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270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共和国，造就了空前的社会变革与亚洲革命的新气象。亚洲许多国家的人们受到启发，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并对周边国家产生深远作用。革命历史意义对整个民族解放运动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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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辛亥革命；越南革命；民族解放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21-0093-02
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和活动，最早开始于海外华人。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亚洲的海外华人在东南亚最集中的地区。当时华人在亚太地区以及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因此，孙中山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反对殖民统治，反对封建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想，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民族解放运动的需求。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成为各国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思想武器，作用和促进了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辛亥革命已经成为一个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在促进亚洲人民的觉醒和各国之间的团结。他的革命思想与实践鲜明的民主共和主张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坚持武装斗争和不断改进革命政党的实际行动，曾对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过积极巨大的作用。
一、越南革命志士结识孙中山，支援广州新军起义
越南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一千余年属于中国诸封建王朝的郡县时代，此间由于内外原因，越南越过奴隶制经济形态、直接进入封建社会，致使越南比邻近诸国较早地、迅速地跨入封建社会的文明时代。另一千余年越南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和封建生产方式，在一定时期臻于强盛而繁荣的时代。但进入16世纪至18世纪后，越南陷入治少乱多的分裂局面，直至法国入侵以致丧国，又处于近百年的殖民地时期。此间，中越人民联合起来，进行了殊死、顽强的斗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涌现出一批思想进步、立志实现民族与国家独立的革命志士，潘佩珠、阮诚及胡志明等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越南革命者潘佩珠撰《吊孙逸仙》、《又吊孙逸仙》，称孙中山“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滨致和堂两度握谈，卓有真神贻后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哭先生。”
潘佩珠是越南著名革命家、爱国主义者、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原名文珊。1867年生于越南义安省南坛县。6岁时，被父亲带到私塾馆，教授《三字经》、《论语》等书。曾考中解元。潘佩珠年轻时，法国殖民者正积极侵略越南。1904年，潘佩珠组织维新会，当时未定正式名称，亦未制定正式章程。1906年2月，在广州开会，并定名为越南维新会，并制定章程，以“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设君主立宪国”为政纲。潘佩珠在越南国内时，读过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国魂》及《新民丛报》等书刊，非常敬慕梁启超的为人。潘佩珠曾因梁启超的介绍，认识日本政治家进步党领袖犬养毅，通过他的介绍认识了中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潘佩珠在《年表》中描写了第一次与孙中山的见面：又一日，犬养毅以一书招予至宅，为予介绍于孙逸仙先生。孙，中国革命之大领袖，时方由美洲回日，为组织中国同盟会事，逗留横滨。犬养毅谓予曰：“贵国独立当在革命党成功之后，彼党与君同病相怜，君宜见此人，豫为后来地步。”越日，予持犬养毅名帖及其介绍辞，诣横滨致和堂谒孙，时夜八点矣。孙出笔纸与予互谈革命事。孙曾读越南亡国史，知予脑中未脱君主思想则极痛斥君主立宪党之虚伪，而其结束则欲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即举其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著手于越南。予所答词，则亦谓民主共和政体之完全，而其主意则反欲中国革命先援越南，越南独立时，则请以北越借与革命党为根据地，可进取两广以窥中原。予与孙辩解相持有数点钟之久。夜十一点，予起辞别，孙约予以次夕再会谈。越后日复在致和堂会孙，再申明前夕所谈之意。其实予与孙此时两皆谈会，予实未知中国革命党内容如何，而孙亦未知越南革命党真相如何，双方谈解，皆隔靴搔痒耳。结果俱不得要领。然其后吾党穷急时，则藉手于彼党为多，则亦两夕会谈为之媒介也。”[1]
由于当时孙中山忙于中国同盟会成立，潘佩珠则忙于东游运动，因此对各自提出的建议“结果俱不得要领”。对孙中山主张的：“欲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即举其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着手于越南。”潘佩珠因“脑中未脱君主思想”而辩解相持。可以说，在日本期间，潘佩珠在思想基本上并未深受孙中山思想的作用。但是，越语毕业论文，正如潘佩珠所说，其后“吾党穷急时，则藉手于彼党为多，则亦两夕会谈为之媒介也”。这里说的“其后”，指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和国民党对越南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很多帮助。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后，潘佩珠又同黄兴、章炳麟等中国革命党人交往。在东京的云南留学生办起《云南杂志》后，聘请他任编委，主持社论栏。于是，他借《云南杂志》之便，了《海外血书》、《哀越吊滇》等文，对宣传爱国、仇恨敌人，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出了贡献，受到中国革命党人的称赞。
1909年4月，潘佩珠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迁居香港。当时，越南抗法武装斗争活跃。潘佩珠得到越南国内支援的经费，派人从日本购得长枪数百支，在中国革命党人的帮助下，运回香港秘藏。1910年2月，中国革命党人在广州新军中谋划起义，潘佩珠和在港越南同志商量，决定将这批军械赠给中国革命党人。据潘佩珠回忆，该批军械计长枪480支[2]，全部交给了孙中山的哥哥。
二、越南革命者在广州成立越南光复会、振华兴亚会
潘佩珠真正受孙中山作用是在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潘佩珠来到广州。当时，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分散在全中国，或留在当地越南革命人士，有多达一百人聚集在广州，想借中国革命胜利，恢复越南。越南革命志士阮仲经常说：“中国革命的成功风潮，我国巨大的作用。比之前的，如果外听到的第一个声音，而不是生存的气势。”潘佩珠说：“这封信而余喜猎故态，又怦怦然欲动。”“中华民国之建立，风声作用，颇及于吾国。吾国民气大振。冒险为亡命者，接踵于粤城。”大家都想借中国革命胜利机会，恢复越南江山。1912年6月19日，潘佩珠及其同志在刘永福家召开大会，会上，潘佩珠提出，拟在越南建立民主政体，得到多数与会者赞成，议决取消维新会，成立越南光复会。会章第一条即规定：“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共和民国，为本会唯一无二之宗旨。”潘佩珠被选为总理。越南光复会的成立体现了潘佩珠受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作用，思想上彻底摆脱君主立宪走向民主共和。 越南光复会的章程规定：“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越南光复会组织分为总务部、评议部、执行部三部。与成立于1905年8月20日的中国同盟会章程规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其机构按照三权分立的准则，在总理之下设有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两相比较，组织形式和活动纲领几乎完全相同。
越南解放协会成立，但缺乏资金。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革命又伸出援助之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和越南革命党人为提供有利条件和更多的帮助。云集广州的越南革命志士，主要以抗法名将刘永福家为活动据点，他们开展革命活动的“所有款项，皆赖热情之粤人相赠。”[3]有了这批款项，在建立大会上选出三名成员返回运动，大多数立即启程的印刷光复会章程和工作如制订旗帜、军旗，等等。潘佩珠一心发动革命武装仍然苦于缺乏经费。这时，中国同盟会会员、原民军统领苏少楼劝潘佩珠仿照中国革命党人办法，在两粤及越南发行军用票，同样以发行军用票的措施来筹募经费[4]。潘佩珠觉得可行，委托苏少楼等印制。苏少楼、邓亚警建议，潘佩珠成立振华兴亚会用于联络华人壮大声势。潘佩珠随即起草章程及宣言。结论是中国振威华亚则因东之强，而其第而一方之手着针，如莫援越人之独立。越南光复会以广州和云南作为活动基地，潘佩珠又注意与中国同盟会员加强联络和合作，这些进一步密切了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
三、越南革命在广州发展壮大
1920年12月，潘佩珠开始探讨共产主义，自日本前往北京，首先去北京大学会见校长蔡元培。1921年至1922年，潘佩珠在北京为《东亚新闻》写作，后返杭州任《兵事杂志》编辑。”1923年，中国开始运作国共合作，潘佩珠从孙中山联合国际无产阶级及依靠国内工农大众的实践中，感受到“现代的风潮，已趋于世界革命”的气氛。1924年7月，潘佩珠和同志商量，决定将越南光复会改建为越南国民党，潘佩珠起草的党章、党纲，“其组织规模大抵取中国国民党之章程，而斟酌损益之。”
1924年12月，胡志明由莫斯科来到广州，多次同潘佩珠讨论越南革命问题，建议潘氏修改越南国民党章程，使国民党成为各阶级的革命联盟。胡志明着手创建越南无产阶级政党的准备工作。于1925年6月成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广州先后组建起来的、并接受了中国大革命洗礼的越南国民党及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日后成为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而潘佩珠领导的越南革命，为胡志明时代的革命运动开启了先河[5]。胡志明在广州期间，潜心研读过孙中山的作品，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表示钦佩。他还列席过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报告了越南的革命情况，强调指出越中两国存在着历史文化的联系和革命的亲密关系，成立了“亚洲被压迫民族协会”。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实践及其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运动，对越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作用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不仅深刻和长期地作用到潘佩珠等越南民族民主革命先驱者的思想与活动，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了胡志明等新一代越南民族民主革命党人早期的活动与斗争。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人们坚信：没什么可以阻挡亚洲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解放斗争，最终将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各族人民的解放。
参考文献：
[1][越]章收.潘佩珠年表[M]//孙中山与世界.长春：吉林出版社，2004：644.
[2]朱庭光.外国历史名人传：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1982：360.
[3]邓警亚，遗稿.中越革命志士组织“振华兴亚会”，进行抗法斗争回忆[M]//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越南语毕业论文，1978：280.
[4]潘佩珠，遗稿.越南民族革命耆宿潘佩珠先生自传[N].远东日报（连载），1962-08-19.
[5][越]吴雪兰.潘佩珠与梁启超及孙中山的关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