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原生型宗教生态逐渐发展为天主教、福音教与各传统宗教并存并对后者形成强烈冲击的再生型宗教生态。在国际政治博弈、地缘社会与民族发展不平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天主教、福音教发展迅速，地下教会无序发展现象突出，各民族传统宗教衰落明显。宗教生态发展失衡带来的宗教问题常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宗教事件频繁发生。这种发展趋势已成为作用我国邻近地区宗教生态平衡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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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越南 北部民族地区 宗教生态 儒教 福音教
【中图分类号】K733 【文献标识码】A
自近代以来，越南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与我国相似的历程，其宗教生态的发展轨迹也与我国惊人相似。尤其是越南北部山区的少数民族，与我国云南、广西边境各族血脉相连，语言相通，经济文化往来频繁。该地区宗教生态的变动，常会直接作用我国边境民族地区。近30年来，天主教、基督教在越南的发展速度远高于我国一侧，而且在一些国际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的推动下，基督宗教在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一直有强烈的民族性、国际性和政治性色彩，在个别民族中已经与民族分裂势力紧密相连，成为地缘政治和社会发展中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世界上几大宗教除东正教外，现有的主要宗教在越南均有存在。据估计，在其现有人口中，约有近30%信仰各种宗教，总信教人数在2000万左右，以致越南共产党曾在中央会议上讨论“党员能否信教”的问题，可见其民众中信教现象的普遍存在。宗教多元化和宗教生态失衡发展，已经成了越南北部民族地区宗教发展的主要趋势。
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日趋衰落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越南北部各民族社会中，随各民族迁徙而带去的传统宗教形态成为表达和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表征，成为民族凝聚的内在动力。虽然各民族跨国界而居，且呈大分散小聚居状态，然而民族内部的社会、文化联系从未中断，跨国界通婚和经济文化往来频繁发生，而共同的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参与培育了跨境民族认同的文化土壤。但从近代开始，各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存，却经历了与中国西南同源民族类似的变迁历程。一些民族的民间宗教在逐渐复兴，而一些民族的民间信仰却早已式微。
岱族和侬族的宗教信仰虽受到了越族和泰族的一些作用，但主体仍然是道教作用下的民族民间宗教。其神职人员分为道公、师公和麽公三类，各有自己的传承体系。如道公有等级之分，一般在家族内传承。其宗教活动分为家庭、家族和村社等多个层次，由此形成多层宗教文化生态圈。道教化的祖先崇拜是家庭祭祀的核心，每一家庭和家族都有自己祭祀祖先（称为家仙）的方式。每家都在屋中设有祖先神龛，其上同时设有道、师、麽三教神灵的神位。由于一些家族在历史上迁徙不定，无固定的居所，于是形成了在屋外祭祀家仙的习俗。在家庭和家族祭祀圈之外，是以土地神、山神、水神、城隍等地方神为中心的村落祭祀圈，逢重要节日全体村民于土地庙、城隍庙、龙树或社亭前举行集体祭祀活动。但越南也曾经历过类似中国将各民族传统宗教视为“封建迷信”的历史，其间村社祭祀的宗教仪式出现简化的趋势，宗教意识大不如前，宗教的神圣性逐渐淡化，而娱乐性不断增强。近年来，越语论文题目，岱族和侬族的民间宗教均有复兴之势，村社祭祀逐渐得以恢复，道公、师公和麽公等神职人员的地位也重新得以确立。①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试图在岱族和侬族中传教，但收效甚微。
迁徙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瑶族大多数仍然坚持传统的瑶族道教信仰，与中国的瑶族一样，瑶族化的道教已渗透到了其社会文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祭祀盘王的奏堂仪式、称为“过阵”的度戒仪式、祭祀祖先的各种仪式以及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祭祀活动等仍然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南亚各国采取了一些安置山地民族的政策和方法，越南、泰国等地的部分瑶族离开了山区，其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受到当地民族文化的作用而淡化，少数瑶族改信了基督教和佛教。近年来，美国一些宗教组织除了在越南苗族中加强福音教的传播活动外，开始把越南瑶族作为下一个传播“福音”的对象。
赫蒙族与中国苗族一样，支系较多，按他称可分为白苗、黑苗、红苗、花苗（青苗）和汉苗五种，与云南南部苗族的支系大致相同。赫蒙人与其他民族杂居，但其分布相对较为集中，同一地区的赫蒙人的宗教信仰相同，内部形成一定的通婚圈。②其民间信仰以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和巫术较为流行。他们认为四处流窜着各种野鬼，尤其是“五害鬼”经常出来害人，使人得病。巫师的主要职责是替人赶鬼治病和占卜。赫蒙人对葬礼较为重视，巫师要负责将死者的亡灵送回祖居地。但自近代以来，赫蒙人的传统宗教信仰已严重衰落，相当数量的人失去了文化自信和信仰自觉的意识，转而皈依了天主教和福音教。
儒家、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与衰落
儒释道对越南北部少数民族的作用主要通过京族来完成，而越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近代以后才加强了对北部的控制，因此儒释道三教对越南少数民族的作用有限，后者文化中的儒释道因素于各民族在中国境内居住时即已吸纳入本民族的宗教文化体系，后来随迁徙带到了越南。
自古以来，越南与中国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关系。自西汉至五代，越南一直受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史称“北属时期”。宋至清代前期，越南长期为中国的藩属国，与中国仍然保持密切联系。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三大精神支柱，儒释道在越南的发展也经历了与中国内地大致相似的发展轨迹，对古代越南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伦理、民间风俗习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尤其是儒家和佛教曾被越南封建王朝奉为“国学”或“国教”，成为越南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民族化后的儒释道与越南民族原有的传统宗教文化一起，成为近代天主教广泛传播之前原生宗教生态的主要内容。
早在西汉时期儒家即已传入越南地区，但对越南产生较大作用却始自其封建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佛教传入越南较早，最初是随印度商人的到来而传入，后来受中国佛教的作用较深，但保留了自己的民间性特点。③北属后期佛教与传统宗教文化融合在一起，为较多的普通百姓所信仰，在越南民间已有较大作用。流行于越南的主要是禅宗一派，与中国佛教相比，越南佛教与民间信仰的融合更深，更贴近民众生活，但并未形成独立于中国佛教的宗教文化体系。④道教在创教后不久即传入越南北部地区，后逐渐传至全国，在隋唐时已十分兴盛，但作用不如佛教深入和广泛。⑤在建立封建国家的初期，越南国内局势动荡，吴朝（939～965）、丁朝（968～980）、前黎朝（980～1009）三代顺应时势，均奉佛教为国教，而对儒家思想采取了抑制政策。经三个朝代的推崇，李朝（1009～1225）建立时，佛教的发展已达到鼎盛。但此时国家日趋安定，需要儒家这种更符合中央集权国家统治需要的思想工具作为主导思想，李朝开始推行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政策，尤重儒家，使儒学在越南进入稳步发展的时期。之后陈朝（1225～1400）、胡朝（1400～1407）两朝均继续推行李朝的宗教政策，使三教兼容的局面一直保持下去。其间三教之间也曾经历了如中国内地一样的论争，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中国，然而其争论的结果却是三教相互吸取对方的有机成分为己所用，并未出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的宗教冲突和战争。在后黎朝（1428～1789）到阮朝（1802～1945）中期的400多年时间里，越南统治者独尊儒家，将中国宋明理学引入并予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佛教、道教在民间也获得了较大发展。 中法战争后，越南阮朝统治者分别于1883年8月和1884年6月与法国两次签订《顺化条约》（越南分别称为《癸未和约》和《甲申和约》），越南彻底沦为法国的殖民地。随着国门大开，西方思想文化大量传入，殖民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大力推广天主教，在全国实行宗教不平等政策，强力压制儒家思想。越南学者在17世纪由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兹（Alexandre de Rhodes）发明的拼音文字基础上，用罗马字母创制了越南文字系统，并很快用之代替了汉字和喃字，使之成为至今使用的越南国语。以儒学为核心的科举制度、儒学教育以及以文庙为中心的祭孔礼仪等全被废除，儒家作为越南封建王朝的主要意识形态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儒家在越南急剧衰落。此时道教也急剧衰落，虽然至今在民间仍具有一定作用，但已大不如前。佛教在越南民间有深厚的社会根基，虽然100多年来天主教一直努力传播福音，但佛教在越南的信徒仍占全国总人口的12%以上，约占全国宗教信徒的60%左右。当前越南佛教以“道法、民族与社会主义”为方针，在国家的支持下，佛教事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仅2002年至2017年的五年内，全国就有3000多座佛教寺院得到重建和修缮，僧尼培养工作也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儒家、道教的衰落和佛教受到强烈冲击，使越南原生型宗教生态演变为佛教、天主教、福音教以及高台教、和好教、道教等其他宗教并存的再生型宗教生态。
天主教的传播与快速发展
自1533年第一个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在今越南裴澎教区传播福音开始，经过近四个半世纪的发展，现越南已成为亚洲地区天主教人数仅次于菲律宾的国家。16世纪时，天主教的传教工作曾一度取得进展。但自1625年开始，越南王朝开始认识到天主教的传播对封建王朝传统精神支柱儒家思想的作用和冲击，于是多次颁布命令，在全国禁止天主教信仰。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越南成为法国殖民者垂涎的对象，天主教再次传入越南，但深受儒家思想作用的越南王室采取了严厉的禁教政策，这后来成为法国对越进行武装侵略的主要借口。⑥
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天主教在越南首次获得合法地位。虽然佛教是当时越南信徒最多、作用最大的宗教，但殖民政府规定，只有天主教才是合法的官方宗教。法国天主教会在越南大肆扩张势力，信徒人数迅速增加，据估计当时越南的天主教人数与整个中国的大致相当。在1954年殖民统治结束之前，天主教徒大部分居住在北方。法国天主教会不仅在越南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将势力扩展到了中国广西、云南部分地区。
越南南北分治后，法国势力撤出越南。在南越政府的宣传和美国的帮助下，当时约有86万北越人撤到南部，其中约3/4为天主教徒，约占整个北越天主教徒人数的60%。随着大量北方天主教徒的到来，南越成为越南天主教发展的重点地区。南越总统吴廷艳在任期间独尊天主教，以天主教价值观为标准进行社会改革。他将天主教当作反共的有力工具，大肆迫害其他宗教的信徒，引起南越民众的极度不满。迫于国际舆论的作用，美国结束了吴廷艳的统治。越战中，越南天主教势力继续支持南方和美国。1975年越南统一后，因南越天主教会有极强的政治背景，天主教徒的活动受到限制，信教人数大为减少。
1986年，越南共产党“六大”召开，实行“革新开放”政策，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天主教的限制逐步放宽，越梵关系逐步改善。1989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派特使访问越南，实地考察了10个教区。次年11月，圣座代表团首次访问越南，双方就主教任命权达成共识，即由越南方面提供任命名单，交由教皇任命，双方关系取得重大进展。此后梵蒂冈多次在越南册封了主教。2017年，越南总理阮晋勇访问梵蒂冈，双方同意设法恢复正常的越梵外交关系。但不久越南天主教会要求政府归还当年被没收的2200多处教会财产，使教会与政府的矛盾凸现。2017年2月，越南与梵蒂冈圣座代表团讨论了双边重建邦交问题。这是圣座代表团第16次访问越南。2017年7月，越南与圣座联合工作小组进行了新一轮会晤，讨论了双边关系，梵方要求越南政府提供教会参与“精神、教育、医疗事故、社会和爱德”等领域的机会。
近年来，越南天主教发展快速，信教人数迅速增加，并有向东南亚其他国家发展的趋势。据越南2004年6月出版的《天主教手册》公布的数据，全国共有25个教区（其中北方8个），有天主教徒557万，占8010万总人口的6.95%；其中有2810名神父，13000名会士，1326名大修生，1712名备修生，51156名传道员。⑦由于北方民族地区多数信徒未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其实际信徒人数应高于公布的人数。全国教会团体牧灵工作非常活跃，信徒积极参加教会活动，领圣事的比例甚至远高于欧洲国家。越南天主教会不仅在国内的作用力大增，而且正在努力扩展在邻国的势力，近年频繁派遣神父和教友到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东南亚邻国开展传教活动。
在越南天主教会、梵蒂冈和美国等多种势力的交叉作用下，中部和北方民族地区天主教的发展与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和国际政治问题相交织，发展态势极不稳定，包含了多种不稳定的因素。近年北方的信徒人数增长速度较快，这些新增加的信徒不仅集中于城镇，更多是在边远民族地区。相关于南方而言，这一带的堂区规模较小，且较分散，如与中国紧邻的同登堂区目前只有200多名信友。2017年底，梵蒂冈枢机主教在河内为北方教区的57名神父举行了祝圣仪式。2017年3月初，圣座代表团访越期间，探访了位于中部山区的昆嵩教区。教区内分布有40多个少数民族，200多万人，其中有30万人信仰了天主教，占当地总人口的14%。2017年6月，教宗本笃十六世任命的驻东南亚国家联盟大使、非常驻越南代表莱奥波尔多・吉雷利总主教访问了越南北方的河内、北宁、谅山、海防、裴朱、太平等6个教区的20多个堂区，11月底又访问了越南西北部的兴化、发艳教区。其中兴化教区北邻中国红河州边境，西与老挝接壤。据教会统计资料显示，该教区有23万天主教徒，但其中多数信徒并未到政府部门登记，只是以家庭教会的方式开展宗教活动，显示出越南政府相关部门对地处偏远的民族地区宗教管理的漏洞和问题。 美国在越南西北部的宗教渗透，使这里的宗教问题表现出国际性、政治性和民族性等特点。其中以赫蒙族天主教问题最有代表性。苗族在越南称为赫蒙族，约有79万人，是该国53个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与中国云南和老挝接壤的西北部偏远贫困山区。迁居至此的赫蒙族传统宗教信仰逐渐淡化，文化自信逐步丧失。法国殖民时期，许多赫蒙人皈依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支持法军与北越军队作战。越南战争期间，赫蒙人转而协助美军在老挝对付北越，美国趁机支持赫蒙族将军王宝，助之成为当地一个军事集团。美国战败后，部分赫蒙人随美军移民美国，但多数留了下来。之后美国一直以民族和宗教问题为借口，支持该地区的赫蒙族从事独立建国运动，恣意干涉越南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致使该地区成为越南民族宗教事件的频发区。由于这一带赫蒙族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信仰带有极强的政治背景，越南政府始终对之保持高度的警惕状态。目前在国家宗教管理部门正式登记的天主教徒只有1000多人，但实际信徒人数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多数信徒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开展宗教活动。2001年和2004年，越南中北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出现因天主教和基督教信仰引起的地区性骚乱。2017年4月底，奠边府省赫蒙族居住区大约有七、八千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聚集祈祷，要求“宗教自由”和“自治权”，发生少见的大规模骚乱。越南官方讲话，指责骚乱分子发布欺骗民众的宗教言论，并试图分裂国家。表面看来，最近发生的这次宗教事件起因于越南国内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但背后我们不难看到美国的影子，因为就在事件发生的两天前，美国国会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了一篇报告，将越南列入所谓尊重宗教自由状况“特别令人担忧的国家”名单。事件发生后，美国公共政策略论中心（CPPA，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下属的“苗族前进”组织（又称“苗族促进组”）负责人很快了评论。
福音教的传播与地下发展
越南的民族宗教问题主要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与宗教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相交织，主要有西北部的赫蒙人要求建立“赫蒙共和国”、中部西原地区少数民族要求建立“德伽共和国”、南部高棉人的“下高棉”民族独立运动。⑧其中赫蒙人问题和西原问题都与福音教的传播和发展有直接关系，而赫蒙人问题曾直接作用到我国云南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至今仍是作用我国西南边疆民族与宗教和谐发展的一个隐患。
基督新教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称呼，例如在我国曾称为“耶稣教”，后改称“基督教”，在越南则称为“福音教”。福音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仅100年的时间，至今其信教人数也仅40万人，远远少于有数百年传教历史的天主教信教人数，但对越南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却作用至深。福音教在越南发展的特点是，注重应用福音教的本土化传教策略，其背后始终有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主要在边远民族地区和弱势群体中有选择性地传播和发展。
自1911年传入越南至抗美战争结束，越南的福音教主要由美国的“基督（新）教传教联合会”（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开展传教活动。1954年，全国有信徒6万余人，牧师80余名，基本完成了本土化进程。越南南北分治后，北方的多数教徒迁到了南方，留在北方的数千名教徒成立“越南福音圣会”，加入到后来的反美斗争中。南方的福音教会在美国的扶持下快速发展，组成了新的教会组织，同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教派和教会争相到南越设立分支机构。到越战结束前，南越福音教会已发展到28个教派组织，信徒25万余人，教堂500余座的空前规模。越南统一后，许多亲美的教职人员和信徒随美军撤到了美国，留下的信徒多数采取地下教会的形式开展宗教活动，于是在越南出现了在教堂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福音教会和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的地下福音教会两大阵营。⑨
革新开放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调整，越南福音教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不仅国内的福音教会积极开展活动，原迁到国外的许多传教士也重返故乡，积极进行传教活动。在内外力量的推动下，越南福音教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革新后仅10年的1997年，越南全国福音教教徒人数就达到了40万人，教堂450座，国家承认的正式传教士有500余人，而地下教会控制着多达1500名非正式牧师和非正式传教士，远远多于正式教会。进入21世纪后，不仅南越福音教会得到了政府的承认，而且原被撤销的神学院也得以重建。⑩越南政府不仅批准福音教成立了全国性的宗教组织，还批准其成立了宣传、教育和社会救济机构，兴办了《圣经报》、《兴教报》、《传教杂志》等教会刊物。
有美国背景的福音教会，主要将传教地区确定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并主要选择在历史上曾被边缘化、历史上受各封建王朝压迫最深、传统文化保存较差、生活贫困和文化程度较低的民族或人群中进行传教。在跨居中越边境的10多个少数民族中，赫蒙族成为地下教会传教的首选对象。这一带的赫蒙族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曾成为法国殖民者和民族解放者争取的力量，部分赫蒙人参加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但与老挝接壤地区的多数赫蒙人站到了法国人一边。与中国云南南部的苗族一样，赫蒙人笃信苗王信仰。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势力的驱动和支持下，他们多次以“苗王”名义发动暴动或制造骚乱事件。近20年来，福音教与天主教在越南少数民族地区积极争夺信徒，划分势力范围，但在赫蒙人地区两者却常常采取联合的态度，都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王主信仰是天主教与赫蒙族传统信仰结合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信仰体系，是天主教赫蒙化后的产物，带有较强的民族分裂倾向。在越南西北部赫蒙族以“王主”信仰为号召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当地的福音教组织也积极参与其中，并成为主导力量之一。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在赫蒙人地区所扶持的福音教组织，早已超出了宗教信仰的范畴，带有极强的政治性和恶意分裂越南民族地区、扰乱越南地方政局、制造地缘政治混乱的目的。
近年来，福音教在越北赫蒙人中的传教主要采取了境内教会组织灵活传教和境外势力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宗教渗透等多种方式交叉进行。首先，福音教地下教会组织用赫蒙语翻译和宣讲《圣经》，将耶稣说成是苗王在世，在世界末日到来时能解救赫蒙人到天堂里过上幸福生活。他们在传教和开展宗教活动时，有意识地将传统宗教信仰与福音教的教义、宗教活动及宗教仪式等有机结合在一起，使赫蒙人产生福音教就是其传统宗教信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的认识，从而自觉地接受福音教信仰。其次，美国及其基督教组织通过电台传教、慈善救济、经济扶贫等多种方式，对越北地区进行宗教渗透，把福音教作为煽动赫蒙人反政府、离间赫蒙人与主体民族越人关系的工具。美国基督教组织通过地下网络向赫蒙人家庭发放收音机，引导其收听境外的“福音”广播，利用赫蒙人与越人历史上积累的矛盾散布民族主义思想，离间赫蒙人与政府的关系，号召赫蒙人信“主”而不要相信政府。据调查，半数以上的赫蒙人家庭都拥有一台收音机。美国基督教组织和一些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还打着“经济援助”、“救济”等旗号，到山区开展传教活动，努力发展赫蒙人入教，并与一些反政府的赫蒙人头人和老挝北部赫蒙人相勾结，鼓动他们建立独立的“赫蒙共和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将越南赫蒙人民族分裂势力培养起来后，近些年又将居住在越南北部山区的瑶人作为下一个发展对象。越南北部居住的瑶族与苗族一样，也是明末清初以后自中国云南和广西南部迁来。瑶族传统宗教受道教作用至深，道教信仰已深入到了其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境内的瑶族聚居区内，尚未发现外来宗教进行传教的现象。但在越南北部，由于福音教传教士作了深入的调查，制定了针对性较强的传教计划，目前在瑶族中已发展了一定数量的信徒。越南福音教会还在北部山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中积极活动，派人收集各民族的分布、人数、经济、生活和传统文化等各方面情况，为下一步传教制定相应的策略和方法。
面对福音教对北部民族地区的渗透，越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政策和方法，严防西方势力的宗教渗透，已取得一定成效。但福音教无孔不入的传播方式，对各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信仰的蚕食和整体式替代，以及由此带来的“和平演变”趋势，已成为越南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严峻形势和日益担忧的重要问题。
再生型宗教生态的发展态势对我国邻近地区的作用
近代中国不仅失去了越南这个藩属国，还失去了中国在西南保持传统宗教文化发展的一个有力屏障，不得不直接面对代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近代以来越南宗教生态的动荡和变迁，直接作用到中国西南地区宗教生态的发展和变迁。近年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越南宗教生态内的诸种宗教势力发生着此生彼长的复杂变化，这种发展状态对我国邻近地区产生了一定作用。这种作用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成为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进行宗教渗透和意识形态颠覆、培养民族分裂势力的一个有力工具。
第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以宗教为工具，企图扰乱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宗教生态平衡，制约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达到其地缘政治目的。
目前，我国在中越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中暂时未出现尖锐的宗教问题，但越南民族地区尤其是赫蒙人民族主义的兴起、南海问题引起的国际地缘政治问题的变化，使我国在西南地区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扰乱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步伐，企图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和南海领海争端达到抑制、削弱、牵制中越两国的目的，已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阻挠我国和平崛起的一种策略和手段。跨境民族因历史原因而跨居两国或多国，在各居住国都有不同数量的分布。他们有共同的族源、共同的传统宗教信仰、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共同的民族语言，因而民族认同感并未因分处各国而淡化。尤其是迁徙到越南、老挝等国的少数民族，其族源地多数在中国西南地区，迁徙到这些国家的时间还不长，他们多数都还能较清楚地记起其祖辈在中国居住和生活时的情形。他们与国内同胞的交往和联系从未中断。这种情况在苗、壮、瑶、哈尼等主要跨境民族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感，近年成为美国进行宗教渗透的工具。美国在越南北部尤其是西北地区大肆培养地下福音教势力，而越南部分赫蒙人在信仰基督宗教后，利用在我国云南的宗亲关系和社会关系试图向北扩展，充当美国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的代理人。
基督宗教在中越跨境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中，有正常发展的一面，但同时也常被美国等国际霸权势力所利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基督宗教为工具，对跨境民族地区进行宗教渗透，西化各民族价值观念，为其政治、经济等利益铺路。二是在跨境民族中培养民族分裂势力，充当自己的利益代理人，达到弱化、分化该国，扩展自己国际政治势力的目的。美国允许越战后迁到美国的苗族在其国土上设立各种组织，在资金和人员上给予大力支持，并在越南境内极力传播福音教，支持民族分裂分子的种种行为，利用越南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失误和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在当地散布分裂言论和蓄意制造动乱。
第二，越南北部民族地区宗教生态发展严重失衡，天主教和福音教发展迅速，无序发展现象突出，而且出现向我国境内发展的势头，成为作用我国一侧宗教生态平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中越两国国界两侧宗教生态发展来看，越南一侧天主教和福音教信徒人数众多，且福传积极和宗教活动频繁，而我国一侧则保持暂时的宁静，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是该地区宗教生态跨国相持状态能否持续平衡发展的潜在问题。历史上受法国的操纵，中国一方天主教的传教和活动与越南天主教会有密切联系，目前虽发展正常，但双边各民族语言、文化相通，民间联系和往来频繁，人员跨国流动日益增多，给天主教跨境传播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近年福音教将越南北部各民族作为重点发展的对象，信徒人数快速增长，越境参加宗教活动现象不时发生。越北地区天主教和福音教的地下教会发展迅速，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将该地区一些民族作为宗教渗透的重点对象，使该地区的天主教和福音教组织无形中具有向外扩张势力的潜在意象。越南北部迅速膨胀的基督宗教势力，成为悬在我国境外、继续向北扩大作用的一大隐患，迟早会冲击到云南南部和广西南部宗教生态的平衡发展。
显然，中越国界两边宗教生态失衡问题，将会成为直接作用我国云南、广西跨境民族地区宗教生态平衡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革新开放后，越南党和政府落实了宗教政策，全国（包括北部民族地区）天主教和福音教快速发展，信教人数剧增，基督宗教的发展远快于我国边境民族地区。近年来梵蒂冈与越南关系日趋正常化，梵蒂冈的势力在越南有所扩大。越南新增加的天主教信徒多集中于北部民族山区，如昆嵩教区的信徒已达到30万人，紧邻云南省红河州的兴化教区有23万信徒。虽然这些地区的堂点规模小，山区中信徒之间的联系有一定困难，但信徒福传活动频繁，地下教会势力增长较快，宗教问题与贫困问题、民族问题相交织，隐藏着许多不利地区稳定的因素。而中国云南和广西南部目前天主教信徒人数较少，尚未出现非法地下传教或建立地下教会等情况。福音教在越南的发展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是其宗教组织得到了美国的暗中援助和支持，将传播重点放在了紧邻我国边境的北部民族地区，成为作用我国一侧宗教正常发展的一个潜在威胁。 第三，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十分突出，民族宗教事件频发，向北扩散作用的趋势明显。
中越跨境民族地区是古代和近代我国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向东南亚迁徙的主要通道和枢纽，是古代佛教和道教向外传播和扩大作用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近现代天主教和基督教势力向我国传播和渗透的主要渠道之一。近年来，不仅中越边境两侧的宗教生态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路径，越南政府面临着与我国边境地区相似的宗教生态问题，而且其北部地区近年来频发宗教事件，不时波及我国边境地区，作用到该地区宗教生态的平衡发展和社会稳定。
历史上的民族迁徙使这一地区成为两国少数民族集中之地，千百年来各民族内部的内在联系从未中断。他们虽分处两国，但其共同的族源、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构成的民族认同，为宗教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精神纽带。生息于桂西南和滇南一带的苗、瑶、壮、哈尼、彝等民族，其宗教生态的发展与越北少数民族宗教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多数情况下，两国边境地区各族保持着良好的宗教文化交流态势。但是，一旦边境任何一边有较大的由于文化冲突或宗教冲突造成的社会动荡，均会波及邻国同一民族并带来同样或类似的作用。比如一些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在努力培养在该地区政治、经济势力的代言人，利用大多数不明真相的苗族群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借宗教信仰自由的幌子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制造宗教问题和宗教事件，并多次作用到我国云南南部文山州、红河州苗族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信“王主”事件中，甚至波及与苗族杂居的哈尼、彝等民族社会，作用区域扩大到从云南南部到广西百色地区的整个地带。事件发生后，远在美国的“苗族协会”等苗族组织，经常以探亲访友等名义，渗透到我国云南、贵州以及东南亚的越南、缅甸、老挝、泰国等苗族聚居地区，煽动苗族群众移居到中、越、老三国边境地区，为民族分裂分子建立“赫蒙共和国”做准备。虽然中越边境地区披着宗教外衣的民族分裂势力主要不存在于我国一方，但该地区的稳定需要稳定的云南和广西，尤其是需要云南南部各民族宗教生态平衡状态保持良好的稳定发展局面。中越两国需要在宗教生态和谐发展方面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促进边境地区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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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秀清、李德英：《中国民族问题国际性特点透析》，《阴山学刊》，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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