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年来“劳工荒”的出现、逐渐成型的偷渡网络、相对宽松的遣返政策及越南劳工流迁场域的形成，是越南劳工涌入中国的主要因素。鉴于我国已不可避免成为新移民目的地，政府应逐步开放劳务市场，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劳务合作，加快移民立法工作；适当下放权限，允许地方政府对中越边境存在的季节性劳工采取特殊政策；同时加强管理，发挥跨国劳工的积极影响，消除不利因素，推动边疆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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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越 跨界劳工 流迁成因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7）05-0048-03
跨界劳工是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来自越南的劳工移民大多属于非正规移民。近年来，越南非正规劳工大规模涌入我国，对我国边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越南劳工非法入境近况
从数量上来看，近年来，越语专业论文，中越边境跨界劳工人数急剧增加。目前，在中国的越南劳工确切数量难以估算，但从近几年报道的情况来看，总量是巨大的。据统计，2017年广西警方查获非法入境人员数量为1820人；2017年为2055人；2017年为2988人，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2.9%、45.4%。仅2017年上半年广西警方就查获2606名非法入境人员，同比增加32.6%。而据实地调查，活跃在边境地区的季节性越南劳工数量更为惊人。广西崇左市是我国著名的“糖都”，每到榨季来临，急需大量的劳动力砍运甘蔗，砍蔗劳工缺口达到5万人，这些缺口大多由越南劳工填补。
从流迁途径来看，由边境逐渐向腹地渗透。中越两国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边民往来比较频繁，但过去一般局限于边境地区。自2004年以来，越南劳工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腹地渗透。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成了越南劳工“淘金”的首选地。与此同时，其他的内陆省份如湖南、江西、陕西、安徽等地都出现了越南劳工非法就业的案例。甚至有相当数量的非正规越南劳工通过我国内陆前往香港务工。
现阶段我国来自越南的劳工移民大多没有接受过中等教育，有的甚至没有任何教育背景。越南在外劳务人员素质普遍较低，小学毕业占17%，初中毕业占62%，高中毕业占19%，高中以上占2%，仅约12%的劳务人员经过技术培训，所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较弱。由于受教育水平低，越南劳工在中国非法就业主要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很多工作是我国劳动力所不愿意从事的。
从中越跨界劳工性别特征来看，女性比重较高。尽管越南劳工在中国具体数量无法精确统计，其性别比例也难以准确计算，但从实际调查的情况来看，女性所占比重在逐年提升。近年来广西边境非法入境活动呈现组织化和规模化特点，人群结构亦由以往探亲、访友、互市等不确定人群，转化为具劳动能力的特定人群，且以女性为主。调查数据显示，崇左市每到甘蔗榨季，劳工缺口大多由越南劳工填补，砍蔗女工人数约占70%左右。
二、越南劳工非法入境原因略论
（一）中越跨界劳工急剧增加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跨界流动和迁徙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范围的大规模劳工流动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国际劳工市场一体化日益加强。在国际移民中，除了少数是因为政治原因外，绝大多数是因为经济原因。目前，新的移民潮估计在全世界有1.2亿人，其中3000万人拥有劳动合同，3000万人（如果可以估计其数量的话）为非法移民，还有3000万难民和3000万家庭团聚的受惠者，这主要波及中近东、前苏联和亚洲地区。
前几次大的国际移民浪潮主要是亚非拉贫困国家向欧美发达国家移民。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亚洲国家内部移民活动也日趋增多。
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香港以及中东地区国家吸引了大量的劳工移民，这些移民大都来自印度、泰国、菲律宾、孟加拉、越南等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劳工输出大国的中国也成为了跨界劳工的目的地，近年来，大量来自越南和非洲国家的“洋劳工”涌入中国“淘金”。使得“三非”问题日益突出。
目前阐释国际移民的理论较多。著名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指出，国际移民浪之所以潮持久不衰，主要是移民输出国和迁入国两方面的“推力”和“拉力”影响。从目前越南劳工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来看，这种推拉影响是明显的。从推力方面来说，在越南国内市场有限、劳动力严重过剩和就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开拓国际劳务市场，越语论文范文，鼓励劳务出口，成为越南政府缓解就业压力的一项重要举措。现在越南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自1980年起出口劳务，截至2017年，已经在40多个国家有40多万名劳务人员，主要分布在韩国、日本、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中东地区，劳务人员年总收入约为20亿美元，其中大多汇回国内。而据报道，越南2017年出口劳务人员100万，这可使本国劳动力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训和赚取外汇。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工作酬劳远比越南高。到中国崇左来砍甘蔗的越南劳工每天能挣80～100元，而在越南做同样的工作只能挣30～40元。这样高额的酬劳差别，对越南劳工形成了强大的吸引。但中国目前并没有开放低端劳动力市场，对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的越南劳工而言，通过非正规途径进入中国劳动力市场，成为他们惯常的选择。
（二）中国部分行业和地区低端劳动力短缺，成为越南非正规劳工涌入的现实根源
自2017年以来，我国理论界就围绕着“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以及何时到来的问题展开讨论，因为它的到来，意味着我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也证明，到2017年，农村人口的负增量将与城市人口的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将为零。因此，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数年之内消失，“用工荒”将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 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了经常性的“用工荒”。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2017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499万人，占总人口的13.7%，比上年末增加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288万人，占总人口的9.1%，增加0.25个百分点。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7年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
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目前学术界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尚未有统一意见，但“用工荒”的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用工荒”，即2004年首次在东莞出现的暂时性“用工荒”；2017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出现的“用工荒”；2017年经济回暖之后出现的大规模“用工荒”，这种“用工荒”现象正伴随着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在不断升级。自2017年以来，随着农民工大规模回流到迁出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持续的“用工荒”不仅已是无争的现实，而且呈现普通工人和中高级技工“双短缺”的特点。
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公司往往处在产业链的末现端，利润低，因此，相对那些工人短缺的公司而言，冒着风险招聘非正规越南劳工也一种无奈而现实的选择。
（三）日益发达的走私偷渡行业为越南劳工进入中国提供了便利条件
非正规的越南劳工进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中国老板直接到越南招聘工人，这些老板会为这些越南工人办理为期一个月的旅游签证，以此为名义进入中国工厂。而越南工人需向本国的中介机构支付几百元中介费。二是利用边民身份在中国边境地区务工，然后逐渐向中国腹地转移。三是通过偷渡的方式进入中国，这是主要的方式。近年来查处的案例表明，国外非正规劳工已形成规模性涌入，由于利润巨大，组织偷运越南非法劳工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越南劳工进入中国，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已经有专门的人提供专业帮助，形成了物色人选、帮助人境、联系工作和接送带路等环节的“一条龙”服务。
（四）移民行为的场域和惯习
跨国劳工流迁的原因很复杂，没有一种“普世”理论能解释一切移民行为。缅甸、老挝等国同样与我国西南边境接壤，但这些国家的劳工和越南劳工选择不一样，他们更多的宁愿去泰国或马来西亚务工，而越南劳工更青睐中国。
笔者认为，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理论能够比较好地阐释越南非正规移民劳工的选择。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姜磊等学者则将移民行为发生的情境定义为“移民场域”。“移民场域”不指代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如：移人地，原住地等），具体来看它是一个关系系统，其中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移民行为发生在一个独特的运作空间，其中任何与该空间有关的对象所经历的一切都需要参照这个场域中的谱系关系来理解。
场域是一个非地理性的社会空间，包含着经济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各个场域之间相互渗透，任何一个场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就为移民探讨提供了整合性概念，因为移民不是单一的政治、经济、文化或制度现象，通过场域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构建多因素移民略论范式，将移民行为置于各类场域中进行探讨。
“惯习”是布迪厄实践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指具有持久性的一套或一系列的人的性质，是一定社会条件下内化为人们心理的一种结果。他认为当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具有衍生性的“惯习”时，即使诱发初始移民行为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亦为当地人们所推崇和遵循。
“移民场域”着重描述场域的客观网络，“移民惯习”则强调网络中各参与者的行为。中越陆地边界线上没有天然屏障，仅崇左市辖区533公里的中越边境线上就有123条可通行的小道，越南人只需步行几分钟就可以进入中国；中越边境跨界民族长期和平跨居，历史上共同祖先形成的语言相近、习俗相仿等文化特质，使越南边境民族有关较强的“熟人社会”感，形成了长期密切的边民互市、通婚流动往来的习惯，桂西南边疆地区这样的“熟人社会”圈俨然成为越南劳工的“移民场域”。场域制约个体的惯习，越南跨界民族劳工借助“熟人社会”进入桂西南很容易适应“移民场域”，他们在移民场域中获取经济资本，扩大社会资本，得到当地雇佣者的欢迎，形成了“移民惯习”。通过场域和惯习，中越边境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情感等诸要素相互影响，促进了越南劳工移民到中国。
三、对策建议
（一）逐步开放劳务市场，加强国际劳务合作，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目前我国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对开放劳务市场尤其是低端劳务市场顾虑重重。现时的困境是，一方面劳工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另一方面是部分地区和行业劳动力紧缺，非正规劳工大规模涌入，现有的监管政策和方法效果也极为有限。要打破这一困境，我国应逐步开放劳务市场，加强国际劳务合作，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由于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国，也没有与东盟国家制定劳务合作的框架结构，因此在开放外劳市场需要谨慎对待，可先在边境省份对部分行业开放，逐步建立中国一东盟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综合管理体系，形成高度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二）修订劳工政策，加快移民立法工作
我国目前现行的劳工条规还是1996年由劳动部、外交部、外经贸部发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距今已有17年，已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我国应根据当前劳工发展趋势，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未雨绸缪，加快移民立法工作。
（三）适当下放权限，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
我国应适当下放权限，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在部分地区一些行业采取灵活性政策，有针对性地引进外国劳动力。如广西崇左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蔗糖产区，蔗糖产量占全国的1/5。由于蔗糖产业的特殊性，需要大量的季节性低技术劳工，如果严格按照国家目前的劳工政策，如“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从事的岗位应是有特殊需要，国内暂缺适当人选，且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岗位”等条款，既会给当地经济发展造成困难，也无法解决非正规劳工大量涌入的问题。
（四）加强对跨国劳工的管理，消除不利因素
大量的非正规劳工的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申诉渠道，容易引发一些极端事件，危害社会稳定。应设置外来劳工权利保障部门，专门负责外来劳工的后期管理，尽可能解决相关问题，消除不利因素。
[参考文献]
[1]http：//www.chinanews.com/sh/2017/02-19/4578151.shtml
[2]布迪厄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3
[3]姜磊、苏长枫、戴烽，从场域-惯习理论看移民探讨[J]，中外公司家，2017（8）：12
（责任编辑：廖令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