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天，女作家莉季娅去佩列捷尔金诺作家村，探听自己丈夫的消息。她的丈夫布隆什泰因，列宁格勒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早在1938年2月就被秘密杀害了。但莉季娅并不知情，因为她被通知说，她的丈夫被判“十年徒刑且不准通信”。她还以为他尚在人世，于是像那些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了丈夫、儿子的女人一样，徒劳地扑向一个个窗口、监狱、衙门、流放地，四处打探亲人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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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驶进作家村，突然迷了路。莉季娅在一处别墅的篱笆后面发现一个人――此人光着上身，皮肤被晒成了棕色，正顶着炎炎烈日在一块干躁的荒坡上除草。莉季娅停下来问路，那人好奇地打量着她，详细地告诉她该怎么走，随后又大声问：“您是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吧？”“是的。”莉季娅表示了感谢，转身离去。车子驶过公路，她才恍然大悟――“他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原生态的、天生的尤物！”
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佩列捷尔金诺，曾是伟大的斯拉夫派尤里・萨马林的庄园的一部分，被改造后分配给受组织认可的作家们。帕斯捷尔纳克一直渴望得到一处用于安心写作的住所，他得到了。旁边住的是他的邻居法捷耶夫。在此之前，他一直住在作家协会分配给他的一套位于特维尔街心花园7号的两居室公寓里。作为被党接受的“同路人”，帕斯捷尔纳克曾一度被布哈林树立为文艺界的标兵。但随着1929年布哈林的失势，帕斯捷尔纳克也被马雅可夫斯基取而代之。1931年写完《第二次诞生》后，帕斯捷尔纳克开始陷入长长的沉默。“《第二次诞生》结束了抒情诗的第一阶段。显然，道路未能走得更远……长期和痛苦的间歇来到了，他确实未能写下一行诗。我是目击者。我早就耳闻他惊惶的呼喊：‘我这是怎么了？’”阿赫玛托娃回忆说。直到1944年，他才写出了后来被他视为羞耻之作的《在早班火车上》。在1930年代之前，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都堪称活跃。早期的《生活――我的姐妹》，让他作为一个“白银时代”的抒情诗人的遗产被新时代顺利接收。完成于1925―1930年间的几部叙事长诗（《1905年》《施米特中尉》《斯佩克托尔斯基》），使他与新时代迅速接轨，无论是创作风格还是主题，都呈现出无害化特征。《第二次诞生》（1930―1931）是他试图回归早期风格的一种尝试，人们能从中读出他自由的心性和舒畅的呼吸。但随着1930年代“大恐怖”之幕的开启，帕斯捷尔纳克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写作了。“空气中好像有点什么，”用阿赫玛托娃的话说，但到底是什么，阿拉伯语论文，谁也说不清。肯定不仅仅是因为恐怖，因为恐怖的空气早已存在。
沉默与失声也出现在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身上，只不过，他们的沉默期出现得都比帕斯捷尔纳克早。曼德尔施塔姆在1920年代中期就停止了写诗，直到1930年代在流放地沃罗涅日才重新爆发。阿赫玛托娃一直是时断时续的，从未曾连贯过，似乎一点风吹草动就能将她打断。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曾在其回忆录中略论过这种“不约而同的中断”现象，虽然与各自的命运、偶然的际遇有关，但仍有一个共通的原因存在，那就是，他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重新确立自己在新世界中的位置。如果无法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一个诗人也就失去了发声的根基。三人中，曼德尔施塔姆的自我确立过程进行得最为激烈：“与时代的关系成为他生活和诗歌的主要推动力，而就其性格而言，奥・曼却难以捋顺这些关系，他反而会使一切矛盾激化，让每个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娜杰日达语）。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敏感、尖锐、多血质、毫无遮掩的抒情诗人，他的眼里只有诗歌，而且是唯一的诗歌，除此之外，他一概无视。而阿赫玛托娃不仅继承了阿克梅派的沉重遗产，还有她与新时代格格不入、诡奇多变的个人生活，这让她始终处于一种风雨飘摇的生存状态中。娜杰日达说，象征派诗人伊万诺夫的圈子和高尔基的圈子都对阿克梅派抱有敌意，“阿克梅派的某些特质在两大文学阵营均激起了愤恨”。阿克梅派诞生于旧帝国的首都彼得堡，纯粹，高傲（“阿克梅”源出于希腊文，即“最高级”、“顶峰”之意），充满了世界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哲学，“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曼德尔施塔姆语），对传统的象征派手法充满鄙夷。因此，后来遭到列夫派和象征派的遗老遗少们的集体围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曼德尔施塔姆曾经说过，布尔什维克只关心象征派手把手交给他们的那些人。这其中就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属于新帝国的首都莫斯科，在艺术品味上，他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忠实拥趸和斯克里亚宾的崇拜者，诗歌则继承了丘特切夫以前的诗歌传统，以及里尔克和勃洛克的象征主义。他对阿克梅派若即若离，虽然阿克梅派的女人们爱着他，但他除了赞赏过茨维塔耶娃的天才之外，未曾赞赏过其他人。阿赫玛托娃甚至怀疑帕斯捷尔纳克在1940年以前是否读过自己的诗作。
娜杰日达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施塔姆在某些方面简直就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比如，帕斯捷尔纳克渴望稳定的生活，舒适的住宅，“一张可供思想者伏案写作的书桌”。而曼德尔施塔姆则是一位精神上的浪游者，大地上的游牧者，“甚至连莫斯科住宅的四壁也难以圈住他”。有一次，曼德尔施塔姆在莫斯科富尔曼诺夫胡同终于得到了一处住宅，帕斯捷尔纳克去看望他们，临告别时说：“瞧，如今房子也有了，可以写诗了。”曼德尔施塔姆听后非常生气，“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他不认为外在的这些因素可以妨碍一个诗人的写作，他也不需要书桌，他从来都是边走动边打腹稿，然后再坐下来用打字机记录。“即便在全民皆遭奴役的年代，曼德尔施塔姆也未必会出面捍卫作家拥有一张书桌的特殊权利。”娜杰日达说，他甚至诅咒自己的这套房子，他认为这样的“奖赏”不应该属于他，而应该属于那些听话的、为此而争破了头的歌功颂德者。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是一位典型的“别墅客”，“一个家庭型的、独特的、莫斯科的现象”（娜杰日达语），为了得到这些，他不得不靠近文学界，以便借道文学界而走向文学;曼德尔施塔姆从来都与文学界无关，他也不关心这个。早在1927年，娜杰日达就曾对帕斯捷尔纳克说过：“您要小心，他们要收养您……”而“文学界”对待两人的态度当然也是迥异的，他们对待帕斯捷尔纳克要宽容得多，甚至做好了稍稍妥协的准备。“要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也是外人，”作协的领导法捷耶夫有一次对娜杰日达说，“可是他离我们毕竟稍近一些，还可以和他共事……帕斯捷尔纳克让我们感觉更轻松一些，他那里有大自然。”法捷耶夫无论如何算是个行家里手，他知道帕斯捷尔纳克的著作中有与革命文艺相通的东西，至少不会产生冲突，如诗里的大自然元素、戏剧性的日常场景等。而曼德尔施塔姆则完全没有这些。他的诗里有希腊，有但丁，有俄国十九世纪（他曾跟妻子娜杰日达说：“你知道吗，如果有过一个黄金世纪，那就是十九世纪。”），就是没有普罗大众的革命文艺。他与新政权的关系就像打在阿・托尔斯泰脸上的那记耳光，赤裸裸的冲突，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安全保护证”。1928年，在回答一份“苏联作家与十月”的调查问卷时，曼德尔施塔姆说，“我感到受惠于这场革命，但我把才能献给它，只是它至今还不需要”，“作家应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这个问题，我是完全不懂的：回答这个问题无异于发明一个作家，即是说，替他写他的著作”。帕斯捷尔纳克对新政权则没有完全丧失信心，他的内心始终有个神秘莫测的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医生》里那位神秘、善良、身居高位、随时提供“庇护”的弟弟形象）。“帕斯捷尔纳克心知肚明，在三十年代初的当权者中谁握有此等权力。”娜杰日达说，“这种寄希望于国家及其奇迹的心理与曼德尔施塔姆格格不入。他很早便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新型国家将给人们带来什么，他并不指望国家的庇护。” 无论如何，帕斯捷尔纳克有一点是始终未变的，那就是他对待朋友们的态度。无论是大恐怖时期还是相对轻松的时期，该挺身而出的时刻，帕斯捷尔纳克基本上都站出来了。当然，你不能要求一个天性谨慎的人在任何时刻都是英勇无比的，丝毫没有胆怯过，那不真实。1934年4月的一个凌晨，秘密警察闯进了曼德尔施塔姆的家，把他带走了。原因可能是曼德尔施塔姆打了当时的红人阿・托尔斯泰一耳光，也可能是因为他写了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理由当然可以随便找，因为很容易找到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条的口袋罪名――“反革命活动罪”。阿赫玛托娃当时正住在曼德尔施塔姆家，她是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一凑够路费就跑到莫斯科去。在1930年代，阿赫玛托娃与曼德尔施塔姆的友情非常热乎，在莫斯科她一般都住在曼家的小厨房里。但这非关爱情，曼说阿娃是一个营造“友谊而不是爱情”的天才。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娜杰日达找到了布哈林，布哈林问她曼德尔斯塔姆因为什么被捕？不会就因为一记耳光吧？“他没写过什么过火的东西吧？”娜杰日达撒了个谎，说没有。布哈林似乎也没什么办法。他那时已岌岌可危，不测的命运正等待着他。阿赫玛托娃找到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也开始为曼德尔施塔姆的事情奔走。他也找到了布哈林，布哈林为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附带说了一句：帕斯捷尔纳克为此专门找过我。随后的某一天，帕斯捷尔纳克接到了一个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对于这通电话，流传着多个版本，但亲历者只有一个，那就是帕斯捷尔纳克。1945年，以赛亚・伯林曾到佩列捷尔金诺拜访帕斯捷尔纳克，下面是他凭记忆复述的帕斯捷尔纳克对他讲述的经过：
根据他的描述，他和妻儿在莫斯科的公寓，电话响时没有旁人，一个声音告诉他说是克里姆林宫来电，斯大林同志想同他谈谈。他认为这是一个无聊的恶作剧，就把听筒放下了。电话再次响起，里面的声音多少使他相信这电话是真的。斯大林就问他，是否正在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通话。帕斯捷尔纳克说正是。斯大林问，当曼德尔施塔姆朗诵一首对于他斯大林的政治讽刺诗时，他是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认为他在场与否根本不重要，但很高兴斯大林能和他通话，说他知道这迟早会发生，说他们必须面谈，谈具有无比重要性的事。斯大林又问曼德尔施塔姆是否是个天才。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们是风格迥异的诗人，他尊重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但并不觉得亲近，然而，不管怎么样，这无关紧要。
……不管怎么样，斯大林再一次问他，当曼德尔施塔姆朗读那首讽刺诗时他是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再一次回答，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和斯大林见面，越快越好，一切都决定于此，他们必须谈谈终极问题，对于生和死。“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应该懂得如何更好地为他辩护，”斯大林说，然后就挂了电话。帕斯捷尔纳克试着打回去，但不奇怪，未能接通。这件事很明显一直折磨着他。至少在另外两个场合他又对我重复了这个故事。他也告诉其他的来访者，但很明显用了不同的方式。
娜杰日达听到的版本与此稍有出入，但大体差不多。她并没有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因胆怯或没有直接承认曼德尔施塔姆是个天才或大师而失去了一次拯救他的机会。是个天才又能如何？一个连自己的战友和朋友都能心平气和地一个个送进坟墓的人，会对一个诗人网开一面吗？哲学家阿兰・巴丢则将斯大林的这种做派解读为“一种从领导上对艺术家的专制式疼爱的戏剧化后果”。（阿兰・巴丢《世纪》）曼德尔施塔姆也没有丝毫埋怨帕斯捷尔纳克的意思，“干嘛要难为帕斯捷尔纳克呢？我自己能有法子，他与这件事毫不相干。”曼德尔施塔姆说，“他说得完全正确，问题不在于大师不大师……”他们只是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将打电话的事情传遍莫斯科“有些好笑而已”，表明帕斯捷尔纳克有“某种自恋情结和自我中心主义”。撰写回忆录时，娜杰日达对此早已释怀：“如果一个旁人介入奔走，这便不是常规而是例外，这位旁人将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奥・曼的案子当然更不值得介入，因为他竟敢在诗中冒犯那位威严之极的人物。因此，我非常珍重帕斯捷尔纳克在1934年不怕被牵连的举动，他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起来我们家，询问他该去找什么人……”
1935年，阿赫玛托娃的丈夫普宁和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同时被捕入狱，帕斯捷尔纳克再次为朋友站了出来。1935年11月1日，他异常大胆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有一次您责备我对同志的命运漠不关心。除阿赫玛托娃的生命对我们和我们的文化的价值之外，她关于我还弥足珍贵，作为个人我了解她的所有方方面面，打我的文学机缘一开始，我就是她正派、艰难和毫无怨言的生活的见证人。”帕斯捷尔纳克在信中说，“我请求您，约瑟夫・萨维里昂诺维奇，帮助阿赫玛托娃，释放她的丈夫和儿子，阿赫玛托娃关于我是他们的诚实的有力的证据。”帕斯捷尔纳克的这封求情信最终起了影响，斯大林在信上批示：“雅戈达同志：把普宁和古米廖夫从拘禁中释放，并通报执行。”
类似的事情还有过几次。1937年，有人拿着一份“苏联作家赞同判处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等军界人物的请愿书”，让帕斯捷尔纳克在上面签字，帕拒绝了。当时的作协领导斯塔夫斯基专程跑到作家村，对帕斯捷尔纳克大发雷霆，还百般威胁。帕说，如果你不能心平气和地和我讲话，我没有必要听你的训斥，我可以回家。随后，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是一个在深受托尔斯泰信念作用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人，……您可以支配我的生命，但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力决定其他人的生死问题。然后他就在家里静静地等着被捕，很奇怪，没人来逮捕他。娜杰日达说，生活在专政恐怖之中的人们，时时都会体会到个人的孤立无援，并继而劝慰自己：“我的声音难道能制止枪杀吗？……这不取决于我……谁会听我的话呢？”当我们中间的优秀人物也对赤手空拳冲向歌利亚的大卫无动于衷时，真正的悲剧就发生了。“我们全都在息事宁人，我们沉默不语，希望被杀害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邻居。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我们中间谁是凶手，不知道有谁能仅凭沉默而获救。”1946年8月，阿赫玛托娃遭到了日丹诺夫的恶毒谩骂，“阿赫玛托娃……不完全是修女，不完全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与修女”，继而她被开除出作协。帕斯捷尔纳克是作协会员，但他拒绝出席批判阿赫玛托娃的会议，即便被开除出作协，他仍然冒险去探望阿赫玛托娃，并给正处于困境中的阿娃送去一千卢布。因此，无论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做过什么不堪的选择，无论他们之间有过多少过节（比如帕斯捷尔纳克在其《安全保护证》一书中，仅仅在一些段落里赞扬过阿娃诗作的朴素和现实感，却用大量篇幅去叙述茨维塔耶娃的天才。），无论她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女人们如何不满，她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爱一直没有改变过，并一直承认他是个天才。1960年，在帕斯捷尔纳克生命的最后岁月，阿娃不顾自己疾病缠身，赶去佩列捷尔金诺去探望他。5月30日，当得知帕斯捷尔纳克的死讯后，阿娃难过得泪流满面。 1937年夏天，流放沃罗涅日的曼德尔施塔姆被允许短暂回到莫斯科。居无定所的曼德尔施塔姆夫妇四处借居，寄人篱下，滋味并不好受。“在莫斯科，阿拉伯语论文网站，只有一户人家的门是向那些被逐者敞开的。……只有在什克洛夫斯基家里，我们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人。这家人知道该如何对待在劫难逃的人。厨房里会讨论一些问题，如在哪里过夜，怎样去听音乐会，到哪里弄钱等等。”他们也曾到过帕斯捷尔纳克位于佩列捷尔金诺的别墅，帕斯捷尔纳克把他们迎到楼上，下去做妻子的工作。回到楼上时他满面愁容，他的妻子不愿意见他们。他不好意思地把他们送到车站，在月台上谈了很久，放过了一趟又一趟列车。无论如何，他是个好人，哪怕不够勇敢。娜杰日达后来再没去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家，但帕斯捷尔纳克有时会顺道看望一下娜杰日达。“他是唯一一位在获悉奥・曼的死讯后赶来看我的人。”娜杰日达回忆说。
无论如何，在那样一个时代，谁也无权要求别人做英雄。对朋友求全责备，你就永远找不到朋友。相信“安全保护证”的帕斯捷尔纳克早早就开始尝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但他关于别人指责他向当局妥协极为敏感，甚至有些歇斯底里。1956年，以赛亚・伯林第二次去探望帕斯捷尔纳克，刚一见面，帕氏就脸色铁青地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你在想――我知道你心里这么想――我为‘他们’办过事。”伯林只有苦笑不已。帕氏是否真有所谓的“安全保护证”？至少他从未被捕过，而他的名字曾出现在几个案件的名单里。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我想到我的朋友和熟人的命运时，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动那个我行我素的帕斯捷尔纳克，却处死了百依百顺执行交给他一切任务的科利佐夫，我看不出有任何逻辑。”帕斯捷尔纳克跟斯大林的关系的确颇耐人寻味。有一种传说（帕斯捷尔纳克曾向波波娃讲述过），说汇报有关逮捕帕斯捷尔纳克的证明材料，斯大林说了一句：“不要动这个住在天上的人……”（伊文斯卡娅《时代的囚徒》）加林娜・涅高兹（帕氏第二任妻子季娜伊达的儿媳）曾在《透过往日的波折》一文中讲过一件轶事：斯大林自己写了几首诗，说是朋友写的，要帕氏给评价下。帕看后告诉斯大林：“诗写得不好，让你的朋友最好去干点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你的坦率，我就这样转达。”一个专制多疑而又残暴的政治狂人，会在一个诗人面前突然变得如此谦逊宽容？以赛亚・伯林说帕氏不关心政治，“他是一个孤独的、纯真的、有主见并能全身心投入的人。他的正直和清白据说甚至感动过最铁石心肠和愤世嫉俗的官员，而他之所以能活下来，当然一直是靠着他们的恩赐。”也许这位“住在天上的人”的正直和清白才是他的“安全保护证”？
无论如何，在“白银时代”那一代诗人里，只有帕斯捷尔纳克还活得好好的，这是客观事实。如阿赫玛托娃所讲的，“一切都出版了，如果不在这儿――便在国外出……总之有钱……如果你拿他与别的人的遭遇去比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无论你挑谁，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都不错。”面对老朋友们遭受的苦难，甚至突然的消失，帕斯捷尔纳克感受到的是惊惧、羞赧，并为此而苛刻地检讨自己。比如，他对自己战后的《在早班列车上》就感到脸红不已，生怕别人认为他在“向主流看齐”。当阿赫玛托娃从战时疏散地塔什干回列宁格勒，路过莫斯科时，想与他见一面。前两天他都让人捎信说卧病不起，直到第三天才鼓起勇气出现在阿赫玛托娃面前。一见面他就问阿娃是否读过他的《在早班列车上》。阿娃看他的表情如此痛苦，虽然已读过，却故意说还没读。帕斯捷尔纳克顿时如释重负，两人相谈甚欢。事实上，帕斯捷尔纳克没必要为《在早班列车上》脸红，那些诗作大多写于战时，有点“主流”的市民味道也无可厚非。谁又有权力指责那种在恐惧与绝望中做出的妥协呢？要知道，在沃罗涅日的时候，濒临绝境的曼德尔施塔姆也曾试图调整方向以求自救。他强迫自己写作了《颂诗》，甚至不惜摧毁自己的精神。但他“悔悟”得有些迟了，绞索已套到了脖子上，阿赫玛托娃则是在绞索套到她儿子的脖子上时开始写“颂诗”的。“许多人如今都建议我别提此诗，好让人觉得从未有过这件事。可我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真相便不完整了：双重生活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绝对事实，任何人都难以逃避。”娜杰日达说，“有谁能因为此类诗作而谴责他们呢？！”
如果帕斯捷尔纳克仅仅是这些诗的作者――3卷本汉译《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4月版――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的文学成就。怎么说呢，无论他曾得到过多么高的评价（如以赛亚・伯林就曾说他是“‘白银时代’的最后一位也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代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难再想出一位在天赋、活力、无可动摇的正直品性、道德勇气和坚定不移方面可与之相比的人”。）但就译成汉语的这些著作而言，实在有些乏味和平庸。无论在想象力、创造力、道德魅力还是阅读快感上，它们都无法真正吸引我，也无法启发我。我硬着头皮读完了这些译作，对一个诗人而言，这是可悲的。我们暂且将这可怕的落差归结为翻译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后来的《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的形象是多么单调而晦暗。《日瓦戈医生》被帕斯捷尔纳克视为精神自传，“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到对同时代人欠着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我为了还债所作的努力。我想把过去记录下来，通过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罗斯美好和敏感的东西。”它的伟大之处并非因为它的批判性，它提供了多少道德教诲，而是它超阶级的丰富性，复杂的人性。在这一点上，它稍稍偏离了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乃至屠格涅夫的说教传统，而更接近于契诃夫这样的伟大先辈。阿赫玛托娃曾对伯林说，她无法理解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会推崇契诃夫，因为契诃夫的世界是灰暗的，从未闪耀过阳光，悲惨的人物深陷其中，无依无靠，让人看不到希望。帕斯捷尔纳克说：“你见到她的时候告诉她，所有的俄国作家都在对读者进行说教：连屠格涅夫都告诫我们说时间是一剂良药，是一种可以治愈伤痛的药物;契诃夫却没有这么做。他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完全融入艺术――他就是我们的福楼拜。”帕斯捷尔纳克试图建立诗人与帝国间新的关系原则――既非依附的，也非决裂的，而是经由艺术的丰富性来判定是非善恶。这与布罗茨基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一文中所说的异曲同工：“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道路全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文学是社会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它是戕害同类准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内容丰富多样的人生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存在的目的。” 《日瓦戈医生》的出现是一个必然，是帕斯捷尔纳克最后的救赎和自我完成。这部被他称作“一代人的精神史诗”的杰作标志着他与“帝国”最终决裂，独自步入了自我的精神领域。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天赋和秉性所在，他完全信赖自己的天赋，并由着自己的秉性去行事，但绝不陷入极端盲目和狂热之境。在这一方面，马雅可夫斯基就有些“自取灭亡”的味道，他任由自己步入并不熟悉的领域，他参与的程度太深了，以致无法控制自我。“我感觉到‘我’关于我来说是渺小的，/有个人执拗地要从我体内挣脱出来。/喂？/是谁呀？是妈妈吗？/妈妈！您的儿子病得很重。/妈妈！他心中起了大火。/请告诉姐妹们――柳达和奥莉娅，/他已经走投无路。”唉，多么天才的诗人啊，可惜无法将自我体内的大火扑灭。而另一位后来吞枪自杀的作家――法捷耶夫，则是因为自我分裂太厉害，依附太多，无法整合自我，以致信仰破灭，精神崩溃。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法捷耶夫个人对我很好，但如果有人让他把我大卸八块，他也会认认真真地完成这个任务，而且还会理直气壮地汇报执行的情况。”法捷耶夫只有在喝醉的情况下才会偶吐真言，“他的心像潜水艇一般，分成许多互不渗透的隔离舱。只有烧酒能搅乱一切，能打开所有的舱壁……”法捷耶夫很喜欢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甚至能大段地背诵。但在作协作报告批评某些作家“脱离生活”时，他也提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报告之后，法捷耶夫与爱伦堡在街头相遇，非要拉上他到咖啡馆去坐一坐。他要了一瓶白兰地，边喝边说：“您想听听真正的诗吗？”然后就开始背诵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边背边说：“是不是好诗？是不是好诗？”
1955-1956年冬，帕斯捷尔纳克最终完成了《日瓦戈医生》，前后耗时八年。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译本在米兰率先问世。此后不到一年时间里，陆续被翻译成十五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唯独不能在苏联出版。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创作和继承发扬俄罗斯伟大叙事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帕斯捷尔纳克起初表示接受，并欣然致谢：“我非常感谢，我感到激动、光荣、惶恐和羞愧。”但压力接踵而至，苏联作家协会（布尔加科夫称之为“职业杀手协会”）宣布开除他的会籍，甚至威胁开除他的国籍。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再次致电瑞典皇家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这符合帕斯捷尔纳克一贯的做事风格。他不只是惧怕压力，而是不想被利用――被任何一方利用。另外，如伯林所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不能接受被驱逐的命运。
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去世，死于肺癌。临终前，他跟家人道别：“好了，结束了，我们该告别了。”他的葬礼在作家村举行，特务密布，灵柩被放在一张桌子上抬到墓地。没有人致悼词，没有官方人物出席。悄悄出现在基辅火车站的手写讣告告诉人们，伟大的俄罗斯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去世了，葬礼将在6月2日下午举行。讣告贴上又被撕掉，撕掉后又再贴。大学生们朗诵他的诗作，一直朗诵到天黑。人群中有人轻声说：“俄罗斯最后一个伟大的诗人去世了。”“不，还剩下一个，”另一个声音说，“安娜・阿赫玛托娃。”
1945年秋天，战争刚刚过去，阳光温暖而又明媚，作为外交官的以赛亚・伯林秘密拜访了两位尚在世的俄罗斯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在他别墅里屋一张粗陋的木桌旁接待了伯林。“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声音低沉而又单调，始终保持同一声调，介于蜂鸣和风笛低音管发出的声音……每个元音都被他拉得老长，就像在柴科夫斯基歌剧中凄婉哀怨的咏叹调里听到的一样。”至于长相，伯林说，他的脸庞黝黑、忧郁，表情丰富，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看起来像一个长着马脸的阿拉伯人”。最后这句形象的比喻，来自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最喜欢、也最为推崇的女诗人。
参考书目：
《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顾蕴璞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著，刘文飞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
《俄罗斯的安娜》，伊莱因・范斯坦著，马海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捍卫记忆：利季娅著作选》，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著，蓝英年、徐振亚译，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7。
《苏联的心灵》，以赛亚・伯林著，潘永强、刘北城译，译林出版社，20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