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不接受叙利亚难民让欧洲头疼。面对难民，英法德匈牙利等国态度迥异。相比英法匈最初的嫌弃态度，德国自始至终是个例外――国内多数人乐意拥抱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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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特别是清朝，也曾面临类似的难民问题，但清廷并不存在欧洲人那样的分歧。东亚区域内任何一国内发生战争（清朝称为内讧），难民若涌入中国版图内，地方官的处理步调几乎一致：将难民送回去。
1739年（乾隆四年），安南国（今越南北部）发生内乱，难民涌向云南、广西边境，清廷地方官最初也是将他们送回原籍。但随着难民的增多，如此处理难以为继，且遇到了更大麻烦，靠近中国边境的不仅仅是安南难民，还有中国境内的投机者、安南的叛乱分子。清廷面临更复杂的管治考验。
“柔远万方”，对“外国”难民像自己人
清廷地方官“送回去”的难民，是越南内战造成的。1739年（乾隆四年），自打败明朝占领军后建立起的黎氏王朝逐渐式微，王朝权臣郑氏（称安南）与阮氏（称广南）割据南北，郑氏在北方挟天子以令阮氏，垄断向清廷朝贡的权力。郑氏家族统治逐渐衰败，出现“暴君”郑杠，北方内乱。大批“难夷”往北涌向云南、广西边境。
难民如潮水。1741年6月，云南总督庆复奏报“都龙厂（今云南都龙口岸）民及各处被兵处所难民、男妇纷纷奔避，窜入沿边界口”。1742年7月，乾隆帝自广西巡抚杨锡绂处得知，“安南谅山一带夷民……失业荐饥，窜入宁明、龙州、土江、土思等州内地乞食”。
难民持续增加，一年后，1743年，署云南总督张允随称，“但都龙一厂，聚集民、夷不下十余万”。
面对这么多陌生的难民，地方官第一反应不是驱赶，而是优待。庆复在给乾隆帝的奏疏中说，“安南世守外藩，恪昭恭顺，其所辖各境与滇地毗连，彼国人民避乱逃生，即同天朝赤子”，把越南难民当作自己人。他又说“臣敬体圣主柔怀万方，中外一体之德意”，按照皇帝柔怀万方中外一体的指导思想，在“沿边地方搭盖棚厂、收赈难民”，又“分别夷、汉，稽查安插，不致流离失所”，让难民有地方住，有东西吃。乾隆帝“从之”。
广西巡抚杨锡绂也奏报，那些来到广西觅食的难民，政府“分别存恤”，老弱病饿的给口粮，等恢复好了再押送他们回籍。强壮的能够行走的，就给口粮给路费，交给越南谅山的官员自己处理。乾隆称赞“办理颇妥”。
云南与广西的地方官做法十分寻常。清廷主导的东亚天下，安南与清廷是“宗藩关系”，安南有向清廷朝贡的义务，清廷必须给予藩属国数倍于贡献的赏赐，并掌控册封、给予合法性的权力。属国内乱，若有请求，可以派兵干涉。外敌入侵，必须保护属国。难民入边，安抚、送回原籍，是常规动作，不以难民性质不同而不同。
除了战争，还有因风浪漂至中国境内的难民，清廷对此也有一套处理办法。以琉球为例，当琉球渔民不慎随风浪漂流至中国沿海时，地方官先查明身份，得知是属国百姓时，会先上报上级，将他们在福建驿馆安顿好，送来米、盐、菜、银、衣服、被褥等等，此谓之“恤”。还有“赏”，包括蓝布、棉花、茶叶、生烟、面、肉等等，临走前，地方官还会把船只修好，帮助变卖船上携带的货物，让难民有钱有物有东西吃，安全回国。乾隆帝说，这样做才“不为外夷所轻”，才是“柔怀远人之道”。
“难民”身份变得复杂，清廷向他们关上大门
清廷将战争难民送回原籍的做法，并没有解决边境的难民问题。
首先，这一做法对小规模难民成效显著，遇到人数较多且长时期聚集的难民，不可行。涌入都龙厂的十余万难民，地方官如果一一柔远、“请走”，成本巨大。难民若不听从，难免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庆复就十分担心难民“乘机从贼”，他的办法是暂维治安：从各地调兵计750名以备不虞，发布安民告示，告诫民众“毋得惊窜失业”，以待难民自行散去。此处置方式获得乾隆首肯。
其次，优待难民的做法让更多难民涌入边境，为“怀柔远人”，又会使镇守边疆的大员放松关隘管制，导致更多与难民没什么关系的人在边境滋扰。这些人是寻求保护的叛乱分子、中国人贩子以及前往越南的政治投机分子。
如1741年8月，云南总督庆复就拿获了一起“聚众谋叛案”，安南地方的叛乱分子勾结云南边境“夷人”头领试图“作乱”，没有成功，最后自首。庆复将安南头领斩首，该头领的随从一部分送回安南原籍，一部分交云南驻军看管。乾隆帝事后认可了庆复的行为。
1742年7月，广西巡抚杨锡绂向乾隆帝奏报称，三四十名饥民流入宁明州后，他采取了一些方法严禁内地民人贩卖夷人子女（据庆复奏疏，贩卖安南难民的情况在云南也存在）。乾隆帝接奏后表扬了他。广西提督谭行义又告诉乾隆帝，广西人叶蓁、广东人周老六私自走出关隘，帮助安南国内的叛乱分子，失败后潜逃回中国境内被抓，安南国内难民又跑到中国内地乞讨――杨锡绂的工作前功尽弃。
各类非难民人士自由出入边境，暴露出杨锡绂关隘把守不力。乾隆帝终下决心，不再提“怀柔远人”，而是十分现实地要求杨锡绂想办法“务使各关隘盘查禁止实在严密，以靖边疆”。
正当杨锡绂加强关隘防守力量时，1743年5月，杨锡绂发现，从中国内地涌入的民众莫武康、李三聪等人当了安南国内叛乱分子的先锋官。他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乾隆帝，后者要求安南国王不要顾忌，尽力擒捕。以后“凡系内地民人在安南滋事者，立即送出”，再次告诫杨锡绂“实力”防守隘口，防止内地百姓流入安南国内捣乱。
一个星期后，杨锡绂宣称，各关隘已经添兵把手，只放行安南国内回来的内地百姓，但对“非内地人民，一概拦阻，不许放入”，试图堵住难民潮。乾隆帝答曰：“好。应如是也。” 云南边境也额外增加了防守力量，越语专业论文，特别是在难民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广南府一带，增加了“塘卡”盘问，新任总督张允随采取了比杨锡绂更为变通的办法，如果遇到客商贸易，就发放腰牌放入境内，如果是难民，待地方官查明后，仍然给予口粮、路费，押送出口。这显然比杨锡绂因噎废食的做法好得多，连乾隆帝也不禁称赞：“有治人，无治法，以此善意行之可耳。”
边境防不胜防，地方官建议出兵干预被拒
无论是宽松还是严格的方法，本质仍然是拒难民于边境之外。只要安南国内的战争不止，难民就会流向相对安宁的中国边境，很难堵住。
在云南，乾隆帝得知，增派隘口防守力量的广南府，内地人与难夷混杂，他批评张允随稽查“疏懈”。但在防守严厉的广西，情况又怎样呢？广州将军署两广总督策楞向乾隆帝报告说，广西地方在各隘口添兵防守，又竖以木栅、塞以砖石加以阻遏。杨锡绂“封禁已久”，按理说“宜无一人私自出入矣”。现实情况是，两个月内发生二十多起私自出行案件，平均每三天发生一起。这些偷渡案件中，少则十多人，多则三四百人流向安南或广西境内。他们不仅仅是安南难民，更多是听说越南出产黄金而前往淘金的中国人，还有前往安南探亲的中国女婿。
1745年1月，边境难民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安南内战仍在继续，田地日渐荒芜，粮食不够，越语专业论文，米价高涨，盐业萧索，安南国内难民涌至边境抢粮抢盐。对此，乾隆帝同意两广总督那苏图区别良善与奸匪夷民，分别对待的建议：匪类者查拿，良善者就发挥柔远精神，给粮送回。
尚不知边境士兵如何区别良善与匪类夷民乃至从安南国内回来的中国内地民众。除非边民能够识字，否则士兵凭口音以及服装的异同来判断，闯关者很容易弄虚作假。所以即便到1746年，我们仍然能看到广西云南地方官为阻遏边境人口流动潮而疲于奔命。他们不断上奏乾隆帝，报告他们严守关隘、拒绝奸民、柔远善夷的行动。乾隆帝的回复也多是为他们点赞：“该部知道”“好”“如此认真”“嘉悦览之”。
持久的防边行动，地方官不得不考虑到行政成本。1743年，云南开化镇总兵塞都上疏建议，“防边与出师，所费相等。请调集官兵，用彰天讨”，反正防边与出兵花的钱差不多，不如派兵打进去，一鼓作气解决边境滋扰。乾隆帝对此予以驳斥：“此万不可行者。”理由是：“交夷小丑，仰视天威，莫不震迭，若敢于侵边，自应加以翦灭。乃该国素无逆命之端，又无仰吁救援之请，忽焉越境挞伐，师出无名，即使传檄可定，亦非国家柔远之意。”意思是说小国安南如果打我边疆，肯定会灭了它。但现在它蛮听我的话，又没有要我派兵过去，我不好去干涉。突然派兵干涉，不符合柔远的国策。不愿意打破普天之下的宗藩体系。
结语
面对国门前突然而至的属国难民，清廷的做法通常是给予优待，送回原籍，以示柔远。然而当难民威胁边境的安定时，朝廷便变得更加现实，不再一味柔远，却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更拙劣的办法全力封堵难民潮。
事实证明，堵也好，建议派兵干预也罢，广西云南的关隘防守在宽与严的拉锯中消磨着行政成本。难民身份的复杂性与低效的管理体制，让这一办法收效甚微。清廷上下似乎没有想到在顶层设计一整套解决边境难民问题的方案。
相比之下，关于今时的叙利亚难民问题，德国能够拥抱而不是拒之门外，就是有发达的社会管理体制以及成熟的经济形态做支撑，全社会能够给予难民“温馨的家”。而200多年前的清王朝，显然不具备民族国家――德国一样的社会管理方式。二者身处的不同国际关系环境造成了这种异同。
包括越南在内的东亚活在清廷主导下的“普天之下”，区域内莫非王土，王土之上，俱是天朝赤子，中越间的臣民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有着鲜明的国家身份认同。面对越南难民，清廷官员思考的并不是难民涌入版图内如何管理，而是有无必要接受的问题：既然属国子民我都有义务管，那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不将难民交由属国管理？这也许可以解释清廷为何将难民送回去，不愿意将其吸纳为“编户齐民”。
直到19世纪中期，清廷赢得中法战争，承认越南独立。疆界勘定、难民处置，进而成为清王朝及其日后的继承者们必须考虑的重大“真问题”。
摘编自腾讯思享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