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正式访华，两国领导人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从而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两国关系对立状态。应该说，为达到这一目标，双方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其中两国领导人于1990年9月在成都举行的秘密会晤，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两国关系的转折点，不仅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而且继续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着深远作用。 会见结束后，张大使立即把阮文灵的谈话内容详细报告了国内，请示国内有何指示。国内进行了认真探讨，很快答复说，还是要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并解决好撤军后柬埔寨对立双方，即金边政权和抵抗力量三派的联合问题，之后再按部就班和顺理成章地安排两国领导人高级会晤。就是说，中国领导人尚不准备很快同阮文灵见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破僵局，实现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是需要阮文灵冥思苦想的问题。 神秘人士现身使馆出示密笺 1990年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姓黄的干部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前。他对使馆接待人员说有事要见张大使，张大使在使馆大会客厅会见了他。由于张大使能讲一口流利的越语，所以两人谈话不需要翻译。黄说，他家住在阮文灵总书记家附近，8月13日晚，总书记派车把他接到家里，谈了一个小时。总书记说，他本想再次约张大使，但外交部从中阻拦，说没有必要。因此总书记托黄给张大使捎个口信。说着，黄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很小的信纸，解释说，这是他记录下来的总书记的谈话，已经总书记核对无误。其中一段说道：“凯山同志去年10月转达了邓小平同志对我的问候和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口信，我对此十分欢迎。我同样殷切希望在我主持的越共六届中央任期内能恢复越中关系，以便从即将召开的七大开始两国关系的新阶段。我办成了这件事，才对得起越南人民和越共党员对我的信任。”“柬埔寨问题这个障碍之所以长期扯皮未能解决，是因为阮基石常常把事情搞偏了。我认为，现在两国领导人有必要进行直接和深入的讨论，以便消除所有的误会。并排除越南外交部的干扰。我相信，两国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从捍卫社会主义和恢复纯真友谊的殷切希望出发进行会晤，柬埔寨问题一定能迅速得到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也有这种看法，请发出内部邀请，我将立即秘密前往中国。”“为了使讨沦进行得扎实牢靠，我回国后能更有力地说服越共中央和政治局集体，最好有杜梅、范文同二人和我一起去。”“我要求内部访华的出发点，是为了亲自深入地听取江泽民、邓小平、李鹏等同志的意见，也使中国领导同志能亲自深入地了解我本人。双方共同诚恳地为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柬埔寨问题寻找出最佳解决方案。日前，对我来说还有一定的困难，但我有信心。”“倘若得到中国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将能沿着胡主席的道路，在培育美好的越中友疽、捍卫社会主义和共同的革命利益方面，更加顺利地稳步达到目的。”阮文灵提到的杜梅是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范文同是越南前总理，当时任越共中央顾问。 黄解释说，他理解总书记的意思是，由于外长阮基石从中作梗，越中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两国关系的进程受阻，因此，总书记想绕过阮基石和他把持的外交部，由双方最高领导人直接会晤，问题谈定后，便可责令外交部贯彻执行。送走黄后，张大使急于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把阮文灵托黄转达的意见报告国内。但同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使馆要不要向国内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困难的地方在于，国内刚刚对阮文灵6月5日提出的内部访华的要求作了明确答复，即要越方先解决从柬埔寨撤军和促成柬埔寨对立双方的联合问题，再安排两国领导人会晤。在这种情况下，如重复国内的意见，则等于没提建议；但如提出与国内的答复意见不同的建议，会不会被误解为同国内唱反调?为此，下午一上班，张大使便召集我和两位一秘商议。经过讨论，张大使和我们一致认为，大使馆的职责就是要为国内站岗放哨，并当好参谋。国内前次的答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阮文灵决计绕开阮基石，同我领导人进行坦诚的实质性讨论。为此，大使馆应该根据新情况，大胆地提出新建议，于是，使馆郑重建议国内对阮文灵再次提出的内部访华的要求给予积极考虑。 张大使施巧计赶赴国防部 8月19日夜，使馆收到了国内的答复。国内指示张大使设法避开越南外交部，向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想于近日单独会见阮文灵，以便当面了解阮的真实意图，结果立即报部。毫无疑问，这对使馆来说，是头等重要和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其难度也可想而知。 20日上午8时，张大使召开使馆党委扩大会议，探讨如何落实国内的指示，但谁也提不出锦囊妙计。大家都明白，在整个80年代，越南始终视中国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传播的全是反华的内容，在各种招待会和其它外交场合，任何越南官员都不敢同中国外交官讲话。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无法见到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就连谁是身边可靠的人，也不知道。在找不到线索的情况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6月6日，即阮文灵会见张大使的第二天，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黎德英大将曾单独会见和宴请张大使。黎德英除进一步解释了5日阮文灵的谈话精神外，还说了不少对中国友好的话。于是，张大使决定通过越南国防部和黎德英的渠道试试看，并指示使馆武官赵锐上校立即行动。 果不其然，黎德英大将很乐意同大使见面。21日上午8时，张大使乘坐一辆不挂国旗的轿车前往越南国防部。黎德英同张大使亲切握手、拥抱，连声说，大使什么时间想见他，他都欢迎。张大使开门见山，把黄日新日前向他转告阮文灵总书记谈话的事简要说了一遍，表示大使本人很想当面听取总书记的意见，希望黎德英帮助联系。黎表示将立即去办。当天下午，越南国防部外事局长武春荣紧急约告我驻越使官赵锐：阮文灵总书记将于22日晚7时半在国防部会客厅会见张大使，双方均不带翻译，建议张大使换乘另一辆汽车，不挂国旗。武还说，此事只有他和外事局武频处长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赵武官返馆后，立即向张大使作了报告。 事有凑巧。张大使夫妇原本确定于22日晚6时半在使馆宴请马来西亚大使夫妇，并且早已发出了请贴。为了不失礼，又能保证按时去见阮文灵，大使决定佯称生病，由我和大使夫人陪同客人用餐。当晚，马来西亚大使夫妇准时来到大使馆。待走进客厅后，他们见张大使没精打采地由翻译和招待员搀扶着从沙发上站起来，有气无力地说：“欢迎大使阁下和夫人。只是我的美尼尔病又发作了，头痛恶心，只能陪你们坐一会儿。大使馆政务参赞李先生和我夫人将陪同大使阁下和夫人用餐。很抱歉。”马来西亚大使听后十分感动，他说：“大使阁下身体不适，还带病迎接我们，实在不好意思。现在就请大使回去休息，祝你早日康复。”说着，他亲自扶张大使站起来，两人握手告别。张大使一走出会客厅，便大步流星地朝停候在院子里的汽车走 去。黑色的“丰田”牌汽车直奔越南国防部。 阮文灵与张大使秘密会见 阮文灵会见张大使时，首先肯定他确曾托黄文欢的儿子黄日新向张大使传话，内容也准确无误。阮文灵说，他本人始终认为，越南应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1976年越共四大时，他因为不同意当局恶化越中关系的一些做法而被指责为“右倾”；1982年越共五大时，又由于他主张现阶段越南应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和不同意当局的反华政策而被排挤出政治局。当时，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对中国采取那种态度。如果胡伯伯健在，决不会出现这样的怪事。阮文灵还说，越南对待华侨、华人的政策也是错误的。华侨、华人为越南革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越南在胜利后却歧视他们，驱赶他们，实在太不近情理。 阮文灵说，1986年他出任越共总书记后，便下决心克服各种阻力，逐步纠正过去的错误，恢复对华友好关系。首先，说服越共中央建议国会删去了宪法中有关反华的内容。接着，又做各方面的工作，终于做出了从柬埔寨撤军的决定。阮文灵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越南同中国这个坚强的社会主义中心建立和发展团结、友好、合作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了。因此，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1991年越共七大前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这对越南全党和全民都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 对于柬埔寨问题，阮文灵说，他深知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本来，越中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是最好和最顺理成章的。但由于阮基石和他把持的外交部存心捣乱，现在这条路很难走通。因此，他考虑需要自己前往北京，同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直接交谈，共商最佳解决方案。阮文灵说，在柬埔寨问题上，阮基石同政治局大多数人的看法不一致，他总是把事情搞偏了。阮文灵还说，像今天这样同张大使的单独会见不宜太多。如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邀请他、杜梅、范文同去中国，请大使直接向越南外交部提出，希望同时会见阮文灵、杜梅和国务委员会主席武志公，当面转达中国领导人的意见，这样会更加稳妥一些。 张大使感谢阮文灵的会见，表示将立即将他的谈话内容报告国内。 成都秘密会晤 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的指示，请张大使转告阮文灵：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也欢迎越共中央范文同顾问同时前往。目前，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越双方应共同努力，促成问题尽快解决，并早日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 张大使立即召开使馆党委扩大会，探讨如何尽快将国内的重要信息转告阮文灵。由于有了前一次的经验，大家心里多少有了点谱儿，决定还是由赵武官同越南国防部联系。于是，29日上午8时，张大使再次与黎德英见面，请他协助安排张大使当面向阮文灵总书记报告来自北京的重要信息。一小时后，越南国防部外事局武频处长约见赵武官，转达黎德英的口信说，阮文灵总书记定于当日下午4时和杜梅主席一起会见张大使。为显示会见是通过正式渠道联系的，总书记建议中国大使馆正式向越共中央对外部提出要求，就说张大使有紧急事情，希望于当天会见阮文灵总书记和越南其他领导同志。根据阮文灵的示意，张大使于当天中午一时会见越共中央对外部副部长郑王泰，提出上述要求。 经越共中央对外部安排，下午4时，阮文灵和杜梅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大使。张大使向阮、杜转达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邀请他们内部访华的意见。阮、杜都表示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同意中方提出的会晤时间和地点，并说将立即向越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尽快确定随行人员名单，着手准备工作。阮文灵还说，范文同同志只要健康状况允许，也一定会应邀前往。返馆后，张大使立即将下午的会见情况报告了国内。 30日，国内向使馆通报了此次会晤的大体日程安排，即9月3日上午，越方专机飞离河内，中午1时抵达成都，下午双方领导人会谈，晚上中方宴请。9月4日上午继续会谈，下午越方专机离成都回国。经请示国内同意，张大使将搭乘越方专机前往成都，参加会晤。 3日晨，我搭乘张大使的汽车前往河内内排国际机场，既是为张大使送行，也是为阮文灵一行送行。越方一行共15人，除阮文灵、杜梅和范文同外，主要随行官员还有越共中办主任红河(中央委员)、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黄碧山(中央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丁儒廉(中央委员)，其余是工作人员。当张大使的汽车行至距机场不远的时候，只见一辆黑色普通小轿车跟在我们后面，回头一看，因为车上没挂窗帘，可以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阮文灵，司机旁边坐着一名警卫。看得出来，阮文灵仍然保持着胡志明那样的简朴作风。我们的车赶快放慢速度，给阮文灵的车让路。机场上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阮文灵一行人和张大使登上专机后，专机就起飞了。 张大使从成都回来后告诉我们说，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主要讨论了如何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问题。对于柬埔寨问题，双方着重商谈越南撤军后，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最高委员会的组成即权力分配方案。中方提出该委员会由13名代表组成，除西哈努克任主席外，金边政权出6名代表，抵抗力量方面由民柬(红色高棉)、拉那烈和宋双三派各出2名代表，共6名代表。对中方这一方案，阮文灵表示可以接受；杜梅认为，西哈努克本人也属抵抗力量，这样双方代表的比例为6比7，抵抗力量多了一个席位，估计金边方面接受起来会有困难；范文同则说中方的方案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后，越方同意按中方提出的方案去向金边方面做说服工作。对于中越关系，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去翻老账。两国领导人都同意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谱写中越关系的新篇章。会晤结束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会谈纪要”。江总书记还意味深长地引用了清代诗人江永的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当晚，阮文灵激动地写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越语毕业论文，再相逢时笑颜开，干载情谊又重建。” 为了保证会晤的成功，四川省委和外办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据说会晤的两天，越南客人下榻的金牛宾馆中，所有其他房客均必须离开。同时，中越双方商定，对会晤绝对保密，对外不发任何消息。 中越关系“黄金十六字” 成都会晤一年后，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两国领导人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1999年2月，中越领导人《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简要说来就是“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个字。越南官员和学者说，这是“黄金般的16个字”。2017年7月和11月，中越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更加充实了“16字”内涵，把中越睦邻友好和全面合作关系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使两国和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标志着中越友好外交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里程。 当年参加过成都会晤的越南朋友都为自己有过这段经历而感到光荣和自豪。原越共中央对外部办公厅副主任的范光英(范文同的内侄)在成都会晤时，是越方的礼宾官。他对我说，他一直仍珍藏着在成都和江泽民总书记的二人合影。已退休的前越共中办主任红河告诉我说，成都会晤期间，当江泽民总书记举行的宴会结束后，他立即把宴会桌上的所有桌签一一收起，带回国内，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2000年2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访华期间，提出一定要到成都看看当年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的金牛宾馆，意思是表示越南领导人决心同中国领导人一道，沿着成都会晤开创的道路，谱写中越关系的新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