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上越南糕，佐以三文鱼，再来一杯浓咖啡，对我来说，这是幸福生活的全部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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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糕应该是来源于壮语的说法。因为同样的食品种类，南宁那边叫卷粉，越南语叫bnh cun，而本地壮语则把米粉做成的食品统称为糕。这应该算语言接触、语言底层的一个典型案例。
到底是越南糕先来还是越南华侨先到已经不大清楚，反正我记事起就是在通往华侨聚居区的道路旁一家小店吃的越南糕。那些印尼和越南归侨，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住楼房，有运动场、电影院，用空调、冰箱、电视机，烫发、穿牛仔裤。对我来说，能沾上光的则是去那里看电影，看病，吃越南糕。电影院内部是敞开式的上下两层观影区，共享一个银幕，我后来发现这样的布局竟与十九世纪的西方歌剧院相似。不知是为了省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们家从来没有机会体验过上层座位，几乎每次都是坐下层第一排。我们每次都带去了露天电影院的各种习惯：在座位前铺开一张报纸，把刚出生不久的小妹放在上面，然后拧开军用水壶喝上一口白开水，等着电影的开场。那些穿着漂亮连衣裙与水晶凉鞋的华侨小姑娘们清泠泠走过，手里拿着爆米花，有好闻的爽身粉或者香水的气味飘来，那真是一场华美的盛宴啊。而每次去华侨医院看牙，我万分雀跃又难为情。那些整洁明亮的大块落地玻璃，它们隔绝了我与外边肮脏溽热的世俗的联系，代表了另一种明亮清洁的生活。那位漂亮时髦的护士阿姨，她温柔美丽得不属于我们的世界。她每次带着微笑让我张开嘴，越发让我觉得在她面前拥有一口坏牙齿是多么的厚脸皮。离开电影院或医院的一个告别式，就是去大道边的糕摊吃东西。店主是一位和我奶奶差不多年纪的阿婆。将近三十年岁月的阻隔，她依然以那个样子保留在我脑海中：富态喜庆灵活的眉眼，和我奶奶、我表妹、我在京族三岛遇见的老人同一个样子，与广府人、壮族人则略有不同。小吃店实在简陋，矮长凳，板桌，墙是用没有剥掉树皮的木板钉成的，屋顶覆羊毛毡。油烟熏黑了板材，在今天看来也许还算是有原生态木屋风貌，如果对那些嗡嗡乱飞的苍蝇视而不见的话。
越南糕每条一角钱，比中国糕要贵两到三分，分量却比中国糕要小，这让一些人觉得吃这东西很不值当。用我妈的话说，“放个屁就饿了”。只有到了不再图个果腹的地步，方觉越南糕的好处。那个卤汁，越南语论文，那个粉皮，那些配料，那个程序，单看着就觉得细致精妙，技艺讲究。而本地人，则显得太大条、粗糙。我这个认识那时候就有了。现在好多中国人去到顺
化①，看到古都，就以为是故宫的小型翻版，却不知中国紫禁城的设计师中有一位安南②人。我爸每次吃糕都要和阿婆唠家常，而我只是希望阿婆给我的卤汁多些再多些。阿婆也总是把刚蒸好的糕放到我碗里，说着：食多D，食多D。越南糕皮薄，一条糕看起来好像一口就能吞下去的样子，大人们（比如我妈）总觉得一口气吃十条都没问题，可奇怪的是每次最多吃到第七条就塞不下去了。而我也总是两三条就饱，自己也很是郁闷。今天看来，这应该是热带民族掌握的一个绝招，用尽可能少的米喂饱尽可能多的人。
后来搬家，再也没机会去那里看电影，看牙病，吃糕。那些穿着花朵裙和水晶凉鞋的小女孩都去哪里了呢？那些披着湿漉漉的长发来看电影的少女们都长大了吗，她们都嫁人了吗，如她们祖辈一样又漂洋过海去了吗？那位温柔的护士阿姨是黯然老去了还是最后一搏也寻求更好的出路去了？那个阿婆是什么时候死的？华侨聚居区是如何萧条下去我已经不清楚了。似十九世纪歌剧院的影院，有落地玻璃的医院，原木头和羊毛毡搭成的小吃摊，是另一种不可触摸的生活。而我的依然是溽热而脏乱吵闹的，两种生活平行滑行，没有了交集。
我后来的家所在的小镇，菜市场和小学门口都曾经有越南糕摊，但许是店家和越南都搭不上什么关系的缘故，用料再精致再丰富，味道就是少了点什么，反正我吃起来觉得那是中国糕。中学边上有一个，味道倒还算纯正，能找到一点童年的感觉，还多了鱼露，实在美味。但那时吃糕的机会却太少，主要是我上学的时候它没开，我放学的时候它又已经关门--生意太好就这样。再后来，到北京读书，更是没有了越南糕的踪影。每次寒假回家也很少能吃上--一觉醒来都中午了。越南糕注定如一切美好而短暂的东西一样再难
碰触。
在北京求学那些年，生活就是一个不断与过去告别，努力使自己融入主流的过程。但生活经验未能置换掉胃的消化偏好，当那些压抑和挫败感袭来，胃部“失根”的感觉就日益强烈。作为一个生活在北方的广西人，脑海中浮现白斩鸡的形象时并未瞬即产生唾液，这多少让我有点背叛了原籍的感觉。可是白斩鸡这东西，难道不是更多地与重大宴席上被告知的各种中规中矩结合在一起的吗，它更像某种更为社会化仪式化的符号。而越南糕则是伴随着犒赏、安慰及整个童年的懒散、热带的闲愁的。我思乡最厉害的时候，就是盼着能吃上一口越南糕。想得愁肠百结，与生活的困顿、周围的否定、未来的无望、感情的失败、学业的荒芜纠缠到一块，实在是让人都没有了往前走的勇气。站在三十岁的当口看过去，童年的贫困已经淡化，而气味的记忆总要牢固得多。越南糕的香味，连着富足和温情，伴随着满溢关爱的童年，我想回到那个年代。二零零六年，我坐车经过大望路，视线的尽头，隐约看到什么。那是一家越南餐馆。但，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异国风情，我有钱消费得起吗。那里的一切，亦是一个未知数。那里并不盛着我的童年，那里没有爱我的人们。我很穷，我很丑，我有病。我害怕人们，我害怕陌生，我害怕周遭的变化。越南糕离我越来越远，就如同那些群星西沉的夏夜，我们吃过越南糕走在回家的路上，身后的铁轨泛着冷光，枕木之上升起薄薄的夜雾，那散场的电影及吃过的食物，都似乎没发生过。
说起来，我的成长与所在的小镇同步。整个八十年代，外边的世界翻天覆地的时候，我家乡由于战争的原因发展缓慢。九十年代初，一切都加快了脚步，犹如突如其来的青春期。和柔姿鞋、萝卜裤、小虎队、暗恋一起降临的还有咖啡。初三那年，因为成绩不好，经常遭到爹娘的打骂。我的叛逆心理也发展到顶端。我学会喝酒，学会逃学。我和丹妮在街上瞎逛，我们一起到兴起的咖啡店“啖”黑森林蛋糕，就着一杯咖啡下肚。黑森林的椰蓉末吃到嘴里有黑煤屑一样的味道，那杯咖啡也焦苦得像锅灰。似乎也就喝过那次咖啡，并没有什么可回味的，因为再也没有钱去咖啡馆装问题少年了。上高中后有一次我爸从海南回来，带来一大袋咖啡豆，我自己泡过一杯，根本找不到什么好喝的感觉。雀巢咖啡的广告词，我到了大学才终于感受到说得没错。是的，咖啡豆加上伴侣，那种香醇，让我一下子坠进去。我才知道得加入伴侣，得有奶油甜味，咖啡才之所以是咖啡。青春过了大半，前半段都是苦的，到了九十年代的后半期，才知道青春原来可以有它的另一面。九九年的冬天，我们去美国。离开干冷的北京，降临在一个咖啡的国度。机场、超市、餐厅、大学……都有咖啡的香味。在这个国家能吃到一碗稀饭和咸菜，再好不过。而这只有在唐人街才有。那么，一杯咖啡和几块饼干也是可以的。陌生的世界，熟悉的只有慌乱感和咖啡的香味。而在咖啡的香味里，一切都有了秩序。咖啡的回忆一直萦绕着，让我想起动力、热情和富足。多年后有一次一位朋友对我说，咖啡啊、巧克力啊、奶油啊能让她感到幸福平安，我说这是有科学根据的。正是咖啡里的奶油及啥啥化学物质，让我们感到满足。读博期间，是我大剂量服用咖啡的时期。炮制论文让我黑白颠倒。我一般是午后一两点醒来，得喝上一杯咖啡提醒自己要抖擞精神面对新任务；晚上九点多，还得喝上一杯，告诫自己跨过这一天的坎儿完成最低任务。咖啡能让我坚持到凌晨三四点，这两杯咖啡的中间，偶有进食，但总的来说是营养不良的，奇怪的是我竟然胖了。看我零六年十二月拍的证件照，一饼大肥脸，一把大眼袋，简直惨不忍睹。咖啡因持续地刺激神经中枢，而奶油、植脂末则囤积下来，两者共同为眼袋和肥脸的生成添砖加瓦。凌晨三点的阳台，还催生了存在主义若干。咖啡应该是这段时间上的瘾，反正我上班后每天早上都得喝上一杯咖啡，不然浑身疲惫。有好朋友曾经警告过我，说起咖啡的种种副影响，让我断然决然地戒了它，改喝茶。说的容易。茶能一杯下去二十分钟后让我精神抖擞吗？我经常是早上喝的茶，到晚上才发挥影响，苦不堪言啊。再后来要去上课，越语论文网站，我每次上课前，喝上一杯咖啡就如吞了一颗定心丸（这不科学啊，咖啡因会使人不安）。人类失去咖啡，世界将会怎样？地球照样转，很多人得以安睡，但关于我，得套用沈宏非的常用句式：没有咖啡的夜晚，最难将息。 二十六岁那年，猛然发觉自己在特定年龄该完成的必修课没有完成，于是开始了各种相亲。较之校园恋情，这样的交往模式更像单刀直入地谈生意。两个陌生人开始坐在饭桌上相互端详权衡斤两。表面上
是相互选择，但实际上“条件差”的那一方只能把自己当成菜由对方决定是否举筷并品尝。你不够高。你不够漂亮。气色不够好。据说广西人当中的地中海式贫血很多。你们少数民族婚前交往很不受束缚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你毕业后能留校工作吗。你能否落个北京户口。在饭桌上，我的心理承受力得到了锻炼，观察能力得到了提高，当然也拓宽了品尝各式菜肴的渠道，不少东西是我在学校再待上二十年都没机会见识的，比如三文鱼。
对方在外企工作，言谈中多英文句式以及被这种句式攻占了的中文表达，这让那些只会蹦英文单词的人自愧不如。似乎看出了我的自卑，他还提议吃日本料理，“可能比较符合你的胃口”，因为“海洋民族饮食清淡”。他点的三文鱼，我告诉他这是我第一次吃到日本料理。我以无比壮烈的心情干掉了一片三文鱼，还呛出了泪水。他在一边呵呵笑。再愚笨的人都看得出他对我的好。当然，种种的原因，我们没有向爱情发展，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介绍人蕙蕙曾经骂过我：你还挑个啥？就是他了！条件再好一点儿的早被人挑完了，还轮到你？我只是固执着：对他没感觉嘛。几年过后，才知道爱情的机会成本原来非常非常大，一个女子，没有花样容颜，那必须有别的硬件来弥补：工作，房子，票子。在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一个男人在乎你，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比金星上的微生物还罕见，比在南极种树还难。而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去爱一个不珍惜你的男人，简直是自取灭亡。--扯远了，说三文鱼吧。没能和外企友人碰撞出爱情，我倒是和蕙蕙沆瀣一气了。这家伙极爱吃三文鱼，有几次跑到学校，发短信：出来，我今天非常非常想吃三文鱼，同吃去。在数量有限的几次改善伙食的行动中，我爱上了生鱼肉蘸上芥末的滋味。这个爱好在后来又得以保持并发展。在机关上班的时候，和领导们一起在一些高级饭店吃自助，众目睽睽下猛吃三文鱼。又有过该饭店的赠票，还邀来同学，大力向其推荐，狂啖三文鱼。吃三文鱼对月入两千的人来说不啻为败家习性，平时舍不得花钱，想吃的时候对自己说：等等吧，等等吧，机会快来啦。再等到一次开会，我负责会务，订餐时无比坚决地点了三文鱼，结果没几个人吃，遭到了大家的指责。看来这个国家对三文鱼的狂爱实属小众尚未普及，我深陷其中不明此理，遭到指责也算是罪有应得啊。
后来逛超市，看到超市是有三文鱼的。一百多块钱一公斤还是一斤了，反正，买个三四十块的就可以摆一小盘。从此不再受单思之煎熬，想吃就吃，想唱就唱，无视周边朋友的告诫：那个，鱼肉里是有各种寄生虫的！再后来，连超标核辐射都不能阻拦我对三文鱼的热爱，这基本说明我是用生命在点亮“信仰”了。
有人发现了这其中的捷径，他讨好我的套路就是：我们去吃那个京越寿司呗。这让我想起一首泰国歌，歌里唱：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吃个饭？当时觉得真是好笑，这泰国人怎么一点浪漫细胞都没有呢，表达爱意就说去吃饭！如今懂了，在你吃最爱吃的东西的时候，边上老有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侍者，不是排号吃饭的，也不是讨饭的，那你大约会对这个人滋生出一种“同甘”的情绪，继而产生这个人也许能和你“共苦”的感觉。再到后来，对三文鱼的热情稍减，主要是这个人成为了我的家人，他花的钱也是我的钱。三文鱼不是每天都吃的东西，偶尔吃一次，回味一下，就行了。和蕙蕙倒是保持联系，她要见我的时候，就说，那啥，我们企业附近开了家店，每样都是八块，有三文鱼。然后，我就坐上地铁去世贸天阶见她，两人大谈恋爱婚姻家庭的困惑。然后直奔三文鱼。再大的问题在三文鱼面前算个啥呢。我说，能吃上三文鱼，这就是幸福的滋味。实现幸福，就那么简单。对方点头，两人埋头继续吃。
童年，少年，青年及中年前期，越南糕、咖啡、三文鱼，它们一个个缓缓走进我的生活。如朋友，如亲人。但无论是朋友还是亲人，都没有一个能知晓我生命某个特定阶段的经历与感触。食品不能言，我自作多情地认为，它们进入了我体内，化成了血肉的一部分，因此它们能。它们和我一起感知了周遭，与我一起共哭笑，它们才是我最真切的知己。我的中年后期和老年，将会有什么样的幸福食品出现呢。我知道，这世界只要还有这三样东西，那活着就是非常有盼头，有嚼头，有噱头。毕业时找工作，身心疲惫，遍体鳞伤。读了这么多年书还找不到工作，这就像劳动产品没能转换成商品，没能实现那意义重大的一跃一样，这说明你没有被世人认可，说明你之前这几年是失败的。偌大一个国家，竟没有你的立锥之地……但是，我想起，也许可以嫁人罢？中国男人把女妖魔化太厉害，咱自动规避，外嫁吧。嫁个老美，劳工阶层的就行，只要能天天喝速溶咖啡；嫁日本人也好，北海道农民尤佳，顿顿吃三文鱼刺身；越南男人可惜太少，咱也缺乏竞争力，那就到越南教汉语去，也是个体面的工作，还能天天吃越南糕。一系列想象生发延展开来，人生原来还有那么多种可能，每一种都将是摆脱掉的宿命。明白了这个道理，瞬时释然。我在等着那个最坏的结局砸下来，然后纵身一跃逃离此地。Life is elsewhere，美好的未来在前边，在别处，等着。
最后，各种因缘造化，我还是在中国，腿都没迈出一步。只是某年冬天在越南旅行，我看到人们在街头支起小桌子，在滴漏咖啡的悠长时光里闲谈，吃着bnh cun，以青柠汁和青芥就着吃“鱼生”的时候，一种对于宿命的隐喻突然跳上来。是的，它们都在这里了，你以为是造物随意散落被你刻意拼接起来的东西，原本就是一体的。它们是本源，也是上帝牵扯着的那根看不见的线，你从哪里来，还将回到哪里去。而这中间横亘的生活，无论浮躁不安、喧嚣忙碌、轻浮浅薄的还是舒缓深邃、愉快兴奋的，你都要或立或坐，或饮或食，简单思考。
你依然生活在这里，此时此地。一切美好都不会来得太直接，太容易。你的生活不像你本人想的那么糟糕，而在你最贫穷艰难的时候，生活反倒是最富有的。时间流逝，你只需满怀着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美好符号的赤诚与热爱，接受各种不完美、不如意乃至缺憾，努力活着去拥有它们，享受它们。梭罗这个永远成为不了老头的人说：“那些强烈地、合情合理地引起我注意的事物，我喜爱掂量它们的分量，处理它们，被它们吸引--决不吊在秤杆上来试图减轻重量--对任何事情不妄加推测，而是完全按照其实际情况来处理；只走我自能够走的那条唯一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这样的固执与坚定，我倒是希望自己也能拥有，只不过投射对象不是那么辉煌。
责任编辑 安殿荣
注释：
①越南平治天省的省会，位于越南中部。
②安南，古代中国的属国，即现在的越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