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行进三年，阿拉伯国家大致形成三类状况：政权变更后进入民主转型的国家；反对派和旧势力势均力敌把国家推入内战的国家；最后，尤以海湾地区为甚，统治者迫于民众压力调整策略，但执政本身没有实质性变化的国家。 每一条道路看来都逐渐暗淡，中东人口最多的埃及的现状更进一步推低人们的期望：建国以来第一位民选总统遭军方罢黜、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执政党地位的穆兄会再次转入地下。 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是否与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不相容？“阿拉伯之春”运动仅仅是中东历史上的昙花一现，还是已经改变了政治架构中的某些基本元素？ 塞缪尔·亨廷顿在半个多世纪前曾精准地洞悉现代化过程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困扰：在一个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但政治参与程度较高的体制中，各种利益完全不同的社会力量以自己的方式到政治领域参与活动，他们不懂、也没有构建制度去缓解之间的矛盾，于是各种政治与社会混乱便竞相上演。这一困扰正在中东上演。 不过，从民主开端的角度讲，这场运动关于已经僵死了数十年的阿拉伯政治形态无疑是件好事。如福山接受采访时所说，“阿拉伯之春”从政治上动员了阿拉伯世界去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这是所有民主转型的起点，“没有一个国家会再回到原点”。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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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冬天，一个26岁的小贩因抗议城管执法不公，在愤怒和无奈中将自己点燃。他不会想到的是，他在燃烧中的视频像野火一样传遍阿拉伯世界，不仅“点燃”了他的国家突尼斯，还蔓延到周围、甚至更远的18个国家。这一系列事件改变了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治格局并在历史上拥有一个特定称谓：“阿拉伯之春”。
三年过去，乐观变为混乱：有的国家改朝换代，有的在内战中苦苦挣扎，有的不得不撕下民主的伪装露出反民主的尾巴。历史的演变遵循着亘古的规律：民主道路险且长，并非单靠热血就能找到通途。
在最大的转型国家埃及，自前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罢黜三个月来，军方和穆尔西的支持者之间爆发了多轮血腥冲突，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不断升级。10月6日，双方在庆祝1973年中东战争胜利40周年的活动中再次爆发冲突，至少5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第二天，伊斯兰主义者在苏伊士运河、红海度假胜地及开罗郊区等多地袭击埃及军警，又造成至少9人死亡。
独裁者的强权统治将激烈矛盾压制在潘多拉的魔盒之中，在过去几十年间共存并发酵，如今，魔盒打开，分裂的势力在各国上演激烈的权力斗争。穆斯林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温和派和保守派、伊斯兰教派和世俗派、旧权贵和新势力、原始部落和现代城市之间形成一道道断裂带。
乔治敦大学资深中东问题学者布伦伯格（Daniel Brumberg）说，阿拉伯国家爆发民众起义源于人民不再惧怕他们的领导人，而这个运动止步不前则是因为阿拉伯人民仍在害怕彼此。
民主最基本的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自由民主制度的根本还在于当权者必须照顾到所有少数族群的利益，这在分裂严重的中东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乐观主义者认为年轻人的运动改变了政治气氛，让政治参与和表达不再是禁忌，以往经验表明，有民主经验的国家比毫无经验的国家更可能实现民主；持悲观态度的人则认为，这轮抗议虽声势浩大但没有改变原有大部分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不变的社会基本结构注定不会让变革走得太远。
《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说，中东国家目前面对的是艰难的第一步，即寻找广泛的共识基础，然后才能将包括法治、政党建设和实行言论自由在内的诸多民主机制慢慢地发展生根。 通向起义之路 得到外部贷款的一些国家为政治多元打开了缝隙，允许政治竞争和反对派存在。不过，这和选举制民主不是一回事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爆发了第三次民主浪潮，此后世界上大约60%的国家驶入民主车道，中东和北非地区却几乎纹丝未动。
由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和文德尔·威尔基创立的NGO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从1972年开始每年发布监控世界政治自由度变化的《世界自由形势》报告。2017年的报告显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自由度仍为世界最低，位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之后。一些指标在2017年持续下滑，除了埃及选举舞弊带来的负面效果，巴林、科威特和伊朗记录也在倒退。
明显的例证是，当权者提高了秘密警察的警戒级别。哈佛大学中东历史学教授欧文（Roger Owen）对《财经》记者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有人想示威，就会被警察部门殴打或者逮捕，警察的暴力让很多人感到忍无可忍。”然而，阿拉伯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还是加大了政府管控难度。
2017年，阿拉伯世界的3亿人口中，大约三分之二为不满30岁的青年人，他们没有经历过殖民统治，看着半岛电视台的节目长大，使用社交媒体沟通彼此，崇尚男女平等，对政府的宣传嗤之以鼻。这些在经济危机中失去工作的青年人为愤怒之火的蔓延铺平了道路。而当时能将这些愤怒力量动员起来的组织还没有成熟。
中东每个国家都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宗教和地理背景，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各自的政治上层建筑。
在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和北非国家，只要抓住经济资源不放，维持强大的军队，就能维护统治；而没有得天独厚自然资源的国家依靠的是统治上层的强力，比如叙利亚。人口占少数的阿拉维派自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政变上台后，就一直以少数统治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少数派内部精诚团结，对反对派直接诉诸武力，在2017年反政府示威爆发前，叙利亚的反对派大多被困在各地的监狱里。 更多国家既没有“胡萝卜”又羞于时时挥舞“大棒”。这些资金匮乏的中东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向IMF和世界银行申请贷款，附加条件就是必须进行结构调整。特别是在“9·11”后，最大的“金主”美国认为阿拉伯的非民主国家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必须加快改革消除恐怖主义后患。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国家为政治多元主义打开了缝隙，允许政治竞争和反对派存在。不过，这和选举制民主并不是一回事。
布伦伯格2017年7月在《民主杂志》上的文章略论指出，这些统治者的策略是利用不同派别在一个所谓的“多元政治”格局下担心自己被排除在外的恐惧，为这种恐惧提供保护并收取“保护费”或者换取政治上的支持。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埃及、摩洛哥等国放开对民间团体的管控，产生大量的非政府组织、职业团体、宗教机构、媒体。这些团体在政府职权无法企及的地方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但当权者对这些团体的控制得心应手。他们知道只要这些数量众多的团体不联盟、把作用控制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无底层基础，实际上就是一盘散沙。
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穆斯林兄弟会（下称穆兄会）为底层的穆斯林提供食品和医疗等方面的救济和服务，成为极少数有广泛作用力的团体，后来被列为非法组织；突尼斯的伊斯兰政党复兴党和埃及的穆兄会一样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镇压，大多数党员遭到放逐。
关于其他小团体，是在政府的游戏规则中寻找生存空间，还是打破游戏规则，不同取舍也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分裂。执政者只需要不时地加剧团体之间的不认同感，让小团体感到只有国家才能解决它们各自的问题，就能长期保持动态平衡。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和法治探讨中心主任戴蒙得（Larry Diamond）对《财经》记者说，这种体制就像两片巨大的肺，不论吸气还是呼气，只要达到一定程度就立马被拉回来。
政府强势管控的结果是公开的政治活动被限制在政权下属的党派内，公民社会在政府的调控中勉强活动，选举过程不公开，舞弊成为常态。斯坦福大学阿拉伯改革和民主项目主管哈迪布（Lina Khatib）形容，反对派只能通过社交网站或地下社会运动表达不满。在此缺少阳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政党或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都有些先天不足。 混乱与转折 动乱也将原本被压制于威权下的矛盾释放出来，埃及的民主运动脱离了初衷，相比之下，突尼斯温和、中性的路径有可能跨越障碍
鉴于国家的规模和地区作用力，埃及和突尼斯在“阿拉伯之春”后的重建最具范本意义。原政权倒台后，穆兄会和复兴党两个伊斯兰教政党分别通过选举上台。它们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两年多来效果也不尽相同。
在埃及，穆巴拉克统治时代的立法、行政和执法机构几乎都是总统的附庸，唯有军方势力强大。在政权重建中，军方和有基层基础的穆兄会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在2017年底至2017年初建国以来首次自由进行的议会选举中，穆兄会成立的自由与正义党以37.5%的支持率获胜，其后是激进的伊斯兰派别沙拉菲派，而起义中扛大旗的自由派和世俗派总共只有30%的席位。此后穆兄会的穆尔西又以微弱优势打败穆巴拉克旧部、前空军高级指挥官沙菲克，成为第一位民选总统。
眼看穆兄会不到半年同时攫取了立法和行政大权，军方公布了一系列的“制宪准则”，限制总统权力，并规定军方有权否决制宪会议决定。穆尔西予以反击，借军方管理西奈半岛恐怖袭击不力，勒令军方首领坦塔维将军退休，此后再进一步颁布法令扩张总统的权力，阿拉伯语毕业论文，包括对法院的否决权，即总统发布的所有总统令、宪法声明、法令和政令均为最终决定，法院无权进行否决。通过一系列举动，穆尔西为由伊斯兰教派主导的制宪会议推出新宪法扫除了障碍。
2017年12月，一部新宪法在仅有33%投票率的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布伦伯格略论，这部宪法的价值在于设立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下议院，确保下议院选举的多党性质；但对总统的权力限制留有余地。新宪法虽然规定总统的权力受到司法系统的限制，但它对如何产生最高法院人选的描述非常模糊，这使一个政党在控制了立法权后，有可能同时控制行政和司法部门。
紧接着穆尔西还火速任命了十位新的内阁部长，让亲自由与正义党的人领衔安全、内政、经济、通讯、法学等重要部门，他的举动昭示了伊斯兰政党独揽大权的图谋。
经历了60余年独裁统治的埃及人对“独揽大权”有着格外的警戒，埃及各大城市的反对派在穆尔西上任一周年就举行了抗议游行，规模甚至大于推翻穆巴拉克的游行。借助民意，军方逮捕了穆尔西，任命新的过渡政府，并宣布穆兄会为非法组织。
哈佛大学中东历史学教授欧文对《财经》记者说，“是大选和议会选举的胜利让穆兄会冲昏了头脑，他们以为可以进一步控制国家。”
和埃及相比，突尼斯选择了较为温和、中性的路径。
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党在2017年10月选举中获得217个席位中的89席，成为临时议会第一大党。复兴运动党并没有像穆兄会一样激进地巩固选民基础、通过选票收拢权力，而是与取得议会20席位的劳动自由民主阵线党和29席的保卫共和大会党两个偏自由主义的世俗党派形成政治联盟，并支持保卫共和大会党党首马祖吉当选总统。 阿拉伯国家爆发民众起义源于人民不再惧怕他们的领导人，而这个运动止步不前则是因为阿拉伯人民仍在害怕彼此。
欧文认为，复兴运动党一开始就认识到建立政治联盟和妥协的必要，因此避免了很多正面冲突。而与埃及相比，突尼斯的军队和警察系统并不强大，也是该国能在过渡中保持相对和平的一个缘由。
不过，建立全新的制度总是不能一帆风顺。由于在政教分离、总统和议会的权力平衡、女性权利以及制宪程序等基本规则上存在争议，新宪法的制定未能如期完成，这使民众对制宪会议的效率不满。 2017年以来反对派政党的领袖人物接连被刺杀，令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一些城市的工会从7月开始静坐示威，要求复兴党下台并解散制宪会议。据BBC最新报道，阿拉伯语论文题目，复兴党和反对党目前已达成意向，将授权一个由独立人士组成的内阁在新一届大选之前代理国家事务。
尽管如此，斯坦福大学的戴蒙得教授认为突尼斯的转型胜过埃及，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复兴运动党领导的制宪会议在整合不同利益团体上实实在在发挥着立法机构的影响，现在出现的大多数问题都并非不可跨越。
“如果复兴党能将局势保持到明年正式的大选，关于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说都将起到示范影响。”戴蒙得对《财经》记者表示。 内战与宗派 战争让政权越来越弱小，使身份认同感越来越强烈，形成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埃及和突尼斯的乱局源于新兴政治力量的不成熟，这种动荡毕竟可控且有望回到正常轨道；更令人担忧的是被“阿拉伯之春”余震所撕裂的国家，正将混沌着中东历史的宗派因素释放出来。
2017年3月，叙利亚反对派揭竿而起，已经持续31个月的内战将中东地区历史上盘根错节的恩怨挑出，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其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辖着南欧、中东及北非的大部分地区，其疆土和藩属国西至摩洛哥，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南到非洲的苏丹。 “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战败，英法殖民者按自己的利益对广域的疆土进行拆解，世界地理版图上出现了现在的土耳其、伊拉克、科威特、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塞浦路斯、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夸口说，他在1921年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拿笔一圈就产生了约旦。
强制性的殖民划分和中东自然形成的民族、文化和宗派地图并不符合，特别是在一些新产生的国家中，是由本国的少数派别统治着多数派别。
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就是由少数的逊尼派统治多数的什叶派；而在美军第五舰队驻地小国巴林，逊尼派王室统治着占人口60%以上的什叶派；在沙特阿拉伯，什叶派大约占人口的15%，但富有石油的Al-Hasa和Qatif地区，什叶派占多数，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二等公民待遇。
唯独在叙利亚，占少数的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统治着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
美国战争探讨学院的探讨主任里斯（Aaron Reese）对《财经》记者指出，当一个国家政权弱小无力时，往往容易让一些非国家的身份取代国家的凝聚力，这些身份包括在某个宗派、种族、部落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而战争让政权越来越弱小，使身份认同感越来越强烈，形成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截至今年7月，据联合国统计，叙利亚内战已经造成近10万人丧生。
不同宗派的支持还让叙利亚内战从一个国家的问题演变成国家之间的争夺。如果阿萨德政府倒台，就意味着形成“什叶派新月”的三个国家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中间被移去一块，实力将大为下降。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伊朗和黎巴嫩要力保叙利亚，而中东最大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沙特则不遗余力地要将阿萨德拉下马。
“阿拉伯之春”演变至今，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初衷在很多国家已经偏轨，原本压制着的矛盾被释放出来。叙利亚表现为教派冲突，在也门则是南北方的分裂。
也门推翻了原独裁者萨利赫后，下一步是召开全国对话大会，统一各方意见，然后进行宪法公投和议会选举，但中途因为南方代表执意将也门一分为二而陷入僵局。
也门南北两方曾于1994年发生内战，并以北方获胜告终。北方代表在全国对话大会中希望建立一个多省份的联邦制国家，而南方则希望获得完全的自治权。长期探讨部族冲突的资深也门问题专家、斯坦福大学学者Nadwa Al-Dawsari告诉《财经》记者，近三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都被牵制在取得社会共识上，在经济和治理上几乎没有进展，不符合民众起义的初衷。 经济压力 由于政治动荡使经济改革无法进行，将使民众改善生活的期望落空，从而演变为对民主变革的失望
新生政权的一大压力就是民众的高期望，首先是对经济表现的要求。民众揭竿而起很大程度是无法忍受经济困境，新政权如果不能让民众看到希望，很容易就会发展成对民主变革的失望，对新生政权的不满，对过往秩序的怀念。
至今为止，“阿拉伯之春”中的国家还在忙于政治体制上的变化，经济深层改革尚在襁褓中；由于政治和社会动荡，一些本不富裕的国家甚至进入“经济寒冬”。
突尼斯央行的数据显示，在爆发起义的前三年，突尼斯的GDP平均增长率大约为4.6%，到2017年GDP增长率收缩为-0.8%，2017年也仅回升到2.2%。IMF最新的评估报告称，由于政治和安全形势严峻，再加上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该国还将面临更大的经济风险。
在埃及，穆尔西上台以来，经济增长缓慢，又逢加税和缩减补贴，埃及人的日子很不好过。埃及官方年中发布的数据显示，与穆巴拉克时期相比，2017年GDP增速从5%下降为2%，通胀率高达10%，外汇储备从350亿美元跌至150亿美元，2017年净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17年的52亿美元减少到11亿美元；2017年一季度埃及失业率高达13.2%，而在1999年-2017年期间，埃及的失业率在8.1%-9.4%。
穆尔西上台后原计划推出一系列经济复兴倡议，但这些计划还未实施他已经下台，唯一留下的经济遗产是大幅增加的税收。此前，他还降低了对民用电和丁烷气的补助。
这让埃及的财政紧张状况得到一定缓解。埃及中央银行9月24日指出，2017-2017财年（2017年7月1日到2017年6月30日），该国的赤字从前一年的100亿美元降低到56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余额从10亿美元增加到97亿美元。
但对挣扎于经济困境和失业率高企的埃及民众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新上任的过渡政府面对的是和穆尔西一样的困境：民生不稳又得强减支出。经济和战略探讨企业阿拉伯观察（Arabia Monitor） 的首席经济学家弗洛朗斯·艾德（Florence Eid-Oakden）预测，政府似乎想在2017年把预算赤字从11.3%减少到9%，但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这一目标很难实现。 反对穆兄会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富裕的海湾国家为过渡政府送上了200亿美元的大笔援助，这比埃及近年来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2017年还多近一倍。这些援助没有附加条件，很多以现金方式直接打入埃及中央银行账户，其余则通过免费或补贴石油产品来支付。
外部援助可以帮助埃及防止外汇储备进一步下滑，维持埃及镑的坚挺，保护国内的购买力，这对过渡政府的稳定格外重要。当然，它无法解决长期的经济问题，在进一步稳定政局后，这些国家必须建立自身的造血机制。
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家是中东地区一种典型的经济形态，它们一方面对民众负有巨额的补助负担，另一方面产业缺乏多样性。埃及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于旅游业、苏伊士运河的航运、油气出口以及一些化学和农产品；旅游、磷酸盐和橄榄油是突尼斯的三大支柱产业--由于罢工和政局动荡，三支柱中只有橄榄油生产保持常态。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探讨中东国家经济的学者贡肖雷克（Michael Gasiorek）认为，政府应该重点改革那些引发游行示威的因素，例如市场失灵、腐败和随意的行政法规。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建立起合法性根基，将民主运动的果实保持下去。 妥协与包容 包容和承认伊斯兰政党的影响，并将其纳入到政治进程中，是“阿拉伯之春”能够继续其本来的使命，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关键
在欧美自由派看来，埃及军方通过武力将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台已经使埃及背离了“阿拉伯之春”最初追求的民主目标。斯坦福大学的戴蒙得说，如果穆兄会违反了民主的规则，应该由选民用选票而不是武力让他离开。
当前动荡的局势关于实现军方早前颁布的路线图非常不利。《纽约时报》评论说，现在看来军方将伊斯兰反对派中性化的可能已经很小，这也意味着在去年大选中获得多数选票的伊斯兰政党将缺席新的选举。
埃及穆兄会倒台对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政治运动带来了沉重打击，这些长期被禁的宗教政治团体很可能在昙花一现后再次转战地下。在突尼斯，温和派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党上台时曾承诺缔造一个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统治相结合的模范政府，然而伊斯兰极端势力制造的政治暗杀事件把复兴党推到了悬崖边缘。
反伊斯兰教派的世俗主义者最为担心的是伊斯兰教派对《古兰经》模棱两可的解释，以及《古兰经》之于社会的角色。1979年伊朗革命后，当时伊斯兰政党在竞选中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他们一上台就变了样，最后建立起独裁体制。福山认为，对伊斯兰教徒执政的担忧也是因为伊朗的前车之鉴。
即使在已经实现政教分离的土耳其，连任三届的伊斯兰保守派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至今仍试图在日常生活中推行禁酒、女性披戴面纱等伊斯兰教义，由此引发了国内的示威游行。
伊斯兰教义和民主法则并非水火不容，重要的是政党如何解释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卡耐基国际和平探讨中心哈姆威（Amr Hamzwy）解释，如果把伊斯兰教义视为唯一立法来源，则与民主相悖；如果将其视为来源之一，则与民主并无重大分歧。意大利的欧洲大学学院地中海探讨中心主任罗伊（Oliver Roy）也对《财经》记者表示，将伊斯兰政党排斥在选举之外，既不现实，亦不合理。
据他估计，在未来30年到40年，在阿拉伯婴儿潮中出生的年轻伊斯兰教徒将成为中东北非国家政治选举中最大的一个选民团体。他们和老一辈的信徒相比，抛弃了一些老旧教义，更加强调个人选择、和真主的直接联系、自我实现及自尊，更具有批判精神。
由此，如何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中，包容和承认伊斯兰政党的影响，并将其纳入到政治进程中，是“阿拉伯之春”能够继续其本来的使命，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关键。
不幸的是，目前中东众多国家距离这种社会包容与妥协精神尚远。
戴蒙得说，鉴于穆兄会被镇压，军方在镇压中形象受损，在未来几个月，世俗派或自由派的候选人将有较大的获胜希望。但这些反对阵营里的很多人是非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笃信的只是少数派的权利、自由和建立选举联盟。他们设定了一个共同的前提条件--伊斯兰主义者下台，为此不惜让军方介入。“这种对民主准则的追求非常肤浅。”俄克拉何马大学国际问题探讨副教授萨米尔·谢哈塔批评说。
即便“阿拉伯之春”遭遇挫折和倒退，三年的斗争仍为中东国家反对派的合法化和制度化开辟了道路，并为之前僵死的政坛注入了新鲜血液。据BBC统计，突尼斯的本·阿里倒台后，突尼斯涌现出超过110个政党；穆巴拉克倒台后，埃及有40个新的政党注册。同时，原来的政党瓦解并边缘化。突尼斯、埃及、也门等国还涌现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民众参与政治活动从地下转到公开。
几乎与中东的民主游行同时，民主政治的大本营美国与欧洲也遭遇难题，民主政治让各派力量彼此制约，容易走极端，使政府效率大打折扣，社会福祉减损。
中东地区接下来要走的，是一条追赶、同时纠错的民主转型道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接受《财经》专访时预言，目前中东北非的改革动力十足，但推动得太快，反而会置地区局势于困境，“因此，寻找一条既能包容分歧又能保障民主权利的路径是中东和北非国家以后漫长而艰巨的任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