工人罢工除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以外，还要求拥有组建独立工会的权力。大部分的罢工都是未经官方允许的，虽然越南法学规定工人在罢工前20日要提前申请，但事实上往往无法执行。
罢工现象导致了公司生产成本失控，政府与海外投资者都因罢工次数大幅上升感到头痛。瑞贝卡告诉记者，罢工潮对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公司作用最大，常常导致公司生产中止，从而作用到整个商品经销链的正常运作。据相关学者略论，越南罢工现象此起彼伏的原因主要在于，当地政府在调高工资标准前，往往不采取任何调查、听证方法。如越南政府在2017年2月突然下令基本工资上调40％，这让外资公司感到异常突然和愤怒。由于政府事先没有与公司进行充分的沟通，导致公司无法及时采取相应方法，当工资突然调高时，公司不愿执行，于是公司与政府的矛盾转化为公司与工人间的矛盾。面对工人的罢工，为避免更大损失，大多数公司最后会选择妥协，罢工事件一般都以加薪结束。
此外，瑞贝卡坦言，越南的投资环境与中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公共设施基础比较落后，部分产品由于原料过分依靠进口，导致生产成本提高。这些与劳动力价格提高和罢工等因素综合起来，使得瑞贝卡对因为“招工难”而将珠三角的订单转投向越南持谨慎的态度。
去越南还是转内地?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地区的工业是通过先后承接港澳台的产业转移发展起来的，早期由港澳台转移而来的基本都属于低端加工产业。珠三角的工业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在高速运转了三十年之后，如今的区域性劳动力紧缺揭开了它难以为继近况的冰山一角。
“‘招工难’的近况实际反映出了该地区产业升级的必要性”，瑞贝卡认为，她所在的玩具加工这类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列出在几年内转移出珠三角地区的时间表了。
产业转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些产业由于资源供给或需求条件发生变化而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的现象或过程。由于产业梯度的存在以及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需要，一国或地区将相对落后或不再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其他与该国或地区存在产业梯度的地方，成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相对先进或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产业发展的梯度转移规律。
“现在的问题在于是迁往越南还是转向中国内地”，瑞贝卡向记者谈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考虑。
她认为，出于全球化背景下公司分散生产布局可以规避潜在风险的考虑，将珠三角的部分加工订单转移到越南是个不错的选择。同时，在全球化中的公司将自己的生产力分散到几个国家，合理利用各地的资源优势，化解资源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成本压力，也符合生产链阶梯化的需要。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越南只有8000万人口，如今已有富士康等几家超大型公司进入，工业园区开发已趋上千公顷规模。以越南北方的鸿海为例，动辄5000公顷，人力需求高达3万人以上，这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了强大的磁场效应，导致劳务成本上扬，给未来几年后越南劳动力价格优势打上了问号。而中国内地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所以从劳动力资源的角度来说，内地的吸引力不亚于越南。
瑞贝卡表示，迁往越南等“后发国家”还是转向中国内地，这将成为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公司今后所需要做的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