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以来，阿拉伯世界爆发了激烈的政治动荡，迄今已经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的政权发生更迭，叙利亚依旧处于严重的内部冲突之中。海外媒体和学界把这轮政治动荡称为“阿拉伯之春”[1]、“阿拉伯觉醒”[2]或者“阿拉伯起义”[3]，尤以含义深刻的“阿拉伯之春”著称。“阿拉伯之春”的爆发看似非常突然，它不仅让相关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手忙脚乱难以有效应对，也使得世界各国的决策者们深感愕然，以致无法及时出台适当的应对之策。[4]面对跌宕起伏的阿拉伯世界局势，人们常常疑惑于它为何总是与动荡相伴。其实，如果我们对阿拉伯民族发展史、现代国家的诞生方式及其政治发展模式做一番考察，就比较容易发现，阿拉伯世界目前的混乱只不过是其历史上长期动荡的延续，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阿拉伯民族不幸的过去造就了其灾难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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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西方学界的阿拉伯探讨[5]，尽管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阿拉伯历史与政治的论著[6]，但是专门研讨阿拉伯民族分裂、阿拉伯现代国家独立及其政治发展的探讨还稍显薄弱，特别是在解读当今阿拉伯世界为什么动荡方面做得尤为不足。本文拟在这些方面进行一番探索，以解读“阿拉伯之春”爆发的远、近历史背景，并对阿拉伯人的民族性进行深度评析。
一、阿拉伯民族的历史沧桑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不仅仅限于今日，事实上，其内部争斗几乎是和阿拉伯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同步进行的。尽管“阿拉伯”这个字眼早在两三千年前就出现在文献中，但是直到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以后，阿拉伯民族才逐渐形成。当570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诞生于麦加城时，分处阿拉伯半岛东西两侧的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争斗已久，阿拉伯语毕业论文，夹在它们中间的阿拉伯半岛各部落深受其害；当时盛行的偶像崇拜和多神信仰非常不利于半岛居民走向统一。[7]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610年，穆罕默德宣称接受了真主的启示，从而拉开传播伊斯兰教以及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帷幕。历经二十余年的努力，到632年穆罕默德逝世时，阿拉伯半岛基本统一于麦地那政权之下，阿拉伯人也以中东新势力的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8]
但是新获统一的阿拉伯半岛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穆罕默德刚一逝世，先前归顺麦地那政权并皈依伊斯兰教的各部落纷纷闹分离；再者，由于穆罕默德生前并没有指定继承人，他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引得各支势力竞相角逐。在广受阿拉伯人缅怀的所谓“四大哈里发”时代（632-660年），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就已相当激烈了，四大哈里发中有三位死于非命――被信徒刺杀――就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是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时期，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严重激化，以致接连爆发内战。伊斯兰教历史上的首个教派――哈瓦利吉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正是哈瓦利吉派穆斯林刺死了阿里。阿里死后，其次子侯赛因接过大旗，与阿拉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倭马亚王朝对抗，结果事败身死，但是他的死却加速了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形成。[9]
尽管内部问题频出，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停止扩张征服的步伐，连续的征战给阿拉伯人带来一个幅员广阔的大帝国。但即使是在阿拉伯帝国最辉煌的8-9世纪，阿拉伯人间也存在“尖锐的教派对立、频繁的反叛、离心倾向的加剧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异同”，“北非、叙利亚和波斯分布着形形色色的割据政权”。[10]10-13世纪是阿拉伯人历史上的一个危机期，既面临着西方的“十字军东征”，又面临着东方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袭，但这并没有唤起阿拉伯人的同仇敌忾，当时阿拉伯各政权之间的矛盾是如此尖锐，以致一些穆斯林统治者和十字军联手攻打自己的教友。更有甚者，1129年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竟然将伊斯兰教圣地耶路撒冷出租给十字军，而此时十字军仍占据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沿海地带。[11]早已名存实亡的阿拉伯帝国最终于1258年被西征的蒙古大军所灭，此后阿拉伯人再也没有建立起哪怕是形式上统一的政权。
此后捍卫阿拉伯人荣誉的，是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其统治区域还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沿岸大部，该王朝最终于13世纪末期将残余的十字军赶出巴勒斯坦，并在此后的两百年间其都城开罗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2]但是该王朝的领地和其他阿拉伯区域的命运一样，随着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除了北非摩洛哥和西亚阿拉伯半岛内陆及东南部外，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区域都被陆续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人的统治是很不得力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形式上是奥斯曼的省份，实际上17世纪初之前已经脱离土耳其政府而独立……甚至在土耳其统治者――帕夏[13]们坐镇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伊拉克，土耳其政权也常常是有名无实”。[14]
即使是身处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阿拉伯人也是四分五裂。在阿拉伯半岛的内陆地区，当地赫赫有名的沙特家族和伊斯兰教的瓦哈比派联手，在1811年建立了独立的、由沙特家族统治的瓦哈比王朝。但不幸的是，该王朝寿命短暂，它成立伊始，奥斯曼帝国最高统治者就派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率领大军前去镇压，虽历经七年抗战，还是没能避免灭亡的命运。此外，穆罕默德・阿里主政下的埃及还在1819-1823年间入侵苏丹，使苏丹落入埃及的控制之下。这时埃及还曾对叙利亚进行过征伐。[15]
到18、19世纪的时候，英法俄等欧洲大国已经在对外扩张或殖民的道路上行走多时，日渐衰微的奥斯曼帝国成为它们的新目标。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地，阿拉伯区域自然也就难逃厄运。1798年，法国拿破仑统帅大军攻打埃及，但是由于埃及人民的反抗和英国的牵制，法国占领军在埃及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到19世纪初就被迫撤离了。19世纪中后期，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和其他重大项目的上马，埃及的财政重负日甚一日。为了缓解这一窘况，埃及统治者不得不以苛刻的条件向欧洲借款和出售苏伊士运河股份，但最终还是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欧洲债权国特别是英法，趁机于19世纪70年代末控制了埃及国家的管理。埃及也从1882年起处在英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并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6]当然，先前埃及控制的苏丹等阿拉伯区域的实际主导权也转入了殖民者之手。 19世纪遭到英国军事占领的还有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部分地区，这造成了也门的南北分裂。与此同时，北非其他阿拉伯区域，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地，利比亚则成为意大利的保护地。至于西亚的阿拉伯区域，英国在伊拉克和波斯湾沿岸、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作用力日益提升。简而言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大部分的阿拉伯区域不得不承受来自奥斯曼帝国和西欧大国的双重压制。[17]
二、现代阿拉伯国家的艰难独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给阿拉伯人带来一丝曙光。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人名义上的统治者奥斯曼帝国站在德国一边对抗协约国，英法对阿拉伯人的离心倾向心知肚明，于是它们就鼓动阿拉伯人发动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大起义。当时麦加的伊斯兰教圣裔和统治者谢里夫・侯赛因也有意脱离奥斯曼帝国，建立统一的阿拉伯王国。这样，各有所求的英国和谢里夫・侯赛因互相接近，经过数轮协商，面临沉重战争压力的英国最终模棱两可地同意了侯赛因的起义条件：承认涵盖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和阿拉伯半岛等地的统一阿拉伯国家的独立。[18]但是战争威胁刚一消失，英法就否认了曾经与谢里夫・侯赛因的约定，而且还密谋瓜分前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区域。一战后埃及、苏丹依然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伊拉克、约旦和巴勒斯坦等地也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法国则继续成为北非的主宰，而且还获得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的委任统治权。此外，英国内阁还于1917年做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的决定。这一时期谢里夫・侯赛因除了受挫于英法外，还遇到阿拉伯半岛沙特家族的挑战。经过数年征战，沙特阿拉伯王国最终于1932年宣告成立。[19]
先前隶属于奥斯曼帝国且深受英国侵占之苦的也门于1918年宣布独立，这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于是军事进攻也门，迫使也门国王承认英国对南部也门的控制权。1934年，英国趁也门和沙特发生战争之机，迫使也门签署《友好互助条约》，也门被正式分割为南北两部分。[20] 1920年伊拉克爆发大规模民众起义，英国需要一个代理人来稳定自己的委任统治，于是安排谢里夫・侯赛因之子费萨尔为伊拉克国王，伊拉克从此进入了费萨尔王朝时期（1921-1958年）。但此时伊拉克毫无独立性可言，即便1932年英国结束了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其对该国的作用仍然是伊拉克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21]这一时期埃及也兴起了较为猛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并迫使英国在1922年2月28日宣布埃及为独立国家，但是英国保留了对埃及国防、外交、少数民族等问题的处置权。1936年英国结束了对埃及的军事占领，但仍然保持着高度控制。[22]
北非其它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之路也非常艰辛。自19世纪后期沦为意大利殖民地后，利比亚人民就展开了前仆后继的反侵略反占领斗争，无奈双方力量相差悬殊，直到二战爆发后，利比亚才在同盟国的帮助下，把意大利军队赶出了自己的土地。但此后同盟国军队进驻利比亚，二战结束后英法军队拒绝撤离，一直到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亚才宣告独立，成立联邦制联合王国，即伊德里斯王朝。经过数十年的斗争，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直到1962年，法国保护地突尼斯和摩洛哥直到1956年，才赢得国家独立，而且独立后仍然深受法国的作用。至于西亚地区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区域，其现代国家的诞生也和英法等西方大国密切相关。叙利亚1920年4月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为了防止叙利亚人民的团结对抗，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把叙利亚给予肢解，分裂出一个黎巴嫩，另外还分割出一部分土地并入土耳其。1940年6月法国投降德国后，叙利亚被纳粹德国控制，1943年8月，叙利亚成立了自己的政府，1946年4月17日，英、法被迫撤军，叙利亚获得完全独立。法国投降德国后，黎巴嫩被德国和意大利控制。1941年6月，英军在自由法国部队协助下占领黎巴嫩，同年11月自由法国部队宣布结束对黎巴嫩的委任统治，黎巴嫩于1943年11月22日宣布独立，成立了黎巴嫩共和国，不过英、法军队直到1946年12月才全部撤离黎巴嫩。[23]
相比较叙利亚和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命运更为凄惨。在1922年国际联盟授予英国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书》中，包含有“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内容，这显然会触及到久居于此的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24]此外，英国还把约旦河以东约占巴勒斯坦三分之二的土地分割出去，推动建立外约旦酋长国，1946年3月22日，英国承认外约旦独立。在剩余的那部分巴勒斯坦土地上，状况日益混乱不堪，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一批批犹太移民不断移民于此。联合国于1947年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25]，“犹太国家”以色列借此在1948年5月14日宣告成立，而拟定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国家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来。
至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等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它们的独立与英国殖民势力的撤离息息相关。英国于1820年强迫阿联酋区域的七个酋长国签订《永久休战条约》，此后各酋长国逐步沦为英国的保护国，这一年英国还强迫巴林签订《波斯湾和平条约》，巴林也随之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882年英国入侵卡塔尔，宣布该地区为英国的“保护地”。一战后英国取得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后，把科威特从伊拉克的版图中分割出来，并于1939年将其划为英国的保护地。1871年英国入侵阿曼，迫使阿曼接受不平等条约，到20世纪初，阿曼山区部落起义，成立了阿曼伊斯兰教长国，并向马斯喀特发起进攻，迫使英国在1920年与教长国签订条约承认其存在，阿曼被分为马斯喀特苏丹国和阿曼伊斯兰教长国两部分。面对二战后轰轰烈烈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实力已经大为受损的英国力有不逮，再加上其它世界大国对地缘战略要地波斯湾的窥觑，英国被迫于1950和1961年承认阿曼和科威特的独立，在1968年宣布从海湾地区撤军，并于1971年接受了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独立的事实。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英国被迫承认了波斯湾各国的独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英国为该地区国家制造了一系列的矛盾，这为海湾五国独立后的发展埋下较为严重的隐患。[26] 三、阿拉伯国家独立后的区域动荡
历经艰难获得独立后，现代阿拉伯国家的发展环境非常不理想，既有国内各政治力量的角逐，又有中东区域的整体性动荡，当然还有世界大国对它们的窥觑。
独立后的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均发生了政权更迭。1952年7月23日，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掌握了国家政权，次年6月18日，埃及共和国宣布成立；1958年7月，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费萨尔王朝并建立伊拉克共和国；1962年9月，北也门“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巴德尔王朝，成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1967年，南部也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并成立了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1990年5月22日，南北也门宣布统一，成立也门共和国；1969年9月，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成立了利比亚共和国。除了多个旧王朝被推翻，独立后很多阿拉伯国家还发生了军事政变、暗杀、激烈的派系冲突等重大事件，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27]
一些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与邻国的关系相当紧张，例如阿联酋、巴林两国就与伊朗存在领土或主权纷争。在英国控制波斯湾时期，阿布穆萨（Abu Musa）岛和大、小通布（Tunb）岛都隶属于今天的阿联酋，但是当英国在1968年宣布将从波斯湾逐步撤军后，伊朗迅速占领了这三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岛屿，从此阿联酋与伊朗就陷入了岛屿纷争。[28]巴林与伊朗的关系更复杂，伊朗议会曾在1957年11月通过一个法案，宣布巴林为伊朗的第十四个省，并且在议会中为其留出两个席位。[29]当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德黑兰新政权曾积极谋求在巴林发动类似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希望流亡伊朗的巴林什叶派领袖上台执政。[30]时至今日，伊朗仍然有一些人否认巴林国家的独立性。
阿拉伯国家之间也多有冲突。奥斯曼帝国时期隶属于巴士拉省的科威特，分离出来后其独立地位始终得不到一些伊拉克人的认同。1990年8月伊拉克大举入侵科威特之后，立即把科威特宣布为自己的第十九个省，就是上述观点的鲜明反映。从叙利亚分离出来的黎巴嫩命运与科威特类似，叙利亚长期不承认黎巴嫩的独立地位，黎巴嫩也因此不得不接受叙黎特殊关系的存在，国家的内政外交多受叙利亚的作用。[31] 1962年北也门“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旧王朝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后，实行君主制的沙特和实行共和制的埃及、叙利亚分别支持北也门旧王室和共和派，把也门推向了长达八年的内战深渊，期间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力量均出现在也门战场，阿拉伯世界最具作用力的两个大国竟然陷入了直接对抗的境地。[32]
巴勒斯坦问题严重作用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区域国际关系的塑造。随着19世纪末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开启和快速发展，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现象也愈加显现，并因此导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陷入日益激烈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因为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通过而骤然加剧，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则使之上升为国家间的战争。在20世纪40-70年代的历次阿以战争中，几乎没有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的阿拉伯国家均遭到失败。在走上战场之前和战局未明之时，阿拉伯国家就开始图谋战争的胜利果实并进而互相争夺了，它们怎能获得战争的胜利？[33]对以色列战争的接连失利，特别是1967年战争的惨败，严重挫伤了阿拉伯人的士气，也使得以阿拉伯民族主义旗手自居的埃及总统纳赛尔等人威望骤减。这样，各种形式的伊斯兰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这实际上是对阿拉伯国家及其领导人不断失败的抗议，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某种抛弃。面对此景，阿拉伯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有心重扬民族之魂，1973年埃及前总统萨达特进攻以色列即有此意，他希望能用一场胜利来挽救摇摇欲坠的阿拉伯民族士气，当然，他更希望能够借此抚平埃及人民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遭受到的严重心理创伤，这场战争对埃及的国内政治意义更为突出。[34]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拉伯国家收获的恶果不仅是对以色列作战的失败，而且还有与其直接相关的严峻国内政治现实。在1948年开启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外约旦吞并了巴勒斯坦西岸地区和东耶路撒冷，并改国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之后，对自己的收获深表满意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主动秘密接触以色列，意欲承认对方的国际地位，结果他在1951年被一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刺死于耶路撒冷。1952年约旦侯赛因国王登基，在其执政四十余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时常为一个问题深感焦虑，那就是该国有大量巴勒斯坦人（包括难民）。一直到1988年7月，侯赛因国王才决定中断巴勒斯坦西岸地区同约旦在立法和行政上的联系。在侯赛因国王统治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时期，巴勒斯坦人特别是激进的巴勒斯坦各组织对他的某些举措相当不满，于是就和约旦国内的反对势力联手，企图推翻侯赛因国王的统治，在此情况下，1970年9月，侯赛因国王下令约旦军队突袭巴勒斯坦游击队营地，造成数千人死亡，此后许多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约旦逃往黎巴嫩和叙利亚。[35]
继约旦之后，黎巴嫩逐渐发展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大本营。从其诞生之日起，黎巴嫩就是一个教派冲突不断的国度，既有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又有伊斯兰不同教派间的矛盾。随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作用力的不断扩大，巴勒斯坦各势力对黎巴嫩既有的政治版图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并最终卷入了1975年开始的黎巴嫩内战，这使得原本情势就比较复杂的黎巴嫩政局更加混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黎巴嫩南部为基地，经常向临近的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遂遭致以色列国防军在1978年和1982年向黎南部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企图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武装力量，这不仅使巴解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还使得黎巴嫩及其特殊关系国叙利亚身受重创。[36]
另外，大部分新生阿拉伯国家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灾难，即世界大国在中东的势力存在和激烈角逐。如前所述，很多现代阿拉伯国家的诞生带有明显的大国（英法）安排的痕迹，所以，大国对这些新生国家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50-60年代埃及、伊拉克、也门、利比亚等国家纷纷爆发革命建立共和国，原因之一就是被推翻的各王朝在维护国家的独立性方面不尽如人意，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多个阿拉伯国家发生剧烈的政治动荡或革命，也带有摆脱西方大国干涉的色彩。冷战年代，美苏关于作为地缘战略要地的中东更是虎视眈眈，竞相拉拢本地区国家加入自己的阵容。在这种情况下，沙特等所谓温和阿拉伯国家被视为是美国的朋友，伊拉克和叙利亚等所谓激进阿拉伯国家被看作是苏联的伙伴，而埃及则经历了从“亲苏”到“亲美”的路线转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不可避免地会作用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助长了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之势。 四、“新权威主义”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困境
面临多重发展困境的阿拉伯国家，在二战后迎来其发展进程中的“新权威主义”时代。有学者认为，阿拉伯国家的“权威主义”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即“传统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和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型权威主义”。奉行非立宪君主制的沙特和阿曼属于“传统权威主义”模式，实行立宪君主制的阿拉伯国家属于“混合权威主义”范畴，其他奉行共和制的阿拉伯国家则多为“新权威主义”政权，比如埃及、叙利亚、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等。[37]值得注意的是，与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相比，君主制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秩序显得更为稳定。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60-70年代，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共和制国家发生的已遂政变就高达14次，而沙特、阿曼、约旦、科威特等君主制国家则长期没有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动。[38] 在2017年底以来的“阿拉伯之春”中，受到冲击最猛烈的恰恰是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等“新权威主义”国家，也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恰恰是“新权威主义”政权遭遇到更为严重的挑战甚至是倾覆呢？
“新权威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比如前总统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前总统布尔吉巴和本・阿里的突尼斯，前领导人卡扎菲的利比亚，前总统萨利赫的也门，阿萨德父子的叙利亚等。纳赛尔、布尔吉巴、萨利赫、卡扎菲和老阿萨德都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出现的英雄式人物，他们或者带领国家走向真正独立，或者推动原本分裂的国家走向统一，或者消除了国内不稳定因素从而使国家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如此业绩让他们在各自国家都曾受万民敬仰，再加上民主和法治精神在这些国家的相对缺失，其个人权威自然容易树立起来。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是和民众对前政权的深深憎恶密切相连的。对前政权的憎恶可以使民众对新政权充满希冀，特别是会对新政权中的旗帜人物充满期待和敬意，从而使这些领导人在短期内成为“权威”。但是，如果民众的期望不能够被满足，甚至在新的政治情势下仍然遭受“旧时代”的种种不堪际遇，那么，首当其冲地，新政权的那些旗帜式领导人的“权威”色彩会渐渐褪去，进而，其政权合法性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新权威主义”阿拉伯国家的最大发展困境是它们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普遍严重不足，这导致领导者个人对权力的掌控越来越集中，并日益呈现出“独裁化”的特征。阿拉伯“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制度设计大都是围绕领导者个人或家族权力的巩固甚至是垄断而进行的，而个人能力的有限和人性固有的弱点，使得单一执政者难以使国家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这些政权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初期成功，反而会越来越映衬出它们在政治发展方面的裹足不前；政治发展的不足又钳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于是，执政初期因为经济发展而对“新权威主义”政权心存好感的那些人也逐渐疏离这些政权。归根结底，困境的症结在于没有处理好政治发展问题，在二战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世界民主化浪潮风起云涌的情况下，这些政权没有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单此一点就可以让这些“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日益减损，以致出现动荡甚至是倾覆。[39]
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认为，“个人独裁的根本特征是个别领袖是权威和权力的来源，而且别人权力取决于与他的接近程度、亲密程度、依靠程度和受他的支持程度”；“个人独裁的政治领袖比军人和一党政权的政治领袖们更难以自愿放弃他们的权力”。[40]在很大程度上讲，亨廷顿的这一论断也适用于本・阿里、穆巴拉克、萨利赫、卡扎菲等人，他们对国家权力如此按照个人意志的分配，对权力近乎生命般的难以割舍，使得他们国家的政治发展无法健康进行。始于2017年底的“阿拉伯之春”给了各阿拉伯“新权威主义”政权致命一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逃亡国外，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交权并进而被连续审判，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惨死于反对派之手，也门总统萨利赫交出大权……时至今日，尽管叙利亚总统巴萨尔仍在台上，但是他所掌管的国家也始终处在内战之中，其国内的反对派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承认与支持。除了这几个阿拉伯国家外，波斯湾那些互联网更为普及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也不得不面对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尽管它们还可以用石油美元“购买稳定”，但是这绝非长久之计。[41]可以说，阿拉伯危机不仅仅局限在那些“新权威主义”国家，那些仍还没有对民主政治做好必要应对的君主制国家也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
五、结语
纵览阿拉伯民族、国家和政治发展史，可以清晰地发现，在极其短暂的帝国荣耀之外，阿拉伯人面对的几乎是一次又一次挫折与失败。阿拉伯人遭此不幸，有他们不可掌控的外部原因，也有他们本可应对的内部因素，主客观条件一起发力，造就了一出发人深思的阿拉伯民族悲剧。
伊斯兰教诞生1400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表明，阿拉伯民族缺乏足够和持久的凝聚力。随着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在632年的逝世，刚刚统一起来的阿拉伯半岛就立即陷入分裂，虽经首任哈里发伯克尔的四处征讨重获统一，但是各势力的激烈角逐却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在阿拉伯人的历史上，激烈的内部冲突一再上演，这往往又会引来外部势力的干涉，所以，在阿拉伯人的历史上我们又可以经常发现，一部分阿拉伯人与外部势力联手对抗本族的另一部分人。在现代阿拉伯国家诞生后，我们看到的则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纷争不休，就给阿拉伯人带来奇耻大辱的系列阿以战争而言，在对抗以色列时阿拉伯国家是否做到了协调一致？特别是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当时处于襁褓之中且武器、人员、物资均奇缺的以色列能够取胜，是因为“犹太人国家”军事力量太过于强大，还是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原本就不堪一击？都不是！根本原因在于当时阿拉伯各参战国的态度。它们对这场战争的准备过于仓促，对这场战争的投入力度过于有限，而与此同时，它们对这场战争的收获则又过于期待！为维护尊严而仓促出战，但承诺参战的兵力不至，基于私利追求而互相防范，阿拉伯国家还何言战争胜利？此次战争后埃及对加沙的占领、外约旦对西岸的吞并，直接剥夺了联合国在1947年赋予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权利。直到今日，巴勒斯坦人仍还在苦苦追求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事实上，首先是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使巴勒斯坦人丧失了本可以更早建立自己国家的机会！ 阿拉伯人凝聚力的缺失，或者说他们广泛存在的分裂，除了在与以色列进行的屡次失败的战争中显露无遗外，其痕迹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也是清晰可见，比如20世纪60年代沙特和埃及在北也门的军事对抗，复兴党主政时期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长期不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在1979年因为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约而中止其成员国资格，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军事入侵，当然，还有不能不提及的多个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等等。在2017年年底以来的“阿拉伯之春”中，关于解决地区问题历来很不得力的阿盟尽管频繁现身，但其工作成效甚微。其间，2017年11月它对叙利亚阿盟成员国资格的中止显得异常醒目――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阿盟的创始国竟然都有被开除的经历，这不仅是国家之痛苦，更是民族之耻辱。时至今日，在国际社会我们看不到清晰的阿拉伯形象，听不到响亮的阿拉伯声音，阿拉伯人依然处于分散与割裂之中。
现代阿拉伯国家的如此惨痛经历也部分源于其民主政治的缺失。尽管在《古兰经》中并不缺乏对平等、互爱和民主精神的论述，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们表现出来的却多是家长式作风，在善待民意方面有很大不足。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民主缺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宗教，而在于其历史和政治：“武断划定的边界，不代表民意的统治者，由此产生的是脆弱的民族国家和不民主的政府，这使独裁主义的文化得以延续。”[42] 针对穆斯林世界的这一顽疾，当代最具作用力的伊斯兰法律家盖拉达维（Yusuf. Siegel Dawei）曾经直言：当今“伊斯兰的力量很弱，因为伊斯兰信士们普遍受到压迫，他们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民主权利，现代伊斯兰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实行独裁统治，这不是伊斯兰，伊斯兰反对独裁政治。不论是哪一类的独裁者，即使是那些为了维护政治权利表面上对伊斯兰运动帮助和同情的独裁者，也都属于伊斯兰运动的障碍，他们不是真心在维护伊斯兰。伊斯兰运动应当明确地向一切独裁者宣战，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外表善良的独裁者只是暂时温和，没有坚决捍卫伊斯兰的决心，他们的权势和私利比真主更为重要。” [43]
事实上，以伊斯兰为国教的阿拉伯国家既不缺乏反独裁的理念，又不缺乏对民主极其向往的民众，它们所缺失的，是民众参与民主政治的制度与途径！
阿拉伯民族显而易见的分裂和“权威政治”的泛滥也有外部因素的推动。阿拉伯世界所处的链接欧亚非三大洲的优越地理位置，是怀有构建大帝国之心的国家所难以忽视的；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备，也是当今各个国家发展之必需。这样，优越的地缘战略地位和孱弱的民族，使得阿拉伯区域成为周边和世界大国的图谋对象。外部势力对阿拉伯人的分化政策，大大加重了他们本身就已经存在的分裂，在这一过程中，英、法、苏、美等国家起到的推动影响尤其显著，因为它们曾长期殖民或者深度作用阿拉伯人。如前所述，很多现代阿拉伯国家的诞生本身就是英法策划、允准的结果，英法对这些国家的边界划分、权势人物的扶植和政治发展的塑造，无一不对其长期发展构成严重作用。冷战时期美苏在阿拉伯世界的激烈竞争，把本地区国家残酷地割裂为“亲苏阵营”和“亲美阵营”；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且一再升级的“反恐”斗争，又把阿拉伯人分裂为美国的盟友和敌人。
既然外部大国对阿拉伯国家怀有强烈的兴趣，那么阿拉伯世界的一些领导者（独裁者）就不难获得一些外部的近乎毫无质疑的支持，这也是阿拉伯世界“新权威主义” 领导人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目前的世界大国特别是美国而言，对不顺从的阿拉伯国家会强行植入所谓的“民主”，比如伊拉克战争，比如“北约”早早介入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颠覆，比如极力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下台。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对能够维护自己利益的阿拉伯国家的民主事业又颇不关心，比如依然实行家族统治的各波斯湾阿拉伯产油国。外部大国对阿拉伯国家如此鲜明的双重立场，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本地区的动荡或潜在危险，对其政治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
尽管历史的沧桑仍然清晰可见，尽管外部势力的作用也不会消失，但是，阿拉伯帝国的辉煌已经证明，阿拉伯人有能力塑造属于自己的荣耀。从伊斯兰教诞生及其后阿拉伯统一民族的形成，到强盛时期可以与大唐并称于世的阿拉伯帝国的出现，不过百年；从7世纪中期有史以来的首部阿拉伯语书籍《古兰经》定本的问世，到9世纪巴格达成为世界文化的主要中心之一，亦不足两个世纪。如此光辉业绩的取得，虽然也有其他民族的贡献，但是谁又能否认阿拉伯人在其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当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艰难传播的伊斯兰教，迄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宗教，遍布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已达十几亿之巨；当欧洲人走出“黑暗中世纪”，再次寻找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根基的欧洲精神时，也是阿拉伯语文献[44]给予了他们极大帮助。就现代阿拉伯人而言，他们不缺乏智慧和能量，他们真正缺乏的是发挥自己智慧和能量的空间，或者可以说，现代阿拉伯人缺乏的是能够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机制，正是此等缺失严重制约了阿拉伯世界的健康发展。
民主政治的缺失是制约现代阿拉伯国家发展的一大顽疾，而2017年底以来的“阿拉伯之春”恰恰以对旧制度的颠覆为己任。目前，一些阿拉伯“新权威主义”政权已经轰然倒台，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尤其值得注意，它们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阿拉伯民族在未来世界版图中的地位。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现代阿拉伯国家的诞生，“阿拉伯民族主义”越发成为一个伪命题。对阿盟22个成员国而言，不管如何阐释，任何一款整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都不足以反映它们各自国家的“次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诉求。但是现代阿拉伯国家成立以来的另一个特点我们也不应忽视，那就是由于语言、文化以及信仰的相同或者高度相似性，它们之间具备非常强的联动性，一国之变往往会引领它国之变。当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在1952年推翻旧王朝建立共和国后，伊拉克（1958年）、北也门（1962年）、利比亚（1969年）等国的“自由军官组织”纷纷仿而效之；当2017年底突尼斯发生所谓“茉莉花革命”后，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也是接踵而至。这样看来，就“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方式而言，通过某（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成功示范，然后带动其它阿拉伯国家的仿效和跟进，进而取得阿拉伯区域的整体发展，或许是一条可行之路。 （范鸿达，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注释：
[1] See Hardy， Roger ，"Egypt protests： an Arab spring as old order crumbles"， BBC：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12339521，2 February 2017； Ashley， Jackie ，"The Arab spring requires a defiantly European reply". The Guardian （UK）：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7/mar/06/arab-spring-european-reply-labour， 8 March 2017； "Arab Spring � Who lost Egypt？"， 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democracyinamerica/2017/03/arab_spring， 1 March 2017.
[2] See “The Arab awakening”， Aljazeera：http：//english.aljazeera.net/indepth/spotlight/2017/02/2017222121213770475.html； G. Murphy Donovan： “Arab Awakening？”， http：//www.americanthinker.com/2017/05/arab_awakening.html； "The Arab awakening reaches Syria". 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newsbook/2017/03/protests_middle_east.
[3] See Laila Lalami： “Arab Uprisings： What the February 20 Protests Tell Us About Morocco”， The Notion ， http：//www.thenation.com/blog/158670/arab-uprisings-what-february-20-protests-tell-us-about-morocco， February 17， 2017 ； “The Arab uprisings： Democracy's hard spring”， 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32630， Mar 10th 2017.
[4] 对于世界各国对“阿拉伯之春”的慌乱回应，参阅Wikimedia， “International reactions to the Arab Spr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reactions_to_the_Arab_Spring， 2017-5-27。
[5] 对于西方出现的相关成果，可参阅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该书参考文献分门别类地对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各发展阶段、各个发展领域、各个国家情况，均列出相当翔实的经典书目、网站等。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和劳伦斯・戴维森合著的《中东史》本身就是一部非常杰出的有关阿拉伯发展演变的经典著作。
[6] 代表性成果包括陈德成主编《中东政治现代化》（2000），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2002），王京烈主编《当代中东政治思潮》（2003），马通著《伊斯兰思想史纲》（2003），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2017），毕健康著《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2017），王林聪著《中国国家民主化问题探讨》（2017），哈全安专著《中东史》（2017）和《哈里发国家的沉浮》（与周术情合著，2017）等。
[7] 对于伊斯兰教诞生以前的阿拉伯半岛及其周边的居民状况，参阅Robert G. Hoyland， Arabia and the Arab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coming of Isla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Jan Rets?， The Arabs in antiquity： Their history from the Assyrians to the Umayya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8] 于穆罕默德的传教历程，可参阅Seyyed Hossein Nasr，Muhammad， man of God， KAZI Publications， Inc.， 1995； Rafiq Zakaria， Muhammad and the Quran， New York an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Karen Armstrong， Muhammad： A Biography of the Prophet， HarperCollins， 1992.
[9] 对于伊斯兰教第二大教派什叶派的情况，参阅Moojan Momen， An Introduction to Shi`i Islam： The History and Doctrines of Twelver Shi`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Roy Mottahedeh， 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7. [10] 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前引书，第85、86页。
[11] 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前引书，第102、103页。
[12] 对于马穆鲁克情况，可参阅Sir John Bagot Glubb， Soldiers of fortune： the story of the Mamlukes， Dorset Press， 1988； Daniel Pipes， slave 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Yale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81.
[13] 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13世纪塞尔柱王朝首先使用这一称号。奥斯曼帝国时，为苏丹授予军事最高统帅的称号，后用于称呼帝国高级文武官员。奥斯曼帝国在统治埃及、伊拉克等地时，将委派该省区的总督也称为“帕夏”。
[14]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15]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前引书，第183页。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1805年出任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总督，执政埃及期间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和对外扩张，增强了埃及的实力和独立性，被视为是现代埃及的奠基人。对于阿里治下的埃及，可参阅Khaled Fahmy： All the Pasha's Men： Mehmed Ali， 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2.； Arthur Goldschmidt， Modern Egypt：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state， Westview Press， 2004.
[16] 这一时期是英法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夺势力范围或殖民地的时期，在埃及它们同样积极开展活动，可参阅David S. Landes， Bankers and Pashas：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Egyp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7] See L.Carl Brow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Middle East： Old Rules， Dangerous Game， I B Tauris & Co Ltd ，December 31， 1984.
[18] 对于一战期间侯赛因和英国的交涉以及西方大国对一战后包括阿拉伯区域在内的中东安排，参阅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前引书，第216-229页；Elie Kedourie， In the Anglo-Arab Labyrinth： The McMahon-Husayn Correspondence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1914-1939， Routledge， 2 edition， 2000.
[19] 对于沙特国家的兴起，参阅Joseph Kostiner， The Making of Saudi Arabia， 1916-1936： From Chieftaincy to Monarchical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December 2， 1993）。
[20] 参阅郭宝华：《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9-141页。
[21] See Reeva S. Simon， Iraq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The Cre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Nationalist Ide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22] 对于这一时期的埃及状况，阿拉伯语论文，可参阅Selma Botman， 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1。
[23] See Philip S.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The Politics of Arab Nationalism， 1920-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24] 参阅《英国的委任统治、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计划和耶路撒冷的实际分裂（1922-1966年）》，见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alestine/Jerusalem/021.htm（2017-5-17）。
[25]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对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方案进行表决，结果以美苏等国33票赞成，阿拉伯各国13票反对，英国等10票弃权通过第181号决议。决议规定，英国于1948年8月1日之前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撤出其军队；两个月后，在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根据分治决议的蓝图，阿拉伯国家国土11203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和北部加利利地区，约占当时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人口中阿拉伯人为72.5万人，犹太人为1万人；犹太国国土为14942平方公里，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人口中阿拉伯人为49.7万人，犹太人为59.8万人。决议还规定：成立耶路撒冷国际特别市，由联合国来管理。 [26] 对于波斯湾阿拉伯五国的艰难独立过程及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参阅钟志成：《中东国家通史・海湾五国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27] 对于二十世纪阿拉伯国家出现的革命、政变、暗杀等重大事件的简单统计，参阅王京烈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6-54页。
[28] 对于阿布穆萨和大、小通布三岛的历史和国际争议，参阅“history of abu musa and the tunbs”，thePersiangulf.org，http：//www.thepersiangulf.org/abumusaandthetunbs.html，2017-3-28。
[29] Edmund O'Sullivan， “Bahrain’s journey from kingdom to province”， MEED， http：//www.meed.com/countries/bahrain/bahrains-journey-from-kingdom-to-province/3090822.article， 2017-3-28。
[30] Strobe Talbott， “Gulf States： Stay Just on the Horizon， Please”， Time magazine， 25 October 1982.
[31] 对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关系发展，参阅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87-389页。
[32] 对于二战后至70年代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参阅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A study in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1958，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Malcolm H. Kerr， The Arab Cold War： Gamal 'Abd al-Nasir and His Rivals， 1958-197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3] 对于在阿以战争中阿拉伯人的分裂情况，参阅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前引书，第307-308页；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A study in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1958，前引书； Malcolm H. Kerr， The Arab Cold War： Gamal 'Abd al-Nasir and His Rivals， 1958-1970， 前引书。
[34] See Richard B. Parker， The October War： A Retrospectiv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1； Mohamed Heikal， The Road to Ramadan， Ballantine Books， 1976； Raymond A. Hinnebusch， Egyptian Politics Under Sadat： The Post-Populist Development of an Authoritarian-Modernizing State， Lynne Rienner Pub，1988.
[35] See Adnan Abu-Odeh， Jordanians， Palestinians， and the Hashemite Kingdom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9； Kamal S. Salibi， The Modern History of Jordan， I. B. Tauris， 1998.
[36] See Latif Abul-Husn， The Lebanese Conflict： Looking Inward， Lynne Rienner Pub， 1998； 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5，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37] 对于二战后中东权威主义国家，参阅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4-61页；Stephen J. King，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7.
[38] 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1页。对于中东国家频繁的政权更迭和政变情况，参阅王京烈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6-54页。
[39] See Nicola Christine Pratt，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Arab World， Lynne Rienner Pub， 2017.
[40]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139-140、150页。
[41] 当“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巴林、沙特等国纷纷采取向国民发现金等方式缓解民怨，参阅William Saletan， Springtime for Twitter： Is the Internet driving the revolutions of the Arab Spring？ http：//www.slate.com/articles/technology/future_tense/2017/07/springtime_for_twitter.single.html （2017-5-10）。
[42] [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达丽亚・莫格海德：《谁为穆斯林讲话？》，晏琼英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7年，第64页。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与该书作者的观点相同。该书对“为什么在穆斯林世界广泛缺乏民主”进行了专门论述，参阅第64-74页。
[43] 伊斯兰之光网站：《盖拉达维论伊斯兰与民主》，http：//www.norislam.com/？viewnews-1367（2017-5-12）。优素夫・盖拉达维1926年生于埃及�毕业于埃及艾资哈尔大学世界宗教比较专业�1960年获得学位�1973年获得学位，因为善于依据《古兰经》和圣训解答当前穆斯林社会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他的许多作品被视为当代伊斯兰法律权威著作，其观点也对广大穆斯林深有作用。
[44] 从8世纪中叶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为适应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发展的需要，实施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导和赞助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吸取先进文化遗产，以丰富和发展伊斯兰文化。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因为文本的失传，不得不把一些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古典文本，包括文史哲学以及科学，从阿拉伯文又重新译成欧洲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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