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30日，埃及穆兄会的支持者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法院驳回对前总统穆巴拉克的谋杀罪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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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若 木 自由撰稿人（曾长期在北非国家工作和生活）
唐志超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中东探讨室主任、探讨员
牛新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探讨院中东所所长、探讨员
主持/吴晓芳 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
2017年12月22日，突尼斯举行总统大选，世俗派政党“呼声党”领导人、88岁的埃塞卜西当选为突尼斯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的首位民选总统。这意味着突尼斯四年的政治过渡进程即将画上句号，同时也令对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化倾向忧心忡忡的西方松了一口气。如果从2017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仓皇辞庙、2017年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开始算起，“阿拉伯之春”自爆发迄今已有四年时间。在这四年中，“阿拉伯之春”的首发国突尼斯诞生了一部被认为“最不伊斯兰化”的宪法，世俗派政党取代一度风生水起的伊斯兰政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埃及首位民选总统、具有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被军方赶下台，与穆巴拉克一样具有军方背景的塞西取而代之;利比亚在卡扎菲倒台后面临着分裂危机;叙利亚的巴沙尔依旧“坚守岗位”，并在叙利亚危机后的首次大选中高票连任总统;“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崛起，不仅作用着中东政治版图，还在作用着叙利亚危机的走向，甚至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正在进行中的伊核谈判则引发外界对美国中东政策的猜想，并高度关注未来中东是否会出现一个“新伊朗”……其实，过去四年阿拉伯世界出现的种种反复与曲折，说到底是对自身发展路径的艰辛探究。 ――编者手记 2017年1月26日，突尼斯议员庆祝新宪法正式生效。该宪法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现行宪法中最不伊斯兰化的一部宪法”。
供图/东方IC 这个地区为何总是“不安分”？
若 木：
要了解阿拉伯世界，进而解读“阿拉伯之春”，一定要先了解阿拉伯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人文情况。这可能有点老生常谈，但却很重要。
阿拉伯地区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是东西南北海陆交通的枢纽，素有“三洲五海之地”的称号。正由于阿拉伯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从古到今，各种肤色的人种、各种文化、各种思想在这里杂处、交错，所以阿拉伯地区在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都一直非常活跃，很“不安分”，与外界的联系也非常紧密、丰富。比如，在中世纪时期，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正是经过阿拉伯世界传入了西欧，可以说，阿拉伯文化对基督教的近代化和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近百年来，阿拉伯地区一直经受着国际体系格局演变的作用。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在中东地区的激烈角力、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苏联的解体、原苏东地区的“颜色革命”，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可以说几乎每一次的世界形势变动都深刻冲击着中东的政治、经济体系。在思想方面也一样如此。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盛行的社会主义到冷战后的民主化浪潮，再到当前的民粹主义思想，都对该地区的人、当前的形势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想想看，在改革开放之前、或者说在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前，偏于远东一隅的中国民众信息来源较单一，相对比较封闭，对世界风潮的跌宕起伏感触并不深切。但是阿拉伯世界则不一样，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目睹或经历着这些变动，自然会在思想上留下印迹，并体现在行动上。这些都为该地区后来的一系列变化埋下了伏笔。 过去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唐志超：
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个是政治生态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一些国家发生了政权更迭，新的政党崛起，大众政治也开始兴起。就是说，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与四年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个是地缘政治生态的变化。地区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从埃及、利比亚到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传统的阿拉伯大国在地区的作用力式微，海湾国家则群体性崛起，比如阿联酋也从过去的商业国家向着政治大国的方向调整。用德国前外长费舍尔的话说，“新中东”与“旧中东”有两大不同：一是伊朗和库尔德人力量的上升;二是逊尼派力量的下降。同时，域外大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力也发生了变化。其中，美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对这个地区造成了巨大冲击。可以说，现在中东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跟美国的不作为、不想作为相关。第三个是安全生态的变化。在“阿拉伯之春”以前，中东看似不稳定，但从总体上来讲是稳定的，只是局部不稳定而已。但现在的情况是全局性不稳定，而局部的稳定中又潜伏着很多危机，比如被称为“稳定之锚”的沙特最近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危机重重。此外，全球恐怖主义中心重回中东，这也是中东安全生态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第四个是经济生态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中东地区能源政治正在发生变化，这一方面是受到伊拉克和利比亚局势变化以及伊朗核问题的作用，但更多的是因为受到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冲击，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降低，将导致海湾地区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发生改变。当前油价暴跌，沙特不惜血本死磕美国，力图夺回并保住对石油市场的主导权。第五个是文化生态的变化。中东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一方面是政权真空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文化真空或者文化混乱造成的，所以宗教极端主义才会在这个地区回潮。为此埃及总统塞西近日呼吁发起一场“宗教革命”，号召穆斯林领袖们一起协助打击极端主义，“修复”伊斯兰教在世人心中的形象。 与此同时，经过一轮大冲击和大动荡之后，这个地区传统的、相对稳固的几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一是教俗关系。在“阿拉伯之春”之前，中东地区的教俗关系相对稳定，总体而言是世俗主义处在上风，宗教势力虽然一次次回潮，但一次次被压制住。“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政治伊斯兰在一些国家非常活跃，虽然埃及的穆兄会再次遭到打压，但宗教势力整体上相对上升了。二是民族关系。过去人们常说中东地区有阿拉伯、犹太、突厥和波斯四大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立国家，但现在库尔德人势头非常强劲，虽然实现独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已经成为该地区不容忽视的主要力量之一。三是教派关系。如果说过去中东不同教派之间是处于“暗战”之中，那么现在已经转变成“热战”了，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巴林等国形势动荡的主线都是教派冲突，其中尤以叙利亚内战最为明显。 这场运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牛新春：
“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西方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对此欢欣鼓舞，认为这是阿拉伯世界、阿拉伯民族寻求民族复兴的新尝试。我们国内比较谨慎，称之为“中东大变局”，这是一个中性词。到了2017年，埃及总统穆尔西被搞下台，利比亚陷入混乱，叙利亚内战进一步扩大，伊拉克又陷入更大的动荡，于是很多学者改称为“中东大乱局”。“大乱局”就不是一个中性词了，而是一个贬义词，说明不少人开始对这场运动持比较悲观的看法。2017年的中东更乱，所以我说中东可能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黑暗时期。西方学者说中东可能进入了类似于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年到1648年）的漫长动荡期。
经过四年的曲折反复和动荡，现在或许可以对这场运动做一个初步的价值判断。我个人认为，“阿拉伯之春”推翻或者冲击了旧制度，这毫无疑问是积极的，因为在改革无望、守旧又守不下去的情况下，国家和社会要往前走，必须打破旧制度。但取代旧制度的是否就一定是积极的？我认为，这场运动在推翻旧制度后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是消极的，原因在于推翻旧制度之后未能建立一个符合本国国情的新制度。“阿拉伯之春”可以说是在新媒体时代一夜之间发生的，旧制度一下子崩塌，但为革命欢呼或者参加革命的人并没有成系统的思想和理论，也没有成体制的组织和武装，对未来走什么道路、经济怎么改、政治怎么改基本上没什么概念。那结果会怎样？昙花一现的穆兄会政权就是很好的说明。
当然，如果将这场运动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去看，它有可能是积极的、进步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也曾陷入了较长时期的混乱，但现在再回头看，没有人会认为辛亥革命是历史的退步。目前看来，阿拉伯国家还在不断地试错。其中大概只有一个例外――突尼斯。突尼斯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被认为是北非地区经济改革最成功的国家，在教育和议会选举等领域的发展程度超过了该地区的大部分国家，所以突尼斯能比较顺利地走到今天也是在大家的预料之中。
若 木：
我的看法有所不同，对这场“要民主、要自由、要发展”的运动要客观、正面评价。“阿拉伯之春”运动引发的混乱和冲突可能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从历史发展潮流来看，它是积极的、进步的。
首先，这场运动实现了其主要诉求，即结束世袭统治大行其道的时代。在那些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利比亚、埃及、也门和叙利亚），无一例外都是打着共和国的旗号，行的却是儿子接班或试图接老子班的世袭统治。目前看来，这一诉求基本得到实现，阿拉伯国家中的世袭、家族统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场运动尽管可能会出现一些逆流和反复，但它使得一些阿拉伯国家回到了其正常的政治生态中，即无论世俗政党还是宗教政党都能参与政治博弈，这是这场运动最正面的意义。我们看到一个崭新的中东正在阵痛中孕育，阿拉伯世界已经进入全面的转型期，未来的阿拉伯政治将会更加多元化，包括允许多党民主，民众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愿望，甚至有权联合起来推翻他们不满意的政府。
其次，“阿拉伯之春”的地区乃至全球作用不容小觑。比如摩洛哥、约旦、沙特等国家这几年都在试图进行某种程度的政治改革。我认为现在的“阿拉伯之春”仍处于初始期，作用范围和深度还比较有限，不排除会延伸到更加保守、更为集权的国家。 2017年6月25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出访中东地区。近年来，美国竭力在中东推动叙利亚和谈、巴以和谈和伊核谈判，以缓和什叶派与逊尼派、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伊朗与沙特之间的关系，但到目前为止，叙利亚和谈与巴以谈判都失败了，硕果仅存的只剩伊核谈判。
供图/东方IC 为何不是“中东版的颜色革命”？
牛新春：
一提及“颜色革命”，基本的认识就是由西方策划并支持的、实行西方制度的政治运动。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来说，我觉得“阿拉伯之春”跟中亚的“颜色革命”还是有区别的。在中亚（包括这次在乌克兰），美国和欧洲直接插手的痕迹很明显。但在中东，到目前为止，美国和欧洲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直接插手、直接煽动的比较少。“阿拉伯之春”一开始爆发时，就有学者认为它是内生性的，至少是以内生性为主的。这种观点是成立的。那么是不是说西方就没有在其中发挥影响呢？也不然。西方是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对其思想进行干预和控制。从16世纪民主和市场这两个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核心要素创立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价值观在全球“蒸蒸日上”，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创新则基本停滞不前。西方虽然没有直接煽动这场运动，但是在阿拉伯国家的学者、政府官员乃至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民主制度就是好的，市场就是好的。因此就像刚才说的，旧制度一推翻，革命派想都不用想，直接学西方的，在政治上搞民主、经济上搞自由化。结果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不尽如人意。“阿拉伯之春”可能在意识形态上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在战略上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因为它把美国几个盟友都搞得很狼狈，所以说美国直接插手、煽动这场运动不符合逻辑。 西方式道路为何走不通？
牛新春：
很多人说这次“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民族的第三次觉醒。第一次是指一战前后的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第二次是指1952年以后泛阿拉伯主义、复兴阿拉伯民族的纳赛尔革命。如果这样来看，那么第三次革命与前两次相比则大大地失色。因为前两次革命现在都可以盖棺定论，其积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像纳赛尔革命也有消极的作用，但是积极意义是主要的。而到目前为止所谓的第三次革命被证明是错误或者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通过实践证明西方的那套东西并不适合阿拉伯国家。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都不同，注定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阿拉伯国家现在的情况跟西方当初实行民主时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首先，西方早就实现了政教分离，而阿拉伯地区至今仍未解决宗教在政治中发挥什么影响的问题。罗素曾经讲过，世界上的三大宗教中，基督教和佛教都是个人主义的，在基督教跟佛教统治或盛行的地方，宗教不介入政治是一项共识。而伊斯兰教既是一种个人宗教，也是一种政治宗教和社会宗教，宗教和政治深深地裹在一起。在这种政治生态下搞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是行不通的。2017年巴勒斯坦搞民主选举，结果哈马斯被选上来了;2017年埃及搞民主选举，结果穆兄会被选上来了。在这些国家，宗教势力长期被打压，一旦旧的政权垮台，第一批浮上水面的肯定是这些力量。宗教势力上台后的做法必然会引起世俗派的不满，反过来又把宗教势力搞下台……试想，当人与人之间或者教派之间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时，一人一票的选举能解决问题吗？
其次，在经济上，阿拉伯世界仍处在前现代社会。阿拉伯国家基本没有工业，像沙特、伊朗主要靠石油，阿拉伯语论文范文，埃及、约旦很大程度上靠外援，工业都不发达。而现代化经济的主要支撑就是工业化。
第三，实际上阿拉伯世界还没有完全走出半殖民地时期。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现在不少阿拉伯国家把自己的政权性命寄托在跟美国的关系上，这样就造成一个后果――阿拉伯政府普遍亲美，阿拉伯人民普遍反美。在这些情况下，套用西方的一人一票来选举肯定是行不通的。
民主有两个功能。首先，民主本身就是目的，即每个人都想做主，不管做的主好不好。这是内在的需要。其次，民主在更大程度上是用来调节社会各阶层之间利害关系的手段。并不是说越民主越好，而是说什么样的民主或者什么样的制度能够有效地调节社会关系。美国刚建国的时候，其宪法并没有经过公投，而是规定只要当时的13个州有九个州通过就可实行。现在有人探讨，如果当时搞全民公投的话，那美国宪法肯定通不过。因为当时美国还是以穷人、普通老百姓居多，但美国宪法明显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是为什么美国宪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之一呢？就是因为它有效地调节、平衡了各阶层之间的利益。 2017年1月12日，叙利亚难民排队领取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过去四年阿拉伯世界局势动荡造成了大量的难民，给地区国家重建和社会发展带来沉重负担。
供图/东方IC
过去30年，民主被全世界神化，美国的经验或者西方的学者告诉大家，只要实行了民主制度，经济问题、宗教问题、政治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就像现在美国总批评中国，说我们没搞民主，经济发展迟早要出问题，外交迟早要出问题。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历史和现实已经告诉我们，美国的经验和价值观不是普世性的、全球性的。前些日子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出版，他在书中讲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是三部分：国家建设、法治和民主监督。其中，国家建设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说，阿拉伯国家要解决教俗冲突、经济结构单一、阶级矛盾等问题，首先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但是过去几年来，一些阿拉伯国家却把民主监督作为最核心的第一步来完成。现在阿拉伯地区出现这么多动乱、内战，都是因为原先强有力的政权没有了，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权。
我觉得伊朗和沙特的发展道路值得探讨。比如伊朗有议会选举，有总统选举，在这些选举之上有最高领袖。也就是说，最终的决定权在于伊斯兰教，但又有各种各样的选举来调节各派之间的矛盾。此外，我总觉得在阿拉伯地区搞君主立宪制比搞共和制要好一些。比如，沙特的国王既是最高的政治领袖，又是最高的宗教领袖，这样最起码能把政治跟伊斯兰势力结合到一起，能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世俗化倾向可能会越来越强，君主的宗教身份慢慢淡化，逐渐变成一个象征性的角色。
总之，我认为，不管阿拉伯国家选择哪条道路，都必须能调和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阿拉伯语专业论文，把主要的政治势力纳入到统治基础中。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只有适合的政治制度。 突尼斯是特例还是范例？
若 木：
我认为，阿拉伯世界目前正在经历三种转型路径：第一种是以突尼斯为代表的共识民主道路，即避免暴力冲突，突尼斯现在的形势发展证明这条道路是有希望的;第二种是以埃及为代表的暴力对抗道路;第三种是以利比亚、叙利亚为代表的内战形式。
突尼斯是一个中产阶级发育较成熟、民众受教育程度较高、公民社会相对发达的阿拉伯国家。历史上突尼斯深受法国殖民文化作用，精英阶层对西方民主和政治认知度较高，熟悉西方的游戏规则，所以嫁接西式民主具有一定的便利。比如，突尼斯国立行政学院的相关人员都必须定期到法国的国立行政学院接受培训，也就是说，迈入精英阶层的那些突尼斯人必须接受法国严格的科班教育。美国在中东有所收缩后，欧洲尤其是法国在北非地区非常积极。法国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过程中充当了急先锋，现在又在积极扶持突尼斯。2017年7月5日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问了突尼斯，承诺在原有15亿欧元的基础上追加5亿的援助。而7月4日正是突尼斯的国庆日，奥朗德此时访问突尼斯就是要彰显法国在北非的影响和作用。我感觉突尼斯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在这个地区培育民主楷模的试验田。 而埃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在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中的领袖地位，其国家和社会中蕴含着浓厚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政治传统，民族自觉意识较高，加上中产阶级力量薄弱，阶层、教派、族群矛盾比较深，人口和社会负担太沉重，所以国家转型比较艰辛。
唐志超：
我感觉现在讨论“突尼斯模式”没有多大的意义，也千万别过早地做总结。突尼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没有多大的代表性。突尼斯现在的“成功”只能说是“阿拉伯世界微弱的曙光”。阿拉伯地区国家发展有三大特性：一是不确定性，内外干扰因素太多;二是反复性，别看突尼斯现在发展得比较顺利，之前比突尼斯发展得好的国家也不少，现在照样一团乱麻;三是联动性，突尼斯在地区形势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能一枝独秀下去吗？看看突尼斯旁边的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一个个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中东的动荡漩涡中。
对“阿拉伯之春”或者是阿拉伯世界的未来发展来讲，埃及的指标性意义比突尼斯更有价值。塞西上台的意义，一方面是埃及重回威权时代，另一方面则是埃及在一定程度抛弃了西方的发展路子，意识形态上的重新确立。从穆尔西到塞西，均在上任后访华，背后反映的是对中国模式的认可。虽然塞西和穆巴拉克一样都是军方出身，但是现在的埃及和四年前的埃及还是不一样的，至少现在埃及社会相对活跃，比如民众自由在增加，青年人机会增多。 成功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唐志超：
阿拉伯国家要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适合的新制度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伊斯兰教必须有一场深刻的变革，也许是一场类似于欧洲宗教改革那样的变革。就像刚才牛所长所说的，阿拉伯世界要解决伊斯兰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阿拉伯社会必须进行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也许是一场启蒙运动。我个人认为，从全球来讲，现在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起之秀也在奋起直追，但是阿拉伯国家大多还停留在前工业化阶段，想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是不可能的。
若 木：
我同意唐老师说的这两点条件。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社会确实都需要一场变革。外界对阿拉伯世界应该多点耐心，多给他们一些时间。
我个人认为，阿拉伯国家的政权中加入伊斯兰的正能量因素对其社会的发展没有坏处。伊斯兰政党上台也不一定就是“洪水猛兽”，像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埃及的穆兄会其实都是比较温和的。那种将所有伊斯兰主义者都视为问题，主张遏制他们参与政治，甚至将其完全摒除于政治之外的做法十分危险，因为对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加以妖魔化和边缘化只会逼迫他们变得激进极端。 2017年12月22日，叙利亚“自由斗士”武装人员支援伊拉克库尔德人在伊拉克辛贾尔地区抵抗“伊斯兰国”。库尔德人是打击“伊斯兰国”的主要力量。
供图/东方IC “伊斯兰国”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唐志超：
从目前形势来看，作用阿拉伯世界发展和局势演变的最主要因素有四点。一是美国的战略东移，美国不愿意在中东投入，迫不急待想跟伊朗达成协议，也不愿意在叙利亚动武。二是乌克兰危机，直接关系到俄美在中东尤其是叙利亚问题、伊核问题上的博弈。三是高油价时代的结束，有人说现在的石油价格战有针对俄罗斯或者伊朗的意思，但是从海湾地区来讲，这几年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油价换来的石油美元。如果油价长期走低，意味着石油美元将减少，不仅对沙特王室的作用很大，而且对沙特和伊朗的关系、伊核谈判都会有直接作用。四是“伊斯兰国”，关于这个极端组织，现在的局面是人人喊打、但没有人人追打。美国不愿意出大力去收拾它，现在主要靠库尔德人、伊拉克政府军、叙利亚政府军以及海湾一些国家去应对。但这些国家和组织对“伊斯兰国”的看法有很大分歧，本身军事力量也不足以击垮“伊斯兰国”。“伊斯兰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组织本身有多少人、能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实体、会不会坐大，而在于它给地区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牛新春：
为什么收拾不了“伊斯兰国”呢？我觉得“伊斯兰国”是中东政治矛盾中的冰山一角，现在大家都在打露出水面的那一角，但整个冰山是打不掉的，都藏在下面呢。
过去差不多100年间，伊斯兰势力处于“潜藏”状态，即使在沙特这样的海湾国家，伊斯兰势力也一直被压制，在埃及这样的共和制国家就更不用说了。“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政治伊斯兰迅速崛起，伊斯兰政党在一些国家登台执政，但后来穆兄会被打下去，突尼斯的政治伊斯兰势力也风光不再。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斯兰国”的崛起是整个伊斯兰势力被遏制多年的一个结果。虽然支持“伊斯兰国”的人极少，但是同情它并认为伊斯兰应该在政治中发挥更大影响的人有相当数量。中东很多国家普遍面临经济结构单一、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年轻人没有出路，很容易转投极端组织的怀抱。而且就像前面提到的――阿拉伯政府普遍亲美、阿拉伯人民普遍反美，而“伊斯兰国”是反美的，也契合了很多人的意识形态需要。
此外，“伊斯兰国”又是中东政治角力跟教派斗争的一个产物。比如，美国是想铲除“伊斯兰国”，但同时又不想让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从中得利。沙特现在也要打“伊斯兰国”，但是又不想让伊朗得利。说到底，要想彻底打击“伊斯兰国”，美国要么大规模出动地面部队，要么改变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对叙政策。这两个选项目前看来几乎都不可能，所以“伊斯兰国”问题很可能会继续拖下去。当然，“伊斯兰国”也很难变得更强大，它的扩张期已经过了。现在西方最担心的应该是“伊斯兰国”对外部世界的作用。从历史经验来看，“伊斯兰国”恐怖势力迟早会对世界形成比较大的威胁。就像“基地”组织一样，本・拉登虽然被消灭了，但是全球“基地”化。 美国“再平衡”中东？
唐志超：
现在随着伊核谈判的推进以及国际形势的演变，一些国家、尤其是沙特和以色列开始担忧美国可能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进而“放虎归山”，因为伊朗非常有“野心”，而且非常有实力。
从总体而言，这几年伊朗在中东确实越来越得势。“阿拉伯之春”刚开始的时候，伊朗也是紧张了一把，国内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苗头。但是这两年伊朗正好抓住了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机会，趁机扩大了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到海湾地区的作用力。这几年美国一方面在中东战略收缩，另一方面则实施某种意义上的“中东再平衡”政策。我记得去年初《纽约客》上刊登了一篇对奥巴马的专访，他表示要调整和修复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是把伊朗的地位抬高了。我个人对伊核谈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主要是因为美伊双方都想要这个协议。对奥巴马而言，这可能是其中东外交唯一的遗产。而对伊朗而言，与奥巴马政府达成协议，可能是其缓解经济困苦、成就“新伊朗”的最好机会。如果伊核谈判真的谈成了，美国和伊朗关系缓和了，那伊朗将在地区起什么样的影响，确实不好说。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时人们将看到一个“新伊朗”。 阅读链接：欧洲宗教改革
牛新春：
伊朗问题确实涉及美国对中东政策的调整。从历史上看，在阿以冲突中，美国是站在以色列一边反对阿拉伯国家;在伊朗跟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中，美国又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反对伊朗。其实，这样的选边站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战略负担过重。对美国来讲，比较理想的情况是让中东几大力量――突厥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形成一个平衡的结构，美国发挥离岸平衡的影响，这样美国的战略负担减轻了，也能保持在该地区的作用力。但是美国要实现这个理想状态，就得缓和阿拉伯与以色列、沙特与伊朗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奥巴马上台后竭力推进三大和谈：一个是叙利亚和谈，以缓和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是伊核问题谈判;第三个是巴以和谈。这三个问题都涉及中东的根本性矛盾。但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叙利亚和谈与巴以谈判都失败了，硕果仅存的就剩伊核谈判。如果伊核谈判真的能解决伊核问题，那就彻底解决了伊朗在中东政治中的地位问题，那中东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的判断是，美国不会走到这一步，也走不到这一步。因为要彻底解除对伊朗制裁，首先在美国国内就通不过，其次会遭到中东盟友的激烈反对。但是美伊双方又都不愿意退回到谈判之前的状态，因为退回去同样对谁都不利。所以最大的可能还是拖下去。美国人自己都说了，中东这块烫手的山芋会以更高的温度传到下一任总统手上。
我觉得，在过去四年，无论是“阿拉伯之春”的演变，还是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变化，为这个地区乃至外部世界提供了三条宝贵的经验教训：首先，关于执政者来说，停滞不前、不改革只会死路一条;其次，关于人民群众来说，革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特别是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革命，只能制造疯狂;第三，照搬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是行不通的。那么，什么样才是最好的道路呢？那就是渐进式改革，在维持稳定的情况下改革是最佳的道路。这就是塞西上台后访问中国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的发展路径可能是埃及所需要的。 阅读链接：欧洲宗教改革
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被认为是欧洲社会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关于推动近代欧洲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当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西欧已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民族国家开始发展起来，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反封建、反神权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下层民众反对天主教高级教士和教会榨取教众钱财、生活奢侈腐败;市民阶级反对教会垄断信仰、要争取信仰自主性;而国王和诸侯们则希望将政权凌驾于教权至上。这三种力量最终推动了宗教改革的进程，从三个方向完成了相应的改革任务：以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为代表的新教反叛运动、由世俗君主发动和领导的国教化运动以及来自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总体而言，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教会对欧洲的大一统神权统治局面，通过改革建立了适应民族国家发展或资产阶级兴起的教会。此外，宗教改革运动还从基本教义、教会责权以及教俗关系等方面对正统的天主教会进行了改革，进一步释放和弘扬了文艺复兴以来不断发展的人文主义精神，加速了基督教个人主义的崛起，同时也推动了基督教本身的近代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