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目前的政治图谱,呈现为传统官吏与新兴资本家反复争夺经济决策和国家管理的话语权,未来十年,这个国家都可能处于这个政治黑洞之中 双方交涉无果,当4月6日安全与秩序管理中心试图驱散拉差达目琳路上的“红衫军”时,分别在三处与其发生了冲突。 次日,副总理素贴于内阁会议后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 接着,在4月9日“红衫军”与军方在争夺与他信有关的人民电台上发生冲突之后,很快爆发了4月10日致死24人、致伤858人的流血冲突,进一步陷阿披实政府于不义。 与此同时,阿披实政府面临的内部压力也在增大。4月12日,泰国选举委员会通过投票判定,他领导的民主党在2017年大选中收取2.58亿泰铢(约合5700万元人民币)非法献金,并将在30天之内决定是否将该案提交宪法法院。一旦宪法法院开始受理,将启动一场为期两月至一年的审判,决定民主党这个泰国最古老政党的生死存亡。 新钱斗旧权 面临各方压力,阿披实在5月2日提出一条和解方案,包括11月14日举行大选、修改宪法等五项内容。虽然“红衫军”口头表示同意,但依然宣称,将继续集会,直到政府正式拿出解散议会的方案。 阿披实的和解方案更多是民主党的一厢情愿。5月6日,在阿披实对执政联盟就和解方案作详细解释后,人民民主联盟的“黄衫军”和“彩衫军”均表示,拒绝接受他的方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与阿披实有私交的泰国金融机构高管对《财经》记者说:“不是阿披实不想下来,他还那么年轻,以后的政治前途还很长,现在是那些代表官僚‘旧权’的人推着他不让他下来。” 略论人士称,在19世纪下半叶泰国国王拉玛五世(后世尊称朱拉隆功大帝)进行现代化改革后,泰国为了巩固中央王权的政治统治,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由国王直接委任各府尹。 虽然泰国在1932年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但由于大众对现代政治体制认知薄弱,社会结构松散,泰国逐渐发展出一种依附王室的威权体制。 “官僚政治的问题在于,泰国的政治结构不是从民意基础发展而来的代理人制度,而是政府直接委任官吏,这就造成了泰国政治的高度集权化。”总部设在曼谷的“全球南方观察组织”高级探讨员班福德(Chanida Bamford)对《财经》记者说,“因此,各个府尹对预算的控制能力极低,所有的政治决策都等着曼谷下达。” 但是,1997年颁布的新宪法,开始打破官僚对政治的垄断。在该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下,新生代资本家他信凭借在农村的高度民望,使泰爱泰党在2001年大选中获胜,泰国政治生态中“旧权”与“新钱”的矛盾也正式爆发。 泰国20世纪80年代真正开始民主选举制度后,即产生了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政治贿赂” ――候选人用左翼的竞选政策获得农村人口的选票。 由于泰国选民绝大多数在农村,而且受教育水平比较低,因此依靠农村资本家和地方网络支持的政治人物,较容易进入泰国政治界。略论人士认为,他信成为总理,凭借的就是在上层奉行的“资本主义”和在下层奉行的“社会主义”。 但旧体制的作用依然存在。班福德对《财经》记者说:“泰国过去一直在官僚、军阀、技术专家的统治之下,因此他信第一次大比数当选后,在制定、执行政策时仍受到官僚主义的掣肘。” 就在他信2017年成功连任后,2017年泰国政局持续动荡,最终发生政变。 次年的5月30日,泰国宪法法院裁决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贿选罪名成立,将其解散。 从政变者颁布的临时宪法演变而来的2017年宪法中的部分条款,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直接针对他信的限制:“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禁止私人部门垄断,且国家控股不得低于50%。” 此外,2017年宪法也对竞选舞弊进行严厉打击:“如果宪法法院裁定解散政党,则该政党的主席与执行委员会委员都应被禁止从政5年。”因此,他信和泰爱泰党的111名主要党员在2017年之前都不得从政。 “从结构上来看,泰国目前的政治图谱,就是传统官吏与新兴资本家反复争夺经济决策和国家管理的话语权。”林宏对《财经》记者说,“悲观地说,未来十年,我们可能都处于这个政治黑洞之中,要随着泰国经济继续发展,中产阶级规模再扩大一些,才有摆脱的希望。” 民主迷局 面对“红衫军”的持续浪潮,阿披实不愿迅速解散议会,但他近日提出的和解方案,已准备成立专门委员会修改宪法。他表示:“新宪法将会结合1997年和2017年两个版本宪法的相关要素。”阿披实希望,通过这个新方案,他领导的政府可以与“红衫军”在六个月之后举行新大选、停止示威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也使他能以负责任地解决问题的态度下台。 这一修宪建议,预示着泰国政治局势又走到了一个循环点。 如果把目光放长远,可以看出泰国十余年来一直处于一个迷局之中――现存民主架构不足以为各方提供化解冲突的途径与平台,而人们又没有找到革新的道路。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亚洲探讨中心主任凯文・希文森(Kevin Hewison)对《财经》记者略论说,当前泰国的政治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泰国经济损失惨重。很多泰国人认为本国受到了国际资本的冲击,而IMF对泰国提出的快速经济自由化要求,也激起不少人的疑虑。 这样的社会氛围让他信如鱼得水,2001年当选总理后,他信着手采取一些倾向下层的政策。希文森认为,这种“收买民心”的政治策略,在泰国历史上是从未有政治家采用过的。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在泰国激发了巨大的政治动员力量,但同时激起了一些城市阶层的反弹。 目前泰国的僵局在于,各方都不愿通过既存的民主机制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 以“黄衫军”为代表的力量(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与商人)为2017年的政变鼓掌欢呼,在他们看来,他信代表着民粹主义,泰国的民主和现代化最终要由军人来维系。 而“红衫军”力量似乎对在目前的政治与司法框架下解决冲突失去信心,更愿意依靠街头政治来实现诉求。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探讨员约书亚・库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在一篇略论文章中认为,要缓解局势,泰国冲突双方均应作出一些妥协。上层必须接受在民主程序下丧失一些权势,而下层选举出来的任何政党都必须明白,不能冒着激发上层怒火的危险,鲁莽地刻意挑战上层一些久已享有的特权。 关于泰国民主机制的脆弱性,希文森的回答是,泰国人一直没有将选举和议会视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在1992年之前,泰国政局一直为军人把持,议会选举流于形式,后来他信的上台则把这种体制的弊病暴露了出来。“除非少数人愿意接受多数人的意志,泰国的民主议会制将一直保持虚弱状态。”他评价道。 泰国王室的动向也令人疑虑。一向被认定是排解纠纷、维持稳定的重要机制的王室,此时由于普密蓬国王年事已高而难以发挥影响。 针对这一情况,曾旅居泰国13年、熟悉泰国王室、现任法新社驻沙特记者的汉德利(Paul M. Handley)对《财经》记者略论说,王室一直反对他信,视他信及“红衫军”为政治上和体制上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国王难以扮演一个不偏不倚的调停者的角色。这一情况表明,泰国需要更强有力的民主机制和宪政机制,以在不需要国王介入的情况下平稳地约束各方的行为。 显然,这在目前还是一种奢望。 截至记者发稿时,阿披实政府仍在努力兜售他的和解方案,根据《财经》记者得到的内部消息,民主党及其联盟政党的一些党内大佬反对这个方案,而来自“黄衫军”等力量的抵制更让阿披实焦头烂额。 一切迹象都显示,泰国各方并没有找到一条走出迷局的道路,他们仍需要以有创造性的方式解决当前的困境,从而在这个东南亚历史最久的民主国家之一里,创造一种更为顺畅的社会转型模式。■ (实习记者顾慧妮对本文亦有贡献) ，泰语论文，泰语毕业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