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丛林政治 阿拉伯国家权力更替[阿拉伯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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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政治 阿拉伯权力更替
一、问题的提出：阿拉伯政治权力更替的“丛林政治”特性。
对局外人来说，阿拉伯政治宛如雾里看花，充满了神秘性和非理性。2017年中东动荡，使外界进一步领略到阿拉伯政治的独特性。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内容。在这一问题上，阿拉伯政治最明显特征，就是权力更替的“丛林法则”。“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夺取或失去权力是通过非常激烈、而非温和的方式完成的。”换句话说，这些国家不仅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领导人获取权力基本靠暴力手段，而且也是“枪杆子里保政权”，权力更替仍要通过革命、政变等暴力方式。 在上世纪50-60年阿拉伯世界曾掀起政权更替潮：1952年埃及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1958年伊拉克卡塞姆推翻费萨尔王朝（后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取代）；1969年利比亚卡扎菲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等。无论是埃及的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还是叙利亚的阿萨德和也门的萨利赫，都是军人出身。军队支持成为领导人获得权力的基本保障。 而当权者一旦掌权权力，往往贪权恋栈。“不管是总统还是国王，都至死不放权力，很少例外。选举仅是个笑话。” [1]在阿拉伯世界，且不说君主制国家，在共和国制国家中，终身执政乃至家族世袭现象十分普遍。截止到2017年中东剧变时，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已连续执政23年，埃及穆巴拉克超过30年，也门萨利赫33年，利比亚卡扎菲更是执政长达42年。在正常情况下，唯有自然死亡，才能终结一个总统的政治统治。[2] “你不打，他就不倒”，因此中东权力更替只能通过军事政变、民众革命、外来入侵等暴力方式完成。在历史上，苏丹的尼迈里自1969年军事政变上台后长期执政，直到1985年被新的政变推翻；突尼斯的布尔吉巴自1956年该国独立就担任总统，此后3次连任，并在1975年当选“终身总统”，直到1987年因政变辞职，由本·阿里继任，而后者同样长期执政，直到2017年被赶下台。在伊拉克，卡塞姆自1958年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后的十年间，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各派力量较量激烈，曾发生过大大小小十几次政变、未遂政变及武装起义，直到1968年阿里夫政权被推翻，贝克尔领导的复兴党当政。而萨达姆又在1979年强行从贝克尔手中夺过权力，直至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中被推翻。 而在当前中东的权力更替，同样体现出这点。突尼斯、埃及领导人都是在众叛亲离、局势无法收拾时，才黯然下台。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领导人为维系权力，不惜鱼死网破，动用“铁血手段”：卡扎菲出动雇佣军镇压民众抗议，使抗议迅速演变为流血冲突，并招来英法持续空袭，国内转瞬战火纷飞。叙利亚政府自3月爆发抗议后，同样动用军队镇压，迄今已造成上千人死亡。也门从1月15日（即突尼斯本·阿里出逃第二天）就出现民众抗议，但萨利赫软磨硬顶，死活不肯让出总统宝座，还三次拒签海合会提出的危机解决方案，使也门成为“中东波”中动荡时间最长的国家。反对派最终还是靠“用枪杆子说话”，6月3日炮击总统府，才迫使萨利赫负伤外逃。即便如此，阿拉伯语论文范文，萨利赫仍屡次扬言很快回来。 阿拉伯领导人在权力更替问题上表现出的超常执迷和不惜血本，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理解的范围。这种现象委实值得琢磨。
二、理解阿拉伯政治运行的三大内在逻辑 中东政治更替暴力色彩十足，固然与权力本身的稀缺性有关，但更是阿拉伯政治特定的“游戏规则”使然。阿拉伯政治运行，主要遵循三大政治传统。
（一）宗派主义传统。在多数阿拉伯国家，部族、族裔、教派等传统因素，迄今仍是维系民众间关系的主要纽带。[3]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使宗派主义在阿拉伯人观念中根深蒂固。[4]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这种传统观念的形成，与贝都因人特定的生存环境有关。生活在沙漠中的贝都因部族，主要受到两个压倒性事实支配：第一，由于水和放牧资源有限，以致“每个人都不得不像狼一样，准备靠牺牲其他部落，来求得自身的生存。……这就意味着每个人既是猎人，同时又是被捕食的猎物。[5]第二，在沙漠里，当部族之间为了生存而采取掠夺行为时，由于没有外部调解者和仲裁机构，求生存的唯一措施，“就是让其他的人们知道，假若他们在任何方面侵犯了你，你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而且是高昂的代价。”[6]在这种情况下，血缘关系必须在其他一切义务之前受到尊重。 “个人一旦与家庭、部落、教派等断绝关系，将根本无法生存。而现代国家不仅不能为这些人提供取代传统群体认同的替代物，而且统治者也经常将其作为镇压和迫害的依据。因此，个人的道德感仅限于小群体范围，而不是更大范围的社会。”[7]阿拉伯世界由于没有经历过工业化进程，因此未能把部族整合为有凝聚力共同体，因此使这种部族主义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国家作为一种合法化手段，实际是民族主义掩盖之下的部族主义的复活。”[8] 这种基于部族结构形成的宗派主义，习惯性地将外部世界划分为“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两大范畴，并由此奉行两套完全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在部族内部（即“熟人社会”），对同族人无止境、无条件的忠贞，认为“本氏族或本部落自成单元，能独立生存，至高无上。” 与此同时，对部族之外的世界（即“陌生人社会”）则毫无同情，“把其他一切氏族或部落当做自己的合法的牺牲品，可以任意地加以掠夺或杀害。”[9] 这种宗教主义/部族主义传统，使阿拉伯人形成了一种“同心圆式”的政治认同理念：其忠诚对象总是沿着“家庭—部族—部落联盟—国家”的方向依次外扩，越往外忠诚度越差，感情越淡漠。阿拉伯人有句俗语：“我和我的兄弟反对我们的表兄弟，我和我的兄弟及我的表亲反对陌生人。”[10]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根据血缘、地域来确定情感轻疏的特性。很显然，这种部族主义对国家这个“大共同体”缺乏足够信任。例如在部族传统根深蒂固的也门，尽管也门人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及反对外族入侵斗争，形成的“我们”反对“他们”意识，但仍难以接受“主权国家”概念，特别是在部落和边远地区。对他们来说，政府仅仅是那些掌握权力，并用其损害国家的政治精英的同义语。部落成员既不相信政府意图，也不关心政府决策。[11] 在正常状态下，只有当国民的认同对象聚集于主权国家本身时，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实现国家与民众力量的有机融合。而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的国家认同淡漠，以及对其他部族、教派缺乏信任感，使这些国家很难形成正常的政治更替机制，并容易导致领导人政治行为短期化。“在缺乏政治共同体感的政治落后的社会中，每个领袖、个人、集团皆在追逐或被看作在追逐自己眼前的物质目标，……而置更广泛的公益于不顾。” [12]尤其在那些包含多个部族和教派、高度异质化的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黎巴嫩等），这种宗派/部族主义对政治生活的负面效应尤为明显。
一方面，容易导致家族政治、任人唯亲和裙带资本主义。“同心圆式”的宗派主义传统，决定了当权者在分配权力和财富时，总是优先照顾本部族或教派利益，“提拔主要基于部落和家庭血缘，阿拉伯语毕业论文，军队中最重要的职位，总是被那些与领导人有血缘关系或个人亲密关系的人所占据。”[13]如伊拉克国内主要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大教派/民族，萨达姆统治主要倚重占人口20%的逊尼派，特别是提特里克家乡的人；叙利亚境内居民14%信奉基督教，85%信奉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徒中逊尼派占80%，什叶派占20%，阿萨德家族来自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约占全国人口的11.5%），该国政府、军队、情报等要害位置基本由阿拉维派把持。利比亚境内有上百个部落，其中主要有4个：麦格拉、阿里·祖瓦亚、瓦法拉和卡达法。而卡扎菲精锐武装乃至贴身卫队，均来自自己所属的卡达法部落，石油利益也主要向本部族倾斜，位于东部、人口最多的瓦法拉部落，则长期被冷落。也门约有200个大部落，主要分为四
大部落联盟：哈希德、贝克尔、哈卡和穆兹哈。萨利赫之所以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成为总统，正是因为他来自也门势力最强的“哈希德”部落联盟（该部落联盟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必要时可动员10万人以上武装力量）。 同时，这种“同心圆式”政治思维，还导致家族政治和裙带风盛行。如也门总统萨利赫任人唯亲，其侄子阿马尔是也门负责国家安全的副指挥官；另一个侄子雅赫亚担任中央安全部队兼反恐部门司令；第三个侄子塔里克是总统卫队指挥官；其同父异母的兄弟是也门空军司令。萨利赫还试图让其儿子艾哈迈德继任总统，并大力提拔那些拥护他儿子继位的领导人。卡扎菲虽号称“人民领袖”，自身也算廉洁，但在权力、利益分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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