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越南实习生在长春[越南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越南语论文 责任编辑:Nguyễn Thị更新时间:2017-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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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两大阵营”的对抗中,越南处在抗击“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为了体现我国的国际主义义务,1965年2月9日,中国政府声明,表示尽一切力量支援越南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并且重申“侵犯越南就是侵犯中国”。从那时起,中国政府从物质及兵员上,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无私援助,成为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1965年,中越双方又签署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培训技术干部和工人会谈纪要》及《对于培训越南技术干部和工人的几点意见》,中方承担了为越方培训技术人员的任务。嗣后,越南方面将接受培训的人员分批送到我国各地。吉林省亦先后接收了数批越方人员,分配到省会长春的各工矿公司进行培训。他们被称为越南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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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越南实习生到来之际,正处于我国的文革时期。那时的长春,鲜有外国人到来,笔者只在街上偶遇两次。一次是市民围观几位姑娘:“看哪,越南来的!”越南姑娘的衣著也不“花哨”,或着草黄色的衣裤,或着同中国人一样的工作服,明显特征是,脑后梳一条粗而蓬松的辫子。很快,就有戴袖标的青年跑过来将围观者驱散。还有一次,是1970年的9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副主席、阿中友好协会主席凯莱齐来长春,几辆黑色轿车沿解放大路向汽车厂方向驶去,其中一辆缓慢经过笔者身边,后排靠近车窗位置,一位穿绛紫色西服的“大鼻子”向外张望,他大概就是凯莱齐吧。紧接着,又有维持秩序的跑过来,大声斥责一个男青年,“唉!捏腰干什么?找揍啊!”原来,那青年气喘吁吁地跑来看热闹,捏着腰在那歇气。这是对“外国友人”的大不敬,理所当然受到训斥。
  笔者掌握和查阅的资料,主要反映长春一汽和长春市农机修配厂两个单位接待越南实习生的情况。冯俊声先生自1967年6月起,在一汽担任厂办接待科科长,负责越南实习生办公室工作。他在《一汽培训外国实习生的回忆》中记述:“1967年3月至1970年3月间,一汽为越南培训三批工人,计75人。其中第一批50人实习热处理专业;第二批8人,实习焊接专业;第三批17人,分别实习铸造(12人)、锻造(4人)、冲压(1人)专业。实习期限为分别一年半(1967年3 月至1968年8月)、两年(1968年9月至1970年9月)及两年半(1968年9月至1971年3月)。在培养外国实习生期间,一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工厂成立了越南实习生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28人,其中负责技术培训及管理的10人,翻译7人,如李红光、苏静殊、郑金杰等,炊事员及服务员11人,黄金河、郑尧章、王在宣、王洞天、李来兴等都是实习生的培训师傅。”
  1967年6月10日,吉林省农机修配厂接收国家分配培训的越南实习生50名,实到48名。经过一周左右的参观和游览市容等活动,于6月22日开始正式培训。这批实习生中,男生41名,女生7名;其中有3名越南劳动党(1976年后改称越南共产党)党员,37名共青团员。文化程度高中6名,初中41名,初小1名;从年龄结构上看,17岁以下15名,18岁至25岁者32名,越语专业论文,30岁以上者1名;已婚者4名。
  那时,对越南实习生也看重出身,“绝大部分出身成分较好,是工农、干部和军烈属子弟”。他们的特点是年轻活泼,模仿性强,好学上进,思想比较单纯,政治见解“比较幼稚”。
  这批培训任务是为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服务的,所学专业工种是拖拉机修理工。培训时间短,任务重,语言不通,在缺少翻译人员的条件下,经过18个月的时间,把实习生培养成为具有中修水平的拖拉机修理工。
  二
  1967年到1968年,长春社会动乱,很多工厂停产,大专院校停课,两派群众组织各自割据一方,不断发生武斗,甚至动用了枪炮。复杂的形势,给越南实习生的技术培训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完成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在八机部、省培训外国实习生办公室领导下,克服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困难和阻力,完成了培训任务。”其培训过程,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
  省农机修配厂把“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当作头等大事。明确提出“要把这批实习生培养成为革命、建设、友谊的种子,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向越南实习生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反复实践、反复斗争”的过程。
  越南实习生到来后,首先是摸清他们的思想情况,略论他们的态度,进行分类排队,然后分别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式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革命教育。分类的准则主要是根据“学习毛主席作品的表现,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我国人民的友好程度,对反帝反修的认识和劳动态度”而定,采取措施是平时“接近谈心,搜集反映,遇事记录”。培训办将实习生分为三类,即:较好的(9名),一般的(25名),较差的(14名)。
  实习生进厂初期,“暴露了他们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生活作风”,他们怕脏、怕累,不愿意参加义务劳动,还要求每天能够吃到水果,嫌发给他们的棉衣不好看,不愿意穿,爱美爱打扮,整天头发梳得光光的,天气寒冷也不戴帽子。下到车间后,有的实习生不认真学习,东跑西窜,评论哪位女工长得“美丽瓜”(漂亮的意思),哪位师傅的衣服好看等等。中方培训人员认为这是一种“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为了教育和感化实习生,注意培养他们热爱劳动、劳动光荣的思想,师傅们带头参加义务劳动,并对他们所做出的成绩,及时进行表扬和鼓励。在师傅们的作用和带动下,实习生们每天很早就起床,把俱乐部、厕所、水池打扫得干干净净。实习生邓光宁、阮德省、裴氏金缘表现更为突出,他们从最初的好逸恶劳,到脏活儿累活儿抢着干,趴到车下修理,累得满头大汗也不叫苦。裴氏金缘在实习中手碰伤,师傅们劝她去休息,她仍然坚持到底。实习生阮文环平时吃不惯中国的五谷杂粮,因此经常“泡病号”,吃“病号饭”,负责生活的阮重进严肃地批评她,并让她写了检讨书,及时改正错误。
  “用毛泽东思想占领生活阵地”是约束实习生的一项方法。培训单位“利用各种形式组织实习生学习我国的时事政治,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意识,并且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实习生的宿舍、走廊和食堂,建立了广播宣传网。每天早上转播中央对越新闻,晚上转播录音或文艺节目。实习生对越语新闻格外关注,除收听越南国内新闻和时事报道之外,也关注反映中国国内情况的报道,并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如帮助中方翻译记录和整理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写黑板报、标语口号等。工厂先后向实习生赠送《毛主席语录》83本,赠送毛主席像章500余枚(13种),实习生对这些新奇的“红宝书”、纪念章十分喜爱,每位实习生都有数套“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十几二十几枚,准备在回国后送给亲人和战友们。此外,还开展了如下活动:组织各种联欢会5次,在实习生学习和生活场所,张贴了毛主席语录200余条。教唱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十余首。出黑板报17期,搞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图片展览5期。看了20余场电影、歌舞和革命样板戏。   在组织形式上,也加强了政治宣传。如在上课前读“语录”,开会前后唱“语录”,讲汉语课时教“语录”,谈心时引用“语录”,目的是强化实习生的思想教育,初步树立“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使他们“热爱毛主席,尊敬毛主席,积极学习毛泽东思想,爱读毛主席的书,爱唱毛主席语录歌曲”等。
  三
  向越南实习生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同于对待本国的人民群众,暴露了一些矛盾和分歧。培训单位在对外宣传工作上“强加于人”的做法很普遍,如班前会上跳“忠字舞”,唱歌前三呼“毛主席万岁”等等,遭到越方的抵制,个别实习生虽然也“随波逐流”,但关于强迫的“灌输”也表现得不以为然,敷衍了事而已。越南实习生关于“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等活动,由初期的好奇、入乡随俗到反感和抵制。在开展活动时,队长带头不参加班前班后的“颂扬”活动。师傅们很生气,说既然他们不参加活动,我们也不教了,“越是真培养越修,干脆送他们回国算了”。1968年,省农机修配厂培训办公室组织人员编辑《学习短讯》,采用中文和越南文两种形式报道培训情况和消息。因前期只在刊头登载毛主席语录,并大量登载揭露“苏修叛徒集团”的消息,引起实习生的不满,并向中方提出了交涉。培训办多次开会,略论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办法,并主动征求越方意见,及时调整宣传形式和内容,对《学习短讯》内容也作了改进,在“报眼”上既刊登毛主席语录,也刊登胡志明语录,同时加大了信息量,既有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报道,也有越南和各国人民反美、反修运动的消息,越方基本认同了这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做法。
  1967年8月,中越双方在由谁来执教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汉语教学是培训的一项基础性内容,担任教学的是中方教员。汽车厂在汉语教学中,越方人员对大量的“政治内容”不感兴趣,因此提出由越方翻译担任汉语教学。这样,汽车厂汉语教学的讲授权“被越方夺去”。在省农机修配厂的越南实习生知道这件事后,由团长和越方翻译数次向厂方提出,将汉语教学交由越方翻译讲授。同年10月16日晚,中方翻译在汉语教学中,讲解《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的“名言警句”,越方团长阮亚庄突然站起来,非常不满地走出课堂,以示“抗议”,并找中方翻译裴永彬面谈,说:“我们学习汉语,主要是学技术名词和生活用语,我们不学毛主席作品,要学须经大使馆批准。”厂方认为,这是一个准则问题,既要坚持,又要主动征求越方意见,征得他们的同意。裴永彬向越方团长解释说:“中国人民天天学习、人人学习毛主席作品,因为毛主席的话是真理,我们出于好心,让实习生懂得革命的真理,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的意见,今后还要教。”“中国人教授汉语是最适合的,如果越方翻译有时间,越语论文,可教技术课。”“如果对我们讲课信不着,请团长提出教学方案和具体要求。”越方团长无可奈何,最终改变了态度说:“教中文课是大使馆的规定,我个人认为无论谁教,只要效果好,你们教也可以。”
  越南实习生初到工厂时,表现了对美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但对苏修的态度却不十分明朗。针对这种情况,厂里专门出了一期“把叛徒的嘴脸拿出来示众”的黑板报,同时把美国总统约翰逊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密谈、握手拥抱的传真照片张贴出来,越南实习生们看到之后,气愤得当众用指甲抠他们的眼睛,在他们的头上打上“××”,还有实习生喊口号:“撤柯西金的职”“枪毙柯西金”等。越南实习生副队长丁光览学习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和毛主席对于“正确对待干部问题”的论著,在一次座谈时说:“我们到中国不仅学技术,还要学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
  四
  培训期间,厂方有计划地组织越南实习生在节假日、星期天到工厂、农村、学校、商店参观访问。先后参观“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实践”“万人坑”“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等革命和阶级教育展览,对实习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请刘英俊的母亲朱秀兰为实习生们作“忆苦思甜”及刘英俊事迹报告。团长阮文庄说:“刘妈妈来看望我们,不仅作了生动的报告,还给我们带来了最珍贵的礼物毛主席作品和像章,我代表全体实习生表示感谢。”阮功勤团长说:“像刘英俊这样的英雄,只有学习毛主席作品才能出现,刘英俊不愧是伟大时代的英雄,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还说,“刘妈妈过去的苦,越南人民过去也同样受过。”在实习生的要求下,还专程拜访了刘英俊的家。
  实习生们常把中国和越南现实进行对比。阮重进团长说:“中国的家庭和越南的家庭风俗习惯是一样的,只是生活环境不一样,你们过着吃得饱、穿得好的幸福生活,但越南打美帝,老人和孩子一天能吃三顿饭,青壮年一天只能吃三两粮,中国的猪肉随便买,越南发票也买不到。我们现在穿着中国生产的塑料凉鞋,在越南部长或团一级干部才能穿上。越南是前方,中国是后方;前方打美帝,后方搞‘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了,对越中两国都有重大意义。”实习生梁世久的父母是老革命,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是独生子。在看了《白毛女》之后,他表示:“我一定不忘阶级苦,好好学习,回去打美帝。”
  1967年10月15日,汽车厂和省农机修配厂两个单位的培训人员及越南实习生集会,纪念阮文追烈士遇难三周年。阮文追被誉为越南民族英雄,因刺杀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未遂,被美军处死。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说:“中国同越南是唇齿相依的兄弟邻邦。中国人民把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看做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土地上彻底、干净、全部赶出去。”
  196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两个单位的培训人员及实习生举行了联欢会,越方阮工贤团长感谢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支援,感谢汽车厂和农机修配厂培训人员克服困难,对越南实习生的关怀与培养,赞扬了越中两国兄弟般的情谊。联欢会上,省戏校师生还表演了革命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片断。
  通过强化政治思想教育,实习生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散漫作风得到改造”,他们每月自己互相理发,人人有储蓄,有的人在半年中储蓄30多元。   五
  按照中越两国政府会谈纪要,省农机修配厂为越方培训东方红—54型拖拉机发动专业28名,底盘专业19名。在培训过程中,根据越方提议,经上级批准,于1968年8月12日起,由原两大专业分出燃油固定专业6名,电气固定专业6名。
  从1967年6月22日正式开课到1968年12月5日全期结束,培训历时17个月零14天。整个教学过程贯彻三个“结合”、两个“为主”和一个“基本功”,即理论结合实际,以实际操作为主;土洋结合,以土法为主;实习结合生产,为生产服务;在实习中苦练基本功。按照教学大纲和计划,本应在8月份下车间实习,但由于厂内“当权派靠边站”,各群众组织忙于派别斗争,武斗事件频发,造成停产,没有专人负责抓培训工作,连培训师傅也难以找到,特别是省主管部门也处于“无政府状态”,省培训办在武斗时“迁移避难”不敢下来,厂里培训工作“上无依,下无靠”,48名越南实习生的学习、生活和安全都处于毫无保障的状态。直到9月末,实习生一直不能进厂,只好组织简单的实习。10月份以后,虽然进厂,但由于停产后师傅不能及时上岗,农机配件不足,修车数量明显减少等原因,不能保证正常的实习,即使开展实习工作,每天只上班实习5个小时,而且在时间上也得不到保障,直接作用了教学进度和质量。开学初期,由于翻译人员太少,仅有一名中方翻译,越方翻译迟迟不到位,中方翻译人员既要负责政治宣传,又要承担汉语教学等任务,疲于应付日常工作。虽临时增加一位翻译,但又因两派分裂,被省培训办另一派群众组织强行抽调回去,致使培训工作无法开展。对此实习生很不满意,经常向培训机构提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农机修配厂培训办仅有的教员、翻译和工作人员说“有毛泽东思想在手,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武斗时期,实习生进不了工厂,就在野外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组织实习生上课和实习。教员和工作人员每天早来晚归,排除风险和困难,“坚持培训工作一天不停”。实习生们很受感动,工作态度有了转变。一次在野外实习,发生机车冷却水冻结,如不及时抢修,机车有可能报废。正值数九寒天的季节,冷风刺骨,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四五度,师傅们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抢修。实习生组长黎文石长时间拆卸螺丝,手脚几乎冻僵,师傅们劝他休息一会儿再接着干,他执意不肯,现场人员一遍遍地齐声高喊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终于保住了财产不受损坏。
  冯俊声先生回忆,我厂(一汽)虽然没有停产,但生产也不正常,如工具分厂原来一个月的任务是20万工时,而实际才1万工时,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给越生实习带来很大困难。1968年2月,越方提出8小时工作,第二天,工具分厂“大联委”立即召开紧急生产调度会,黄兆銮厂长在动员会上说,生产调度会,也是政治调度会。并立即向驻厂军代表成斌作了汇报,成代表到工具分厂又亲自动员,还组成了援越抗美服务队,较好地解决了培训工作中的问题。我们还结合越生大部分是中学生,缺乏专业技术知识的实际,并结合越南国情,在制定培训计划中贯彻“少而精”、一专多能、土洋结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准则。针对当时的状况,忙时以生产为主,闲时以训练为主,这样安排,越方团长和驻华使馆人员都认为很好,实习生也满意。
  六
  1967年11月20日,长春发生病毒性流感,不到5天时间,就有34名实习生病倒,病情较轻的,在实习生宿舍进行隔离治疗和护理;其中有5名病情较重,被紧急送往208医院。事情发生后,厂方立即向省局、省培训办和省军区作了汇报,并向八机部作了反映,请求上级机关批准:第一,将所有患者全部送往医院进行隔离,防止疫情蔓延;第二,派医护人员进行护理;第三,解决医药问题。由于突发疫情和特殊原因,当时正是社会上两大派武斗最为激烈的时期,缺医少药,住院、治疗等方面困难重重。有的实习生已发烧到40度以上,仍不能解决住院问题。当时越方实习生团长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意,当着患者和工作人员的面发了脾气,并指着患者说:“他的病情很重,要立即送往医院。”工作人员束手无策,只有默默表示同情。这件事在“政治”上造成了不良作用。为了消除作用,医生、中方翻译和师傅们根据实际情况昼夜护理患者,食堂的师傅们为了照顾这些特殊患者,除保障正常开饭外,每天要做三四种病号饭送到患者床边。一位实习生患者想吃粉条炖猪肉,食堂师傅马上做好送去。实习生感动地说:“你们真比我父母照顾得还周到。”在发生流感期间,实习生们还主动地帮助工作人员喷洒消毒剂,并非常自豪地说:“这是‘为人民服务’。”实习生阮文山因病去北京住院,厂里派专人护送。病愈后,他要求在自己的手腕刺上“中国”二字,表示永远不忘中国的恩情和深厚友谊。
  实习生苑氏铮因病住院手术,但她没有放弃学习,她背诵了毛主席的很多名言警句,并用毛主席语录编唱歌曲,还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师傅们买来糖果和西瓜去看她,她感动得流着泪说:“中国救了我一条命,我要好好学习,并把你们的恩情写信告诉亲戚朋友。”出院时,因她耽误学习时间较长,越方团长在没有同中方协商的情况下,向大使馆写了报告,通知她回国,她难过得哭了,情绪十分低落。师傅们认为,范氏铮学习毛主席作品最认真,对毛主席最热爱,因此在这个时候应该帮助她,于是便询问她的态度,她回答:“我已经向团长提出留下来学习。”师傅们当即表示支持她的要求,并鼓励她“坚持斗争,就能胜利”。厂方根据中越会谈纪要规定,多次与实习生团长会谈并据理力争:“实习生在培训期间调转工种或处理回国”时,须经中越双方同意。后来越方团长终于同意她留下来继续学习。范氏铮非常高兴,此后,她积极参加各种学习和活动,在国庆节联欢会上演唱中国革命歌曲,还表演了单人舞蹈。她把毛主席像章用镜框镶好,挂在宿舍墙上,并在镜框下面用中文书写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
  为了把实习生的业余生活引向健康的方向,“夺取他们的资产阶级文化阵地”,培训人员组织他们大唱革命歌曲和语录歌曲。他们学会了十多首革命歌曲,“愈学愈爱学,愈唱愈爱唱,业余时间唱,走路也唱,逢会必唱,有的实习生还跑到广播室里学唱革命歌曲”。每逢节假日,实习生都主动排练一些富有革命性战斗性的歌舞,演唱革命歌曲。1967年国庆节,越南实习生在联欢会上演唱中国的革命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先后有40余人登台演出,表演了20多个文艺节目,深受工人们的欢迎。
  经过一年半的理论教学和生产实习,农机修配厂的越南实习生有23名学习成绩优秀,能够独立完成操作,技术水准接近大修水平;16名学习成绩良好,基本掌握了操作技能;少数成绩及格者,虽然还不能熟练掌握操作技能,但经过实际锻炼,是可以完成本行工作的。这些实习生回国后,成为本行业中的骨干。
  责任编辑 赵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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