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丛林政治 阿拉伯国家权力更替[阿拉伯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阿拉伯语论文 责任编辑:艾米尔更新时间:2017-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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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政治 阿拉伯权力更替

  一、问题的提出:阿拉伯政治权力更替的“丛林政治”特性。  
对局外人来说,阿拉伯政治宛如雾里看花,充满了神秘性和非理性。2017年中东动荡,使外界进一步领略到阿拉伯政治的独特性。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内容。在这一问题上,阿拉伯政治最明显特征,就是权力更替的“丛林法则”。“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夺取或失去权力是通过非常激烈、而非温和的方式完成的。”换句话说,这些国家不仅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领导人获取权力基本靠暴力手段,而且也是“枪杆子里保政权”,权力更替仍要通过革命、政变等暴力方式。  在上世纪50-60年阿拉伯世界曾掀起政权更替潮:1952年埃及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1958年伊拉克卡塞姆推翻费萨尔王朝(后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取代);1969年利比亚卡扎菲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等。无论是埃及的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还是叙利亚的阿萨德和也门的萨利赫,都是军人出身。军队支持成为领导人获得权力的基本保障。  而当权者一旦掌权权力,往往贪权恋栈。“不管是总统还是国王,都至死不放权力,很少例外。选举仅是个笑话。” [1]在阿拉伯世界,且不说君主制国家,在共和国制国家中,终身执政乃至家族世袭现象十分普遍。截止到2017年中东剧变时,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已连续执政23年,埃及穆巴拉克超过30年,也门萨利赫33年,利比亚卡扎菲更是执政长达42年。在正常情况下,唯有自然死亡,才能终结一个总统的政治统治。[2]   “你不打,他就不倒”,因此中东权力更替只能通过军事政变、民众革命、外来入侵等暴力方式完成。在历史上,苏丹的尼迈里自1969年军事政变上台后长期执政,直到1985年被新的政变推翻;突尼斯的布尔吉巴自1956年该国独立就担任总统,此后3次连任,并在1975年当选“终身总统”,直到1987年因政变辞职,由本·阿里继任,而后者同样长期执政,直到2017年被赶下台。在伊拉克,卡塞姆自1958年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后的十年间,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各派力量较量激烈,曾发生过大大小小十几次政变、未遂政变及武装起义,直到1968年阿里夫政权被推翻,贝克尔领导的复兴党当政。而萨达姆又在1979年强行从贝克尔手中夺过权力,直至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中被推翻。  而在当前中东的权力更替,同样体现出这点。突尼斯、埃及领导人都是在众叛亲离、局势无法收拾时,才黯然下台。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领导人为维系权力,不惜鱼死网破,动用“铁血手段”:卡扎菲出动雇佣军镇压民众抗议,使抗议迅速演变为流血冲突,并招来英法持续空袭,国内转瞬战火纷飞。叙利亚政府自3月爆发抗议后,同样动用军队镇压,迄今已造成上千人死亡。也门从1月15日(即突尼斯本·阿里出逃第二天)就出现民众抗议,但萨利赫软磨硬顶,死活不肯让出总统宝座,还三次拒签海合会提出的危机解决方案,使也门成为“中东波”中动荡时间最长的国家。反对派最终还是靠“用枪杆子说话”,6月3日炮击总统府,才迫使萨利赫负伤外逃。即便如此,阿拉伯语论文范文,萨利赫仍屡次扬言很快回来。  阿拉伯领导人在权力更替问题上表现出的超常执迷和不惜血本,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理解的范围。这种现象委实值得琢磨。  
二、理解阿拉伯政治运行的三大内在逻辑  中东政治更替暴力色彩十足,固然与权力本身的稀缺性有关,但更是阿拉伯政治特定的“游戏规则”使然。阿拉伯政治运行,主要遵循三大政治传统。  
(一)宗派主义传统。在多数阿拉伯国家,部族、族裔、教派等传统因素,迄今仍是维系民众间关系的主要纽带。[3]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使宗派主义在阿拉伯人观念中根深蒂固。[4]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这种传统观念的形成,与贝都因人特定的生存环境有关。生活在沙漠中的贝都因部族,主要受到两个压倒性事实支配:第一,由于水和放牧资源有限,以致“每个人都不得不像狼一样,准备靠牺牲其他部落,来求得自身的生存。……这就意味着每个人既是猎人,同时又是被捕食的猎物。[5]第二,在沙漠里,当部族之间为了生存而采取掠夺行为时,由于没有外部调解者和仲裁机构,求生存的唯一措施,“就是让其他的人们知道,假若他们在任何方面侵犯了你,你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而且是高昂的代价。”[6]在这种情况下,血缘关系必须在其他一切义务之前受到尊重。 “个人一旦与家庭、部落、教派等断绝关系,将根本无法生存。而现代国家不仅不能为这些人提供取代传统群体认同的替代物,而且统治者也经常将其作为镇压和迫害的依据。因此,个人的道德感仅限于小群体范围,而不是更大范围的社会。”[7]阿拉伯世界由于没有经历过工业化进程,因此未能把部族整合为有凝聚力共同体,因此使这种部族主义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国家作为一种合法化手段,实际是民族主义掩盖之下的部族主义的复活。”[8]  这种基于部族结构形成的宗派主义,习惯性地将外部世界划分为“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两大范畴,并由此奉行两套完全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在部族内部(即“熟人社会”),对同族人无止境、无条件的忠贞,认为“本氏族或本部落自成单元,能独立生存,至高无上。” 与此同时,对部族之外的世界(即“陌生人社会”)则毫无同情,“把其他一切氏族或部落当做自己的合法的牺牲品,可以任意地加以掠夺或杀害。”[9]  这种宗教主义/部族主义传统,使阿拉伯人形成了一种“同心圆式”的政治认同理念:其忠诚对象总是沿着“家庭—部族—部落联盟—国家”的方向依次外扩,越往外忠诚度越差,感情越淡漠。阿拉伯人有句俗语:“我和我的兄弟反对我们的表兄弟,我和我的兄弟及我的表亲反对陌生人。”[10]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根据血缘、地域来确定情感轻疏的特性。很显然,这种部族主义对国家这个“大共同体”缺乏足够信任。例如在部族传统根深蒂固的也门,尽管也门人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及反对外族入侵斗争,形成的“我们”反对“他们”意识,但仍难以接受“主权国家”概念,特别是在部落和边远地区。对他们来说,政府仅仅是那些掌握权力,并用其损害国家的政治精英的同义语。部落成员既不相信政府意图,也不关心政府决策。[11]   在正常状态下,只有当国民的认同对象聚集于主权国家本身时,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实现国家与民众力量的有机融合。而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的国家认同淡漠,以及对其他部族、教派缺乏信任感,使这些国家很难形成正常的政治更替机制,并容易导致领导人政治行为短期化。“在缺乏政治共同体感的政治落后的社会中,每个领袖、个人、集团皆在追逐或被看作在追逐自己眼前的物质目标,……而置更广泛的公益于不顾。” [12]尤其在那些包含多个部族和教派、高度异质化的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黎巴嫩等),这种宗派/部族主义对政治生活的负面效应尤为明显。  
一方面,容易导致家族政治、任人唯亲和裙带资本主义。“同心圆式”的宗派主义传统,决定了当权者在分配权力和财富时,总是优先照顾本部族或教派利益,“提拔主要基于部落和家庭血缘,阿拉伯语毕业论文,军队中最重要的职位,总是被那些与领导人有血缘关系或个人亲密关系的人所占据。”[13]如伊拉克国内主要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大教派/民族,萨达姆统治主要倚重占人口20%的逊尼派,特别是提特里克家乡的人;叙利亚境内居民14%信奉基督教,85%信奉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徒中逊尼派占80%,什叶派占20%,阿萨德家族来自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约占全国人口的11.5%),该国政府、军队、情报等要害位置基本由阿拉维派把持。利比亚境内有上百个部落,其中主要有4个:麦格拉、阿里·祖瓦亚、瓦法拉和卡达法。而卡扎菲精锐武装乃至贴身卫队,均来自自己所属的卡达法部落,石油利益也主要向本部族倾斜,位于东部、人口最多的瓦法拉部落,则长期被冷落。也门约有200个大部落,主要分为四
大部落联盟:哈希德、贝克尔、哈卡和穆兹哈。萨利赫之所以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成为总统,正是因为他来自也门势力最强的“哈希德”部落联盟(该部落联盟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必要时可动员10万人以上武装力量)。  同时,这种“同心圆式”政治思维,还导致家族政治和裙带风盛行。如也门总统萨利赫任人唯亲,其侄子阿马尔是也门负责国家安全的副指挥官;另一个侄子雅赫亚担任中央安全部队兼反恐部门司令;第三个侄子塔里克是总统卫队指挥官;其同父异母的兄弟是也门空军司令。萨利赫还试图让其儿子艾哈迈德继任总统,并大力提拔那些拥护他儿子继位的领导人。卡扎菲虽号称“人民领袖”,自身也算廉洁,但在权力、利益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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