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底到1991年11月，中越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达13年之久。这期间，由于当时越南领导人奉行的内外政策，越南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国际处境空前孤立。为摆脱这种局面，越方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不断试探改善对华关系的可能性。而中国方面，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提出了稳定南疆的构想。在这种大背景下，1989年初举行的中越副外长内部磋商，便是两国关系破裂10年后的首次正式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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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8年12月14日上午10时半，越南外交部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说，越南常务副外长丁儒廉请李世淳大使于15日上午10时前往越南外交部，谈两国关系问题，希望尽早告知李大使能否应约。照理说，大使去驻在国外交部是极为平常的事，但由于两国关系恶化以后，中国大使馆同越方各个部门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所以对越方突然打来的电话，自然十分谨慎，不敢轻易表态，遂当即向国内作了请示报告。当晚，国内便答复说，李大使可往见越南丁儒廉副外长，主要听他说些什么，可允报告国内，并顺乎自然地了解越方意图，但当场不必作什么表态。
15日上午，李世淳大使准时到达越南外交部。丁儒廉面交了阮基石外长给钱其琛外长的一封信，要求中方同意阮基石在第二年（1989年）3月以前去北京，越语专业论文，同钱其琛外长举行会晤。信中说：“我们认为，越中两国坐在一起的时机已经成熟，让我们相互合作，为柬埔寨各方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达成妥善的政治解决办法创造条件。”“本着这种精神，我随时愿意在您认为合适的最早时间前往北京，同您举行秘密或公开会晤。”丁儒廉还补充说，过去阮基石外长曾两次要求去北京，中方都说钱外长工作忙，越方可以理解。现在越方希望钱外长能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抽出时间会见阮基石外长。越方真诚希望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以顺应当前世界总的发展趋势。
中国国内对越外长阮基石的信件和副外长丁儒廉的谈话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总的考虑是可以同越方作些接触，但鉴于两国外长会晤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举动，在当时两国关系的状况下，时机尚不成熟，遂于12月23日答复使馆，请李大使约告丁儒廉：中方认为实现两国外长会晤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为此建议越方在最近期内派一位副外长到北京，就早日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内部磋商，中方的意见是不公开阮基石外长的信，双方接触磋商一事也不公开发消息。
12月24日上午，李世淳大使往见丁儒廉，将中方的上述意见告诉了他。由于此前中方曾两次未接受同阮基石会晤，故越方对中方这次作何答复，也心中无底。李大使的答复虽未提阮基石前往北京事，但同意越方派一位副外长去北京，实际上立场已有所松动，这不免出乎丁儒廉的意料。丁遂两次表示“非常感谢”。他说，越方非常欢迎中方对阮基石外长的信迅速作出了答复，欢迎中方在答复中表现出的诚意态度。要增进越中双方的进一步相互了解，必须尽早举行两国间的内部会晤。中方建议越方先派一位副外长去北京，为两国外长会晤作准备，这是一个好的步骤，也是十分必要的。丁还说，越方同意中方意见，目前两国间的接触和磋商均秘密进行，不公开。
12月27日，越南驻华大使阮明芳约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说，他已接到国内通报，知道了丁儒廉副外长会见李世淳大使的事，越方正在为两国副外长磋商作认真准备。现奉命了解两个问题：一是中方对会晤的时间有何意见；二是中方对会晤的内容有何考虑。刘副部长说，对于会晤的时间，越方可以先提个初步意见，中方再考虑，中方认为明年（1989年）1月上旬或中旬都可以。对于会晤内容，中方知道越方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中方认为必须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后才能谈及两国关系正常化。所以刘副部长强调说，这次磋商中，两国副外长将围绕如何尽早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进行讨论。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可在以后讨论。
12月31日，越南外交部中国司专员阮伯炬（后曾任越南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通报中国大使馆二秘胡乾文：丁儒廉副外长一行拟于1989年1月16日（星期一）或18日（星期三）乘中国民航班机从曼谷飞往北京。由于当时两国间铁路、公路和空中航线早已中断，丁儒廉一行只能绕道前往北京。
1989年1月10日，阮伯炬专员向胡乾文二秘通报了丁儒廉一行名单。阮伯炬说，原定代表团共4人，但越方充分认识到这次磋商的重大意义，故决定由4人增至8人。他们是：（一）第一副外长丁儒廉；（二）驻华大使阮明芳；（三）外交部部长助理邓严衡（后曾任驻华大使）；（四）驻华使馆参赞黄如理；（五）外交部中国司副司长陈友义；（六）外交部中国司专员兼翻译阮伯炬；（七）驻华使馆三秘周功逢；（八）驻华使馆随员裴仲云（后曾任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阮伯炬还对胡乾文说，中方同意同越方磋商，对越全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越中对抗10年，越方损失太大，再也不能对抗下去了。越中央已向全国高、中级干部传达了越中两国即将磋商一事，所有干部都表示欢迎，并希望磋商成功。阮基石外长也说，越方不会再错过机会，将努力同中方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根据越方参加磋商的人员安排，中方决定由6人参加磋商，即副外长刘述卿，部长助理徐敦信，亚洲司副司长张青，亚洲司参赞谢月娥、处长李家忠、副处长兼翻译胡正跃（现为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
二
1989年1月13日，越南副外长丁儒廉一行离开河内赴曼谷，越南副外长阮怡年（后曾任外长）、外交部中国司代司长吴必素和中国驻越大使李世淳前往机场送行。丁儒廉在机场对李大使说，越方对此次磋商总的指导思想是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希望双方能互相照顾，听取对方意见，使磋商取得更多成果。
1月14日下午6时20分，丁儒廉一行乘中国民航航班由曼谷途经广州抵达北京。由于是秘密磋商，中方安排飞机停在首都机场一角一块比较偏僻的冰地上，我以外交部处长的身份登上飞机迎接。刘述卿副外长、张青副司长和越南驻华大使阮明芳在老机场休息室迎候。事先越方曾说，丁一行在京期间将住在越南驻华使馆。后中方表示愿安排他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一切费用由中方承担。越方接受了中方的好意并表示感谢。 15日晚，刘副部长在钓鱼台7号楼举行宴会，欢迎丁儒廉一行。刘副部长说，过去中越关系很好，后来关系恶化了，我们很痛心。中越对抗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两国关系应恢复正常。但首先应把两国最大的分歧―――柬埔寨问题解决了。这次磋商任务很重，意义很大，虽说是内部磋商，可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要很好地工作，务求取得成果，不要辜负两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希望。丁儒廉说，10年来他第一次有机会同中国同志坐在一起，这是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端。越南和中国逐步改善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走向缓和以及通过协商解决分歧的总趋势。丁说，越方准备同中方讨论柬埔寨问题，但也要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16日上午，磋商在东四原外交部三楼会议厅举行，下午继续磋商。17日，中越两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徐敦信和邓严衡进行一整天的讨论。双方着重讨论了柬埔寨问题，主要结果是：（一）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越方重申在一项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内，至迟在1989年9月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并说这是越最高领导人的决策。中方对越方所承诺的撤军时限不持异议，但强调撤军必须是真撤，不应以任何方式留驻或重返，也不应以什么“框架”为条件拖延撤军。（二）在停止外界对柬埔寨各方的援助、保证柬埔寨中立地位、实行国际监督和提供国际保证等方面，双方意见趋于一致。（三）双方最主要的分歧在于越南撤军后如何保证柬埔寨国内的和平问题。为避免柬埔寨发生内战，中方主张在越南全部撤军后至选举成立柬埔寨新政府前的过渡时期，应成立以西哈努克为首、有柬埔寨四方参加的联合政府，并由这个联合政府主持大选；同时冻结各派军队，将各派军队减少到同等数量，建立统一的国防军。所谓柬埔寨四方，是指越军出兵柬埔寨后建立起来的金边政权为一方，抵抗力量为另三方。抵抗力量包括西哈努克一方、红色高棉一方和宋双一方。越方则认为这是柬埔寨问题的国内方面，即柬埔寨的内部问题，应由柬埔寨各方去讨论解决，而不应由越中双方讨论。与此同时，越方则一再要求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并提出不少具体建议，如双方停止敌对宣传、停止在两国陆地边界全线和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双方在边界地区的武装力量应脱离接触、双方为两国边民的往来和谋生提供方便等。中方表示，应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为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相信随着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中越关系将逐步得到改善。
1月19日，钱其琛外长在外交部会见了丁儒廉一行，就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改善中越关系了十分重要的谈话。他说，中方在磋商中所阐述的意见是我们中央的意见，请丁儒廉同志报告越南领导人，认真考虑。中越有着传统友谊，又是邻国，在越南抗美救国斗争中，中国作出了民族牺牲。但后来发生的事情造成了两国之间存在10年之久的问题。越方把自己的军队开进比自己弱小的邻国，这样做是错误的，马列主义没有输出革命这一条，更不要说把军队开到外国去。钱外长说，目前国际形势的大气候是缓和与对话以结束地区冲突，各国都在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希望越南人民也能过上和平的生活，把越南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越南决定今年9月以前从柬埔寨撤军持欢迎态度，希望越方的决定能真正付诸实现。这次内部磋商取得了不少共同点。对于柬埔寨内部问题，当然应该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柬埔寨四方自己解决。但作为当事国的越南以及与柬埔寨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中国、苏联、泰国，对此应有明确的主张，即在外国军队撤出和停止外国援助后，柬埔寨应实现四方联合，实现民族和解，不要发生内战和动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关国家都应持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越南更应如此。中国不会使越南为难，但也希望越南要有诚意。此次磋商已有良好的开端，可继续下去。有些问题中方要作进一步准备。欢迎丁儒廉同志隔一段时间再来北京。钱外长请丁儒廉转达他对阮基石外长的问候，表示已收到阮基石的来信。钱外长说，正如中方已经答复的那样，两国外长会晤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只有柬埔寨问题取得进展，才有可能考虑。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一些基本方面如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将是自然的结果。
丁儒廉对钱外长的接见表示感谢，并转达了阮基石外长对钱外长的问候。丁儒廉强调，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是越南的一项长远战略。通过这次磋商，双方增进了相互了解，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致。当然也还有一些分歧。越方愿意向前看，希望继续同中方交换意见。他本人随时愿意再来北京，把尚未达成谅解的一些问题解决好。在18日最后一次全体会上，丁儒廉评价这次磋商是越中关系中“突破性的一步”。
总的说来，在这次磋商中，双方本着坦诚、求实和向前看的精神，进行了深入讨论，都希望柬埔寨问题尽早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通过这次磋商，双方进一步了解了对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对推动柬埔寨问题的早日解决是有益的。尽管直至两年多以后，才在越共新任总书记杜梅的推动下实现了中越关系正常化，但此次副外长磋商结束了两国关系长达10年之久的完全僵持状态。可以说，磋商仍有其重要意义。
三
越方丁儒廉常务副外长当时是越共中央委员，曾任越南驻苏联大使，是一名非常精明干练的老外交。1977年至1978年，丁曾作为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来京，越南语论文，同中国韩念龙副外长进行两国陆地边界谈判。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还击后，丁再次作为越南代表团团长来京，进行两国副外长级谈判。当时我作为翻译和记录，参加了这两次谈判。在当时两国关系的大背景下，双方的谈判言辞都不免过于激烈。但10年之后，丁儒廉此次到北京却显得异常拘谨和注意分寸，处处都表现出彬彬有礼。到北京的当天，当我陪同他走进首都老机场休息室过厅时，只见他轻轻地将大衣脱下，挂在衣帽钩上，然后从西装口袋里掏出小梳子，把头发梳理整齐后，才步入休息室同刘述卿副部长等人见面。在刘副部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丁儒廉注意体现出轻松和谈笑风生。他还自我介绍说他非常喜欢唐诗，并当场背诵了崔护的《题都城南庄》。磋商中，他对中方的某些意见虽不同意，但不再当面进行批驳，而是耐心听取，并表示将带回国内向领导报告。
当年的中方谈判对手韩念龙副外长已退居二线，担任外交学会会长。为表示友好和以礼相待，韩念龙同志专门于19日中午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请丁儒廉一行品尝烤鸭。丁见到10年前的谈判对手韩念龙同志，快步走上前去同他拥抱。丁一行于20日离开北京，经深圳、香港回国。张青副司长和我以及亚洲司高德可同志陪同丁儒廉一行到深圳参观访问。在深圳，丁儒廉用两手握着我的两只胳膊说：“请相信，我们一定会从柬埔寨全部撤军。”
1996年越共八大后，丁儒廉不再是越共中央委员，并从副外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担任越中友协副会长。我于1995年出任驻越大使后，有机会经常见到丁儒廉。凡是中国大使馆的活动，他有请必到，而且往往是到场最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