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台湾的国民党空军派飞机轰炸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等处，上海市中心停电、停水，电车趴在马路上，有些里弄粪水横溢，人民生活、社会秩序受到极大作用。我就读的上海市上海中学(前身是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简称“省上中”)附近，也被炸弹炸中。当年7月，解放军某部到我校为防空部队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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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学校已经放暑假，有同学到我家通知我这件事。我和我的家庭都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上海中学在当时的上海，教学资源和校风是首屈一指的，高中毕业生百分之百可被大学录取。那时上海刚解放不久，一般老百姓对共产党、解放军还不够了解和信任， “好男不当兵”的观念依然深入人心。我是独子，从小靠母亲一人养育，家境清寒，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当时已修毕高中理科一年。是继续上学，还是放弃未来上大学的机会，投身于了解不深而又可能面临生死考验的部队?的确是非常严峻的抉择。
考虑了种种因素，特别是国家的需要，14周岁的我，说服了爱子情深的母亲，毅然踏上了从军之路，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参与解放上海的天空
参军后，我因为表现好，在上海的新兵政治轮训队还没有结业时，就被破格派往驻浙江海盐的华东军区空军兼上海防空司令部对空勤务处监视营(后改为电讯营)四中队(后改为雷达连)，由苏联专家训练，当一名雷达手。雷达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展起来的三项高新技术之一(其余两项是喷气飞机和核武器)，当时有一定的神秘性。 原来，上海遭受“二六轰炸”后，根据当时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的请求，斯大林派遣了包括雷达部队在内的诸兵种防空部队援华，驻扎在上海周边地区，任务预定在1950年10月结束。我军必须在苏军回国之前，接受苏军的培训，学会操作和维修，接收全部装备。这些装备在当时属于高新技术，掌握它需要一定的科学知识。而当时解放军南下部队中的高小生就已经是小知识分子，可以充当文书和文化教员，于是就选派了这些同志培训和准备接收装备。但是这些同志没有学过欧姆定律等电学知识，难以学习和掌握这些装备。有鉴于此，军队领导决定招收部分在校大、中学生参军，分别学习和掌握维修、操作，在苏军回国后就可以执行防空任务。 军方对这批学生兵表现了一定的宽容。如对高年级的大学生，通过一定的补修，帮助他们取得毕业文凭。少数分到雷达连的学生兵，因为吃不起苦而自行离队，军方没有作为开小差处理，听任他们到入伍前的原学校继续就学。 我军对苏军相当友好。苏军官兵每人都有一纸护身执照。伙食很好，我们中队为苏军主厨的是原四马路会乐里(旧上海高等妓院聚集地)的大厨。对苏军每人每天供给一包香烟，军官是白锡包，士兵是老刀牌；他们自己抽不完的就送给我们中国同志，而且不允许不收下，我们有些学生兵就此吸上了瘾。每到星期六晚上开舞会，用卡车从杭州拉来浙江省军区文工团的女团员为苏军伴舞。男多女少，没有舞伴的苏军官兵有的就抱着方凳自得其乐地跳舞；我们中国同志大多是不会跳舞的“土包子”，只好在圈外观看。 苏军对我军在技术上肯热心传授，在其他方面也乐于帮助。我刚到海盐时，胸口被毒蜈蚣蜇伤一大片，就是苏军卫生员治好的。 在服务时间，苏军官兵上下级界限分明。不论在何地，上级在面前走过，下级必须起立。但是在非服务时间，官兵也能打成一片，如在篮球场上，长官也脱光膀子，只穿裤衩，前身的体毛上下连成一片，同士兵一起争抢篮球。 陈毅元帅曾经说过，大意是。1949年5月，我们解放了上海，但上海的天空还没有解放；防空部队建立和发展以后，上海的天空才得到解放。而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正是参与了解放上海的天空。
1953年，组建了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我所在的部队每个官兵得到的慰问品是：纪念章一枚，口杯一个，香烟一包。我部有机会去观看梅兰芳的慰问演出，我因执勤，没有去看。
升任雷达工程师
1955年，我由远程警戒雷达部队调到高射炮部队。此前，我已从雷达连的雷达操作手升为班长，后调到营部(后来升格为团部)做雷达维修技术工作。在从事雷达兵器技术保障工作中，越南语论文，我几乎走遍了分布在浙江各地的雷达阵地，其中包括在无人小岛上的雷达站，也曾支援过空军机场的雷达维修。到高射炮部队后，我和其他同志接受了苏军对于炮火瞄准雷达维修技术的培训，很快能够独立执行任务。这时苏联已是赫鲁晓夫执政，苏军对我们传授技术有时就保密。
我所在的高炮团前身是解放军高炮第二团，曾担任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第一届人民政协的警卫工作。从1956年起，我团又先后担任过北戴河中央临时驻地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的警卫工作，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956年初，我被任命为高炮团的雷达工程师(以后改称雷达助理员)，时年20周岁。解放军有一段时间，从编制、条令、队列操法等等，全面照抄苏军。例如，我所在的部门和部门首长，都称为“军械主任”，这样，我的部门和职务连起来就是“军械主任雷达工程师”。这种叫法不符合我国我军的习惯。几年后，这个部门名称改为技术处。
我团驻辽宁沈阳南郊，高炮打靶在大连的营城子。正值冬天，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天气，手上稍有潮湿，就会粘牢在兵器的金属件上。我们在野外宿营，棉帐篷里虽然生了取暖的炉子，温度依然很低，对我们这些南方同志更是严重的考验。但打靶还是取得了好成绩。
1960年代初，国家处于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许多部队都自建农场，供应部队的粮食、蔬菜和肉类，参加劳动的战士在部队内部轮换。台湾蒋介石集团常派美制飞机飞临我灾区骚扰，撒传单甚至空投少量救济物资，以扰乱民心。我团受派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就是所谓“高射炮打游击”：我们预先部署在敌机可能经过的航线地面，伺机歼灭来犯之敌。在一次敌P2V飞机窜扰我防区时，我战斗失利，没有击中敌机。这是我团极大的耻辱。全团上下用了大约一年时间进行检查和整顿。不少干部不予晋级，少数受到处分。后来，空军派文工团来慰问，全团官兵的心态才逐渐转为正常。这个耻辱直到我团援越抗美取得伟大胜利后才彻底消除。
第一批参加援越抗美
1964年，美国飞机轰炸越南北部湾。我国政府坚决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根据中越两国的协议，8月，我所在的高炮团奉命秘密出国，第一批执行援越抗美任务。在半年中，我团对来袭的美机战斗5次，击落美机23架，击伤9架，俘虏美军校官飞行员一名，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被认为是体现了“五个伟大”――即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军队。
我们在越南期间，军委曾派总政治部文工团到前线慰问。
当时，中苏已明显分裂。越南因需要多方援助，视苏联为老大哥，中国为老大姐，左右逢源。为了援越抗美的大局，我国允许苏联援越的人员和物资借道中国铁路过境。 在广西凭祥，军方办了一个展览会，展品有从击落敌机中缴获的飞行员救生用品。如轻便的橡皮舟、发报机，能把大片海水染红以指示落水飞行员位置的染色剂等。我军当时还没有这些装备，这些展品引起了我军飞行员的惊羡，也为我军救援部门提供了样品。 我团入越后没几天，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越南国防部长、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上将，就来我团视察和慰问。在一个山洞里，他向我团军官介绍了当前越南抗美形势。其中说到，一架美机从入侵到被击落前，在飞越的航程中，往往受到地面多处高射炮、高射机枪，甚至冲锋枪、步枪、手枪的射击。因此，每击落一架美机，各地都宣称是自己打下来的，总共往往报上几架甚至十几架的战果。当时报纸报道越南已击落美机两千余架，比美军公布的数字高出极多。为了求实，今后要以残骸为准，确定击落美机的战果，而以前谎报的数字将从今后的战果中逐步扣除，以求战果的真实。由此，我们每击落一架美机，也必须立即找到残骸。
我军援越抗美是绝对保密的，当时和以后很久都没有公开讲过。有外国记者向毛主席探询此事，毛主席回避直接回答。其实美国人对此也很清楚。可是因为如果中美公开交战，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所以，大家都力求避免公开，相当一段时间不说罢了。
在越南，我们穿着越南军服，但没有帽徽领章；车辆也用越军车牌。出国前，我们上缴了军官身份证，把军服上有“八一”军徽的纽扣、《毛主席语录》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全都除掉。人民币不允许带出国境，在国外使用代金券。军官的工资需要给留守国内的家属的，可由军方扣除后直接转交；军官汇款和寄信由“军邮”寄递一律免费(非战时通过国家邮政是要付汇费和邮资的)。刚进越南时，后勤保障没跟上，部队伙食很差，没有新鲜蔬菜，全部吃脱水蔬菜，很多战士拉不出大便；过了一段时间，越语论文题目，情况有所好转，伙食供应比较正常了。
为了让官兵在国外也能了解时事，出国前为每个连队和机关部门各发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 “晚点名”(军队中一种类似讲评的制度)后，可以集体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在越南，我们看的报纸是越南华人办的中文《新越华报》，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我们就是首先在这张报纸上读到的。
美机经常轰炸的越南北方地区，居民生活非常困苦。青壮年男子都去当兵了，青壮年女性顶替男子劳动、修路；剩下的老人，每天一早挑起担子，一头放锅碗，一头放小孩，上山隐蔽，到傍晚才能下山。好在这里是热带气候，庄稼只要播种，就有收成；常常这一块地刚种好，那一块地就可以收割了。
在11月16日的战斗中，我击落敌机以后，我团一个炮连和一个雷达站的阵地遭到敌B52大型轰炸机报复性袭击，我人员和装备损失相当严重。个别牺牲的同志是头一天晚上刚从国内补充的，连连长都没见过，遗体辨认就很困难。按规定，营以下牺牲的同志就地安葬。棺木在战前就准备好存放在附近的山洞中，是越南式样，白胚，硕大的长方体，一端有雕刻花纹。因为保密的原因，烈士证书填写“在中越边境牺牲”，由军方派人送往烈士家庭所在的县，再会同地方同志送达烈士家庭。
越南战争是朝鲜停战后十几年以来美国投入最大规模军事力量的战争。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把越南战场当作直接了解美军、锻炼本国军队的最好场所。苏联派驻了导弹部队，朝鲜派驻了有许多女兵的防空部队。据说有一次，苏军连发数枚导弹，没有击中敌机，后面的导弹却击中了自己发射的前面的导弹。 外国军队入驻他国后最容易发生的现象，就是当地出现了不少混血儿。中国驻外军队却是例外。越南北方有所谓“华族”，就是华人和华侨，他们大多是早年从广东、广西和云南等地因生活困难而迁居越南的中国人及其后裔，他们与我军的南方战士能在语言上互相沟通，有些人甚至会说普通话，同我军几乎没有任何语言的障碍。其中有的女孩子对中国青年颇有好感，她们有时就喜欢在我军的阵地旁边与我们的战士搭讪。我军可称是世界上纪律最严明的军队，在援越抗美战争中，当地没有发生过混血儿的现象。这也是我军在国外受到尊敬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国前，我和战友们都荣获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颁发的“团结战胜美国强盗”奖章；此外，还有8・5纪念章(8・5指1964年8月5日，即美机空袭越南北部湾的日子)。
1966年初，我们从越南北方回国途中，在南宁、长沙、郑州等地，都受到当地党政机关和群众的内部欢迎。到北京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前夜，许多名胜古迹都已关闭，但还是专门为我全团官兵开放。空军首长在空军学院为我们全团官兵举办了盛大的庆功宴。全团荣立集体三等功。
政治集团之间，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曾致力于准备武力解放台湾；蒋介石集团曾叫嚣反攻大陆。现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毛泽东的后代同蒋介石的后代握手言欢。美国曾经是新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我于1986年访问美国时，遇到他们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美方临时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纪念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的活动，我们婉言谢绝了。因为我有参加抗美战争的背景，而且未接到指示。现在中美已建立起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曾经同中国有牢不可破友谊的苏联，经历过中苏分裂和关系正常化，现在中俄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曾经是越南的抗美战友和后方。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盛传在上海的越南人准备有所行动，我们着实防范了一阵子。后来越南曾用中国提供的军火和给养打中国。现在中越关系也正常化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