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越南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作用中越关系的新因素。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越南民族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在当今中越关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越南社会层面的民族主义行为给中越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何面对越南的民族主义将成为中国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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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越关系；民族主义；民心相通
中图分类号：D8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1 ― 0114 ― 05
冷战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个背景下，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和利益”的观点已经不能完全解释现今环境下闪烁诡谲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的因素作用着国际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大体来说，国家间的关系主要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三种关系，而在国际政治稳定、经济逐渐发展的情况下，社会层面的互动越发的活跃，甚至在某些公民社会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社会层面的部分因素已经作用到了国家的对外关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层面中，民族主义无疑是对国际关系作用较大的一个社会因素。
一、导论：民族主义的概念
民族主义的概念来源于“民族”，对于民族的概念历来被学者和政治家众说纷纭，难以达成有效的共识，我国对民族的概念，往往采用斯大林的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在这里，民族是在文化心理范畴下的共同体。当民族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以领土和主权为标志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民族的概念也就由文化心理范畴转移到了政治范畴，民族主义也大致在这个时候而产生。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缘起尚无从考证，但是作为一种学说和政治功能，则起源于近代法国大革命。由于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结构中往往呈现不同的含义，因此，在定义的界定上，民族主义与民族相同，都面临着模糊性和多样性。总体来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立足于民族利益，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通过对社会群体和个体从认识到态度、从生活观念到行为方式的作用，最终培养其民族优越感，以巩固政治和道德的合法性。虽然民族主义的定义未能统一，但是有几项特征是目前所公认的。首先，在民族主义最初兴起之时，其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②，这在近代史上民族主义解放运动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可以说，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被压迫国家的反殖民反侵略的斗争。其次，民族主义在根源上有着对自身衰弱的自卑，而解决这种自卑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性，以及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性，这就导致民族主义往往具有对现实意识形态的不满和强烈的反抗意愿。最后，民族主义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由于民族主义不需要缜密的理论做基础，这就会使人们进行非理性和盲目性的情绪表达，同时，情绪化的特征也延伸出另外两个特点：一方面，民族主义作为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最能够捕捉普通民众的心理，很容易在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民众群体中传播；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更容易被统治者加以利用，以达到蛊惑群众，煽动民意的目的。经过对民族主义特征的略论可以发现，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双刃剑的影响：在战争时期，民族主义有利于激发民众的斗争热情，而在和平时期，民族主义又会成为盲目排外、过分自大的根源。
与民族主义相互关联的往往是爱国主义，所谓爱国主义，内涵包括：对自己国家特殊的爱和认同，对这个国家及其同胞之福祉的特殊关切，也常常引申为祖国利益和兴盛而奉献的意愿①。从表面上看，爱国主义似乎与民族主义有着一脉相承之处，但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存在重要的的区别，即对待“他者”的问题。在面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群体的时候，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都表现出了相同的认同感和忠诚感，但是，在面对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民族的时候，民族主义则表现出爱国主义所没有的“排斥性”。究其原因，在于民族主义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与“他者”的比较之上，而爱国主义的认同感则建立在对自身的历史和可能的将来比较之上。只有通过对“他者”的比较，民族主义才能够对“他者”进行贬低，或者对“他者”产生敌意，进而增强对自身的优越感或者危机感，最终实现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号召力的提升。这种对他者的负面想象，现在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一种机制，用以拒绝一切外来者，提高自身的认同感。而爱国主义则是基于对自己历史和未来的反思，通过现实中对自身的改革，以实现自身的强盛，因此，爱国主义对“他者”并没有强烈的排斥性。这也就能得出另一个结论：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爱国主义与对外排斥性的结合品。而在现实表现中，爱国主义常常被民族主义所利用，形成“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化”②。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立足于民族利益，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通过对民族主义特征和自身的“排斥性”略论，我们可以用来解释越南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并由此略论，民族主义对中越两国关系的作用。
二、越南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理解越南民族主义的发展是略论现阶段越南一系列社会现象和民间思维的基础，也是我们应对中越关系的一把钥匙。越南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从两个角度进行解释：历史与现实。
（一）历史原动力：越南民族主义的起源
古代越南处于中国为首的中华文化圈当中，深受儒家文化作用，同时，越南��立以后，频繁的对外战争，在儒家文化与对外战争的双重影响下，越南民族主义逐渐形成。
儒家学说本身不是静止状态，而是随时代和地域的改变而改变。古代越南，在吸收儒家文化的同时，也对其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改造。其中，能够作用民族主义的则是对儒家思想“忠”的改造。“忠”位于儒家三纲五常之首，在古代中国，“忠”是指下层民众对君主的忠诚，而在越南的“本土化”过程中，“忠”的对象则由君主转换为国家，越南民众认为，国家牵扯到每个人的安危福祉，国家永远比君主个人重要，因此，每个人的忠诚对象应该是国家。这种思想改造的根源在于越南虽然认同了中国文化，但这种认同并没有转化为对文化母国的民族认同。由于越南急需摆脱中国的统治，封建统治者需要在民众当中树立越南的国家意识，但是，作用越南数千年的儒家文化不能被完全消除，因此，统治者只能在现实的独立与文化的积淀中寻求妥协，对“忠”的改造无疑是一条捷径。正是由于文化上对国家地位的提升，君主个人的权威被弱化，越南历史上才会出现长期的“弱王”现象，另一方面，这种文化改造也刺激了越南民众国家意识的产生，爱国主义思潮在这个时候悄然萌芽。 自从越南独立，便不断与其它政权进行着战争。通过数千年的战争，越南的国家意识被进一步强化，爱国主义进一步深入人心，同时，长期的对外战争也产生了越南民众对外排斥的心理。这种排斥性源于对大国的危机感和对小国的优越感：无论是古代对中国的战争，还是近代对日本、法国和美国的反侵略，越南并未在战争中获得太多的好处，反而在战争中多次面临国家存亡的威胁，这就造成了越南面对大国的长期危机意识；然而，越南在面临实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时候，比如古代的占城、真腊、吴哥，以后的柬埔寨、老挝，越南往往能够取得辉煌的战绩，包括征服古代占城，领土向南扩张至湄公河入海口，并在中南半岛建立了“亚宗番体系”，迫使南掌、真腊，以及其他土著部落成为自己的附庸国，可以说，对小国的征战中，越南真正实现了“大越王朝”的成就，这种成就在民族意识中就形成了民族优越感。当危机感和优越感两种相互矛盾的意识进行交织的时候，越南的民族意识无形间产生了对外“敌意”，统治者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充分利用这种民族意识，以转移国内矛盾，实现国家凝聚力和民众号召力的提升。最终，在数千年对外“敌意”的熏陶下，形成了越南民族主义中的“排斥性”。
因此，具有排斥性的“大越民族主义精神”与独立之初的爱国主义萌芽相结合，越南民族主义也就形成。
（二）现实推动力：革新开放助推民族主义的发展
1986年，越共六大拉开了越南革新开放的序幕，越南从此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改革，改革对越南社会阶层作用巨大，也为越南的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空间。
首先，政治层面，通过对政府和国会的改革，越南放松了对社会的管控，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在政府层面，改革把传统的“政府控制社会”转变为“政府管理社会”，放松了政府原先在网络、传媒、人口流动等社会领域的绝对控制权；在国会层面，通过议员的全国直选以及国会质询制度的实施，保障了民众参与政治、监督政府的权利。越南政治上的一系列改革，刺激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保障了民众表达意愿的政治渠道，但是，当这种社会管理机制尚不成熟的时候，过于松散的管理结构也能成为民族主义发泄、并最终作用政治的渠道，这在近年来民族主义自下而上的作用越南对外政策的案例中可见一斑。
其次，经济层面，革新开放确定了“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促进了越南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面使大部分民众实现了脱贫致富，在解决基本温饱问题之后，民众的利益追求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另一方面，借助科技革命的浪潮，互联网、现代传媒通讯工具实现了基本的普及，民众有了更多接收信息、传播信息的途径。这些经济发展带来的作用，能够间接的刺激民族主义生长，并借助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民族主义情绪可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的传递。另外，越南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根本改善，�济上的巨大成就也提高了部分越南民众的民族自信心，成为今天民族主义发展的一大源泉。
第三，文化层面，革新开放是越南实现与世界接轨的一个过程，在文化领域，越南社会也包容着来自西方的文化诉求，形成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同发展的局面。在这些外来文化中，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近些年对越南的作用力度逐渐上升。新自由主义思想不仅作用了越南经济革新思维，加快经济自由化改革，也在经济基础之上，对社会思潮产生着深刻作用。新自由主义倡导个人主义，集体的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任何集体的利益的实现不应该以压制合理的个人利益为代价，同时，社会目标不能抑制个人目标，个人的社会权利和自由不应受到侵犯。随着越南民众生活的改善，个人利益的逐渐增多，新自由主义思想在社会层面实现了广泛的传播。当这种个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政府更没有权力对社会思潮进行有效管控，这也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环境。
三、越南民族主义在中越关系中的表现
越南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今天的民族主义也为中越关系的进程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一）南海问题
近年来，南海问题逐渐成为国际热点问题，更成为越南与中国绕不开的议题。南海问题的持续升温不仅有外部势力的插手，也有越南内部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2017年6月，越南国会高票通过《海洋法》，宣称对中越两国存在争议的岛屿具有“主权”；与此同时，中国设立三沙市，管辖中沙、西沙、南沙群岛及其附属岛屿。这个举动使得越南部分民众连续两周出现对华的示威游行。2017年5月，著名的“981钻井平台”事件，中国的油气勘探活动同样引发了越南民众的抗议，这种抗议很快发展为大规模的反华骚乱，不少具有中国背景的公司遭到暴力洗劫，部分中国公民也遭到了人身攻击，中国被迫做出暂停双方交往并撤离相关人员的决定，中越关系降至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2017年6月，“南海仲裁案”，虽然越南并不是仲裁的一方，但是，仲裁结果传入国内引爆了越南网络，大批网民不仅纷纷支持仲裁，越南语毕业论文，而且，在随后的时间里，网民开始情不自禁的指责中国，越语专业论文，抛出各种有损两国关系和地区形势的言论。
以上三个案例是近年来由南海问题引发的越南社会反应，其做法早已超出了传统的“爱国”界限，进而升级为对中国的指责、谩骂，甚至对中国公司和人员的攻击，这种由南海问题引发的民众对中国的“排斥”，就是越南民族主义的体现。从近年的案例来看，越南民族主义的兴盛，不仅无助于南海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南海局势更加恶化，更加不利于中越关系的发展。
首先，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表达，使越南政府外交执行力减弱。南海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性与复杂性，牵扯到大国争端、地区格局的问题，但是，越南民众在面对南海问题的时候往往进行非理性的情绪表达，即在没有客观认识问题的前提下，对南海问题产生主观认定，进而衍生出对整个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仇视”，最终发展成为游行、指责、攻击等行为。在民众的诉求越发集中的时候，国家利益将突破原先的政府层面，从而扩展至社会阶层，以至于造成国家利益出现碎片化，外交执行力深受民众因素的作用而逐步脆弱。 其次，南海问题与对华历史观相互结合。历史上的越南曾长期受制于中国，因此，越南部分民众难免会视中国为“北方威胁”。于是，每当南海问题升温，部分民众内心就会把现实中的“中国侵犯越南主权”与历史上的“北方威胁”结合起来。当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均对中国产生“敌意”的时候，越南民众理所当然的对中越关系持有悲观态度。这种悲观态度与反华情绪构成恶性循环，成为中越关系发展中较大的掣肘。
最后，民族主义的外部扩展。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无国界属性，以及南海问题牵扯到中国与多个东南亚国家，因此，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民族主义将很容易从越南扩展至南海周边国家。而南海相关国家均具有政府对社会的约束不够、社会力量过于活跃的近况，这就为各国民族主义思潮转化为实际的社会行为提供了可能空间，从南海仲裁案菲律宾与越南部分民众的网络互动就能看出，民族主义完全可以突破国家的限制，扩展至南海周边国家，形成共同对抗中国的态势。
（二）“独狼”式社会行为
“独狼”一词来自于“独狼”式恐怖主义行为，这是近些年恐怖主义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新形势。套用“独狼”式恐怖主义的概念，当一种社会行为是由个人或小团体单独实施，没有受到任何组织或者上级的直接作用，甚至先前毫无征兆，但结果产生了深刻的社会作用，这种社会行为也可称之为“独狼”式社会行为。
近些年来，在越南一些针对中国的“独狼”式社会行为明显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独狼”行为是中越关系中的新生现象。2017年“西原铝矿”事件，越南各阶层纷纷表达了对中国的担忧，不乏有“中国建设军事基地”、“中国人民已无地可耕”、“新一轮的侵略”等言论；2017年7月，中国游客在胡志明机场进入越南境内时，被越南边检人员在护照上写脏话，而脏话的页面印有中国南海“九段线”的暗纹；2017年8月，越南网民在脸谱网上指责柬埔寨首相洪森，称洪森首相是中国的“傀儡政权”，并指责柬埔寨与老挝没有报答越南“当年的解放之恩”。
这三个案例带有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性质：对中国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渲染中国对越南的危害，同时，在“洪森事件”中，部分越南网民也带着歧视性的眼光看待柬埔寨，并把南海争端扯上柬埔寨、老挝，甚至整个东盟。另一方面，这些民族主义行为也带有“独狼”的性质：越南个人或者小部分人的单独行为，并没有严密的策划或组织的决定，但是其作用却包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对地区问题的略论，甚至对历史态度的看法。
与传统的社会行为相比，“独狼”式的行为逐渐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新生因素：第一，行为主体的独立化。“独狼”式活动主体往往是个人或者个人组成的小团体，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多样化的社会生活造就了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多�踊�，因此，个人难免会做出一些冲动或者不理性的行为。第二，行为方式更加隐蔽和灵活。由于“独狼”式行为往往是毫无征兆的个人行为，很少受到外界干预，其表现的手段更加具有随机性，甚至是信手拈来的行为，例如网络留言、涂改文件、言论等，这就是使得“独狼”行为难以监控和预防。第三，行为作用广泛。“独狼”式行为几乎是零成本，但是其作用却是难以统计，由于个人行为产生于社会层面，因此，其行为天然的符合一定的社会思潮，也就更容易在民众内部进行传播，引起相关的共鸣，能够在短时间内由个体反应上升为群体行为。
“独狼”式的社会行为是作用中越关系的新生要素，当民族主义中的盲目性与排斥性，与“独狼”的自发性、随机性相互结合，将会给两国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的作用。
四、中国的应对
越南民族主义的兴盛，以至于一定程度上作用两国的关系，这也许是中越关系近些年来面临的新情况。与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相比，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我国对其探讨和认识水平还很有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国的应对方法。面对民族主义的困扰，中国可从战略层面和实践层面着手应对。
（二）战略层面――民心相通
在新的历史时期，世界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调整，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增大，在保持对外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中国外交开创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的新理念和新实践。其中，“周边外交”是国际关系新理念下的重要实践。2017年在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便提出“亲、诚、惠、荣”的周边外交理念。随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是中国促进与越南等国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伟大构想，并通过“互联互通”的建设，最终构建中国与越南的命运、利益和责任共同体。
面对越南民族主义日益崛起，中国在战略层面可通过民心相通建设着手解决，其中，在“互联互通”下的民心相通则是中国应对越南民族主义的根本方式。为此，2017年11月，在习近平以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双重身份”访问越南期间，便提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心相通更是“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根本归宿。民心相通的主要做法在于两国民众间建立友谊、互信的关系，相互认可并支持对方的发展道路，最终形成合作共赢的共识，实现中越三个共同体的建设。可以说，与传统的政府间外交相比，民心相通借助民众的力量，自下而上的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在现实中，中越两国“民心相通”还面临很大的挑战。比如越南民众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可程度尚有限，媒体话语权被西方国家掌握，以及现实中的中越摩擦等。虽然中越民心相通面临很多挑战，但是，中越两国毕竟有着相同的国体，有着频繁的经济互动，更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可通过一些具体的做法实现两国的民心相通，消除民族主义的不利作用。
（二）实践层面――民间外交
民心相通在战略层面上为中国应对越南民族主义以及发展中越关系提供了清晰的准则和方向，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则需要“民间外交”沟通两国人民的友谊，化解越南民族主义对两国关系的不利作用。 首先，重视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民间外交是指各国非政府行为主体之间所进行的对两国关系产生一定作用的交流与活动，是国家间的一种非正式外交渠道。而在民间外交众多行为体中，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力量。作为非政府性的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产生于社会，能够天然的融入民众当中，通过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非营利性的行动，得到民众的认可，进而传播所在国的软实力，提高当地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目前，美国、日本，以及�W洲部分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在越南有着广泛的活动，与越南民众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中国也可培育自己的非政府组织，传播国家软实力，以抵消越南民众对中国的排斥情绪。
其次，重视华侨、华人及与中国保持往来人员的影响。据2017年越南人口普查显示，华族人数为823071人，占越南总人口0.96%，是越南第八大民族。如果加上未取得越南国籍的在越华侨，保守估计长期生活在越南的中国人超过百万。以侨为桥，发挥华人在当地的影响，他们既是中外人文交流的主体，又是客体，是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桥梁。同时，与中国保持往来的人群，包括在华留学生、在华商务人员，以及朋友和亲属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人，这些人虽然不属于中国，但他们或者他们的身边人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国有直接的体会，由于他们本身在国籍上就属于越南，所以，当这些人把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讲述给越南同胞的时候，将会有最强的说服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两国民间外交最直接的桥梁。
最后，重视文化推广工作，改进文化传播方式。中国与越南同属于“中华文化圈”，两国深受儒家文化的作用，今天的越南街头，也常常能看到中国繁体字书写的对联、门匾等中国文化的印记。这就为两国民间外交的开展找到了契合点，中国可以利用好文化这张“牌”，充分发挥智库、公司、民众的影响，与越南开展各种民间交流活动。但是，民间外交一定要以民间交流为基础，要坚持本地化、基层化的准则，方式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切不可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在前期也要尽量避开主权等敏感话题。在文化传播方式方面，随着越南经济的发展、社会群体的年轻化，民众需求也呈现多样化态势，新一代的越南人，他们更渴望全球化和都市化的生活，这就需要我们及时把握他们新的社会动态，利用互联网的影响，传播“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短平快、享受型的文化产品”，①争取使传播方式更加生动、更加有活力，能够更好地适应越南的社会发展，更好地满足越南民众的心理需求。
民间外交是沟通中越两国民众的桥梁，也是传播中国发展模式，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方式，虽然民间外交并不像政府间外交那样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立足于社会领域的民间外交，却能在潜移默化中作用越南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是中国应对越南民族主义的有效做法。
五、结论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越南民族主义在儒家文化和长期的对外战争双重作用下而产生，并在革新开放的数十年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下，越南民族主义在南海问题、个体的“独狼”式社会行为等方面成为中越关系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虽然民族主义给中越关系的发展带来很多变数，但是，中国还是可通过战略上的中越“民心相通”建设与实践中的“民间外交”，消除越南民族主义的不利作用，实现中越关系的有效发展。
〔参 考 文 献〕
〔1〕〔越〕陈仲金.越南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古小松.越南国情与中越关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
〔3〕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4〕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潘亚玲.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辨析.〔J〕.国际政治经济评论.
〔6〕申四龙.从越南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演变来看待民族主义的双重影响〔J〕.安徽文学，2017，（12）.
〔7〕李春霞.南海问题中的越南民族主义〔J〕.太平洋学报，2017，（07）.
〔8〕安珊珊，杨伯溆.中文BBS论坛中涉日议题的网络民族主义呈现〔J〕.青年探讨，2017，（02）.
〔9〕李自国.“一带一路”愿景下民心相同的交融点〔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5）.
〔责任编辑：张 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