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以来，以突尼斯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推翻为肇始，一场大规模民众反政府运动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审视这些被埋葬的政权，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均属共和制的世俗权威主义政权。君主制阿拉伯国家，则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平稳过关。于是，评论家将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称为“阿拉伯世界的稳定之锚”。的确，君主制阿拉伯国家能够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独善其身，阿拉伯语毕业论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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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国何以独善其身
共和制阿拉伯国家之所以群体性陷入动乱，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政权丧失了政治合法性。马克斯・韦伯指出，“如果没有合法性，一个统治者，一个政权或者政府体系就很难得到处理冲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关于长期的稳定和良好的统治是至关重要的。”无论突尼斯、埃及，还是利比亚，前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被统治国家数十年之久的领导人，以及僵化的体制损耗殆尽。民生凋敝、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迷失、领导人企图父业子承引发的政治继承危机，成为压弯阿拉伯“克里斯玛式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反观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尚存。
韦伯将政治合法性划分为合理型、传统型和克里斯玛（魅力）型三种类型。与阿拉伯克里斯玛式政权不同，在君主制阿拉伯国家，政治合法性属于传统型，即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其中源于宗教的合法性最为重要。倭马亚王朝以来，宗教一直是伊斯兰国家政权利用的工具。“统治者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等忠君思想成为伊斯兰政治思想的主流。叙利亚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凯瓦基比指出，“伊斯兰国家的威权统治建立在一种宗教心理结构之上，在这个结构中统治者体现安拉的意志，安拉和素丹之间没有区分”。为了给统治赋予宗教合法性，摩洛哥阿拉维王朝的国王将家谱追溯到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以凸显其圣裔的身份。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为自己选择了“穆民的首领”的称号，并恢复了哈里发国家的“拜阿”（意为宣誓效忠）仪式。沙特国王法赫德为自己选择了“两圣寺的仆人”的称号，显示其伊斯兰盟主的地位。约旦王室在国名上加上“哈希姆”（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名）一词，以彰显其圣裔身份。在沙特等君主制国家，国王或埃米尔至今被认为是“主事人”，说明“敬主―忠君―秩序”的政治文化至今仍是阿拉伯君主国的主流价值。
以沙特为例，作为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其合法性来源既包括沙特家族建立现代国家带来的合法性，也包括宗教合法性。1744年，伊本・沙特与瓦哈比派创始人阿卜杜・瓦哈卜结盟，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形成共生共荣的关系，瓦哈比派教义成为沙特的官方宗教。王室与代表瓦哈比教派的宗教学者（乌莱玛）委员会，分别掌管行政和宗教。然而，“乌莱玛”对政治的作用也十分有限，阿拉伯语专业论文，成为王室增加合法性的工具。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乌莱玛”对是否邀请外国军队进入沙特产生分歧。为掩盖分歧，沙特官方电视台3天后才向全国公布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新闻。最终，反对驻军的“乌莱玛”被压制，支持王室的“乌莱玛”发布一条“法特瓦”（宗教判令），宣布外国驻军沙特符合伊斯兰教法。
其次，阿拉伯君主国独特的经济模式构成王室统治的经济基础。伊朗学者马赫达维于1970 年提出“地租型国家”的概念。他认为石油收入的“地租性”使产油国成为“地租型国家”。在海湾产油国，由于石油收入由国家控制，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而无需依靠税收维持政府运转，也无需接受公民监督和质询。不仅如此，政府还有能力向公民提供高福利，扮演“施与者”的角色。美国学者鲁西安尼把国家分为“分配型国家”和“生产型国家”，他认为，“40%以上的收入来源于石油或外部资源，而且开支占GDP 的相当比例的国家是分配型国家”。阿拉伯君主国基本上都属于分配型国家，即使摩洛哥、约旦等石油资源贫乏的国家，也依赖磷酸盐、旅游、侨汇等同样具有地租性的收入。大量的石油收入使中东产油国无需依赖税收便可维持政府运转。许多产油的阿拉伯君主国不对公民征税，甚至根本不设税务部门，形成“不纳税，无代表”的现象。
在这次动乱中，富裕的海湾君主国在应对民众要求方面，显得底气十足。作为“分配型国家”，高涨的油价使它们可以拿出大笔石油美元分配给民众，平息民怨。科威特是第一个“破财免灾”的国家，王室拿出2.3亿第纳尔（约合8.4亿美元），向全体国民免费发放14个月的食品供应券。巴林王室向每户居民发放1000第纳尔（约合2650美元）。最大的礼包是沙特王室送出的，2月18日，在国外治病归来的阿卜杜拉国王电视讲话，向国民送出总额达1300亿美元的“大礼包”。国王在讲话中不无自豪地表示，沙特政府拥有4500亿美元的可支配现金，拟将其用于改善民生。
再次，部落等原生态组织维系王室统治。在君主制阿拉伯国家，部落在政治中的影响举足轻重。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把海湾阿拉伯国家称为“挂国旗的部落”（tribes with flags）。摩洛哥学者贾比里指出：“沙特家族统治建立和得以延续的三大因素是部落、战利品和信仰。其中部落是沙特政治制度的核心，战利品分配是沙特王室统治的政治经济学特征，而信仰则为家族统治提供了合法性。”约旦王室也仰仗约旦河东岸部落维持统治。中东动乱刚起，势力强大的东部部落便向巴勒斯坦裔的拉尼娅王后发起猛烈抨击。阿卜杜拉二世为安抚部落势力，任命来自东部部落的巴希特为首相。
巴林动乱挑动君主国敏感神经
尽管阿拉伯君主国并未发生伤筋动骨的叛乱或最高领导人更迭，但反政府运动的汹涌波涛，还是使阿拉伯王室面临空前的危机。巴林、摩洛哥、约旦等国均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其中被教派矛盾撕裂的巴林，受到的冲击最大。巴林王室哈利法家族属逊尼派，但什叶派占巴林人口的约70%，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畸形政治结构。长期以来，什叶派受到压制，处于无权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远不如逊尼派，什叶派甚至被剥夺了参军的资格，担任政府高官者也寥寥无几。巴林王室还利用允许非什叶派外国人入籍，企图逐步改变人口结构。
什叶派积郁已久的怒火，终于被突尼斯和埃及的变革点燃。大批民众拥向麦纳麦市中心的珍珠广场，要求国王的叔父――建国以来一直担任首相的哈利法下台，部分示威者甚至喊出了推翻王室的口号。面对前所未有的执政危机，巴林王室在与民众对话和武力弹压之间摇摆不定。当示威愈演愈烈，开始危及王室统治时，哈利法家族决定向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巴林）求援。3月14日，海湾大军通过连接巴林和沙特的跨海大桥进入巴林，拯救风雨飘摇的哈利法家族。此举是海合会成立30年来首次调动其安全部队――“半岛之盾”。根据海合会共同防御条例，“半岛之盾”旨在抵御外敌侵略。然而，这支部队首次出征的使命却是应对一个成员国的民众抗议。
沙特不惜动用“半岛之盾”前往巴林维稳，是因为巴林是沙特的“后花园”，两国关系十分紧密。沙特石油主产区的东部省是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地，巴林的动乱如果不被及时遏制，则可能蔓延至沙特，使王室统治面临威胁。沙特的另一个担心是巴林什叶派一旦上台，将投靠同为什叶派的伊朗。因此，沙特将巴林视为防波堤，不能容忍巴林继续乱下去。通过此番武装干涉，海湾王室建立了一个以教派和家族统治为基础的“神圣同盟”，剑指波斯湾对岸的伊朗。
海合会组建“神圣同盟”的步伐并未就此停住。5月10日，海合会在利雅得峰会上宣布欢迎约旦和摩洛哥加入海合会，约旦已正式启动了“入海”谈判。海合会成立30年来，始终紧锁大门，从未扩编。同处阿拉伯半岛的也门，10年前便申请“入海”，至今未能如愿。海合会这次一反常态，主动邀请两个海湾以外的君主制国家加入，其建立阿拉伯“君主国俱乐部”的意图昭然若揭，一个“阿拉伯君主国俱乐部”在这场运动的风雨中呼之欲出。
除了政体和教派相同，摩洛哥和约旦与海合会成员国几乎不具有任何结盟的理由。海合会匆忙推出扩容方案，目的有二：一是拉拢阿拉伯君主国“抱团取暖”，共同应对统治危机。民众抗议示威浪潮在同种文化和同种政治制度国家的传导效应决定了，只要有一个阿拉伯王室倒下，就将成为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动乱将不可避免地蔓延至其他君主国，掀起运动的第二波――旨在推翻王室统治的“革命”。阿拉伯媒体不无讽刺地说，海合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变成了“海湾抵御革命俱乐部”（Gulf Counter-Revolutionary Club）。此外，穆巴拉克的悲惨结局让阿拉伯君主们不寒而栗，他们认识到，在民主浪潮袭来时，他们也会像穆巴拉克那样，被美国人抛弃。二是联手抗衡伊朗。在伊朗崛起引发的安全困境下，海合会国家充满危机感。约旦和摩洛哥这两个反伊朗的“急先锋”，此时便成为海合会拉拢的首选对象。2004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公开表示，中东地区正在兴起一个从伊朗延伸至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带”，约旦还派兵参加了海合会在巴林的“维稳”行动。摩洛哥则走得更远，2017年干脆与伊朗断交。
阿拉伯王室何去何从
一战之前的400年里，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被奥斯曼帝国统治，是帝国的各个行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瓦解后，阿拉伯世界出现多个王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王室被推翻，共和制世俗民族主义政权取而代之。上世纪70年代初，海湾君主国摆脱英国委任统治后，一些在当地统治时间较长、势力较大的家族陆续宣布建立君主国。
目前，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8个君主制国家，即海合会6个成员国，以及约旦和摩洛哥。其中，约旦哈希姆王国由原汉志酋长侯赛因・阿里的次子阿卜杜拉于1946年建立，沙特王国由原内志酋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在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于1932年成立；卡塔尔自1846年起便由来自亚比林绿洲的萨尼家族管理，科威特自1756年起便由来自内志的萨巴赫家族管理，摩洛哥自1660年起便由阿拉维家族统治。
8个阿拉伯君主国尽管开展现代化建设卓有成效，但均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国王和王室依旧大权在握。在此次巨变前，除海合会国家之间一体化进程卓有成效外，阿拉伯君主国之间并不存在特殊关系和紧密合作，相互之间甚至因领土或其他问题发生争端，如约旦与卡塔尔多年交恶，巴林与卡塔尔也一度不睦。此外，阿拉伯王室之间也鲜有欧洲王室那样的通婚现象。
这次运动的强大冲击波，让阿拉伯君主国不寒而栗，开始考虑如何延续数百年的王室基业。同为产油国的利比亚，为海湾王室树立了一个鲜活的反面教材，说明石油美元也不能确保王室统治千秋万代。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的问题，在君主国同样存在。非产油国约旦、摩洛哥，以及石油储量较少的巴林、阿曼，人口较多的沙特，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民生问题。这些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年龄低于30岁，为就业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挑战。
如果说阿拉伯王室还拥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合法性，那么这种合法性不可能万世永存。因此，王室必须以断尾求生的勇气，大胆改革，将现代性因素融入古老的统治方式中。毕竟，向国民赠送“大礼包”只是权宜之计，建立“君主国俱乐部”，也只是消极自保。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和他们不断提高的政治要求，将是决定王室命运的关键变量。因此，实现君主立宪或许是君主制阿拉伯国家政治改革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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