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份工作在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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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1岁的魏文通(音译),在短短2年时间里,就先后两次进入中国境内,从广西、广东到浙江,都留下了他打工的足迹。
魏文通出生在一个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农村。由于越南在地理位置上同中国毗邻,因而边境居民历来都有往来,他们甚至跨国界而居,隔界河相望,通婚互市,走亲串戚,亲如一家。
2017年上半年,魏文通开始了第一次中国之旅。魏说:“这是受其他朋友的启发。”
原来,早在几年前,魏的很多同乡就通过地下途径到中国打工,很多人“发了财”:“在中国,无论哪个地方打工,一个月都能赚1000多元,比在越南国内至少多赚一半以上。”
广西中越陆地边境线长1 0 2 0公里。那一次,魏文通和三个同乡一起,先从水路,再抄旱道,绕过了中国边检卡口,就进入了中国境内。
魏进入中国后的第一站就是广西东兴,在那里,他联系了一家手工作坊样的小企业,找了第一份工作,是机械加工类的活,“特别重、特别累”。但魏文通并不在意这些,他认为只要工资满意就行,“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剩下的就是工作,很多中国工人不太愿意做的辛苦活,我们也能做”。
可是,他在那家企业干了还没到一个月,那家企业就倒闭了,债主整天堵着门讨债,老板连魏文通的工钱都没有结,就跑掉了。
就这样,魏文通连工资都没有拿到,在中国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泡汤了。但魏文通认为,他还是有所收获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了解了中国人的简单生活习惯,学会了跟中国人交流,学会了简单的日常对话。
后来,魏文通听说广东的工厂工资高,和几个伙伴一起辗转到了广州。他们在当地私企较集中的地方,上门去推荐自己。由于中国话说得还不流利,魏在工厂门口问保安,“在不在招聘?”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作用,当地很多小的公司倒闭了,而大的企业因为魏文通自己的特殊身份又不敢上门求职,他们折腾了好几天才找到了一家纺织厂,然后,一直“潜伏”在工厂里做工。
2017年5月,魏文通打工的那个纺织厂,生产线更新,裁减了一批工人。老板给魏文通几人算清了工钱后,还给了每个人500元人民币的红包,几个人回到了越南老家。
回越南后,魏文通对中国和越南的贫富差距感受得更为强烈。就拿工资收入来说,他在中国一年打工的报酬,相当于在越南2～3年。
在越南呆了没有几天,魏文通的心又不安稳了,他开始盘算着怎么再到中国去赚钱。
第二次“旅游”来中国
魏文通知道,像上次那样贸然前去是不妥的,不仅工资得不到保证,工作能不能找得到还是个问题。后来,他找到了当地一个劳务中介企业,那个中介企业正在帮浙江诸暨大唐的一家袜厂招聘工人。
魏文通交了几百元报名费的两天后,中介企业通知他去面试。面试的时候,魏文通身边挤满了人,他数了一下,至少有200人。
面试官是这家袜厂的老板杨某。杨某的袜厂在当地属中等偏小公司,多年来一直受“民工荒”、“招工难”的困扰。2017年5月,杨某在越南谈生意时,听说能找到“价廉物美”的越南工人,就通过劳务中介企业发布了招聘消息。
这一年来,魏文通的中国话练习得比较流利,再加上其对中国有所了解,杨某选中了魏文通和其他27名越南人,并为其办理了一个月的旅游签证,以旅游的名义进入我国境内。
据介绍,越南劳工非法入境有个常见的路线图――
中方工厂出现用工缺口,愿意出钱请人组织工人进厂――越方组织者在越南组织想到中国务工的劳工――办理短期旅游签证或通过边境小道,分批将越南劳工偷运进入中国――由中国方面的组织者安排接待,绕过公安检查站――可以直接送入工厂打工。
魏文通等28人就是通过上述的线路图,再次顺利进入中国境内。他们下车的地方,已是异国的大小工厂。
以前在广东打工的时候,魏文通感觉其他工友对自己这群“老外”见怪不怪了,而在地处长江三角地区的这家袜厂里,其他工友对自己感觉较为新奇,有事没事就爱上前搭讪。
“不幸”的是,在当地有关部门日前组织开展的整治“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专项行动中,魏文通等28名“老外”浮出水面。
根据公安部规定,凡属非法入境或非法居留的外国人,不管是否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滞留地公安机关都要“发现一个,查处一个,遣送一个”。魏文通等28人被当地警方遣送回国,而雇佣他们的老板,还被行政处罚两万多元。
在被遣送回国时,魏文通显得十分不舍。在接受调查时,魏文通说:“在越南,做同样的活,每月只能挣中国三分之一的工钱,所以,我们国家很多人希望能来中国打工。”
魏文通还会不会来中国?目前,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按照魏文通的思维,或许他又在准备“潜入”中国,或者他已经“潜入”中国了。同样欢迎他们“潜入”的,还有一些备受招工困扰的中小企业,这些公司遍布珠三角、长三角。
(摘自《法学与生活》半月刊10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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