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伊朗大使刘振堂曾说：“现在很多中国人了解伊朗，或者伊朗人了解中国，主要媒介是第三国媒体。信息传输环节太多，容易导致误解。”确实，如今中国和许多阿拉伯国家缺乏直接深入的接触，彼此印象比较单一刻板。拿近年来经常报道的中东、中亚、北非等地来说，国内观众片面地把这些地区看成恐怖活动频繁的地方，属于高危区域，到这些地区采访、旅游或经商，首要问题就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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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也这么认为。但是，经历了从2017年11月到今年2月随“中阿友好万里行”摄制组对阿拉伯半岛、北非、中亚18个国家的长距离采访，我看到了更加丰满和立体的阿拉伯国家：不再只是沙漠、骆驼、戴头巾的阿拉伯人，以及阿拉伯水烟、红茶和宣礼塔，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战争阴影下的寻常日子
坦率地说，我不是那种刻意想去冒险获得新闻的记者，也不想刻意找些热点新闻来爆料。我之所以想去热点地区采访，一方面是想看看那里人们的常态生活，另一方面则想亲身感受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的魅力。
拿正处在核危机中的伊朗来说，这是我采访的最后一站，我在德黑兰呆了整整两个星期。得知我去伊朗的国内朋友都好心发信息给我，叮嘱我要小心、注意安全，因为他们每天从媒体上看到的消息都是美国正在准备用武力打击伊朗。我也的确抱着有些紧张的心情进入这个国家，但与预期相反，首都德黑兰车水马龙，繁华喧闹。我镜头中的伊朗没有硝烟，也没有强烈的紧张情绪，他们在享受生活，在努力走向开放。
那几天，我恰好赶上伊朗的两个重大节日，其一是传统的阿舒拉节，其二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纪念日。从这两个沸腾的节日中，我亲身感受到了伊朗人的宗教热情与革命热情。
阿舒拉节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穆斯林为哀悼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遇难的重要纪念日。公元680年，遭倭马亚王朝骑兵追击的侯赛因一行在卡尔巴拉全部战死，这天便被定为该派的蒙难日和哀悼日。每年的这天，成千上万什叶派穆斯林都要上街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从今年阿舒拉节头天晚上10点多钟，
到第二天傍晚7点多，我们连续十多个小时跟踪拍摄了德黑兰人度过阿舒拉节的全过程。他们祈祷、欢呼、游行、旁观、表演，沉浸在自己的热情中，似乎外界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发生。我原以为可能会有拍摄阻力，没想到一切顺利，不少人还友好地向我们挥手打招呼。面对镜头，他们也毫无惊异、躲避或者惶恐，反而有些兴奋、激动。人们甚至会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这个节日有多么重要。
后来我们前往霍梅尼陵墓采访时，再度赶上人山人海的沸腾场面。当天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开始的日子，当时的宗教领袖霍梅尼结束14年流亡生活从巴黎返回伊朗，为期10天的伊斯兰革命就此拉开序幕。很多伊朗人纷纷挤到我们的镜头前欢呼雀跃，并热情询问我们对伊朗的印象。当天，由于伊朗总统内贾德将参加活动，清真寺内的保安检查非常严格。但在问明身份后，门口的警卫友好地带着我们进入活动主现场，让我们将纪念活动情景拍了个够。
坦率地说，挤进那些狂热的人群中，我多少有点担心遭遇人体炸弹。如果真的赶上了，就毫无躲避的空间。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这种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那种喧哗、狂热和激情，都只在老纪录片中能看到，但这次我在伊朗又亲身感受了一回。这种状态下的伊朗，只有激情，没有恐惧。到热点地区采访的确会有一定风险，但如果能亲历一辈子难以遭遇的场面，亲身感受这个国家人民的激情和狂热，那的确非常值得。
采访禁忌的变与不变
去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采访，要格外注意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感情，这是个马虎不得的问题。尽管一路上非常在意，但我的一位同事在利雅得的欢迎活动中还是犯了个小错误，为感谢沙特方接待，他端起一杯水想要碰杯。那位沙特朋友友好地说，碰杯的方式在沙特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会让人联想起喝酒的举动。
当然，与这些国家的女性接触更要慎重，这方面的禁忌很多。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开放，不少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女性也远非想像的那样矜持、神秘。比如去伊朗之前，我一直以为那里的女性比较封闭，不料到了德黑兰才发现，女孩子开放多了，她们很少穿传统黑袍，也不用头巾蒙脸，而是穿牛仔裤、风衣和高跟鞋。
我还在一个大型会议上遇到好几个漂亮的伊朗女记者，她们提起问来咄咄逼人。我还在德黑兰书法中心采访了几个学习传统书法的伊朗女孩，她们中有人主动给我E-mail，让我将照片传给她们。当我到德黑兰西部的恺加公园采访时，更是碰到一个开放得让我感觉有些不可思议的女孩。
恺加公园内有个自行车运动中心，建有专门的自行车运动场地和自行车道，阿拉伯语论文范文，德黑兰人假日里会到这里游玩、野餐。当时有个名叫Perisa的女孩走过来主动跟我打招呼，我提出采访她，她说没问题，但让我采访后送她一份礼物，并幽默地说：“那样我看到礼物就会想起你啊！”
我问Perisa学骑车多久了，为什么想学，是不是感觉很难，是否知道中国，Perisa大大方方地回答了这些问题。然后我想拍她骑车的画面，她居然要求我陪她一起骑车，我就借了她男友的车，陪她绕着运动场地转了一圈。轮到要送礼物时，我想起包里有一面我准备珍藏留念的中国国旗，上面签了随队队员名字，我告诉Perisa说：“我带着这面国旗走了18个国家，非常珍贵。”Perisa主动与我握手表示感谢，还让我在旗子上签名，并在大五星中写上她的名字。我当时着实有些意外，但事实上，这就是我遇到的伊朗女孩，开朗、大方、主动，虽然这样的女性在伊朗可能是少数。
事实上，同是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其开放程度会有很大不同。在尊重其文化和风俗的同时，我们也要区别对待，更要通过采访和了解，将这些国家开放、自由的一面介绍给国内观众，让大家看到这里的许多国家也在不断发展、与时俱进。
从历史中感悟现实
行走在这些风俗、文化迥异的国度，我最感兴趣的是文明和历史。各种文明就像撒哈拉的沙土一样，一层层覆盖着，而国家则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分分合合。同时，只有了解这里的历史，才能理解近况，想像未来。
这次采访跨度很大，涉及的历史面非常广泛，近现代史上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发展状况是一个重点，为此需要拍摄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旧址。其中，拍摄“德黑兰会议”旧址还颇费了些周折。
“德黑兰会议”是一次决定二战结局的会议，采访1943年美、英、苏三国领导人相聚的这个地方是预定计划。可到德黑兰后才发现，会议旧址在现在的俄罗斯驻伊朗大使馆内，这可不是随便就能进去采访、拍摄的地方。有人告诉我，这事只有通过中国大使才有可能解决。幸运的是，我得到了采访刘振堂大使的机会。采访结束后，我提出能否通过中国使馆与俄罗斯使馆联系采访“德黑兰会议”旧址，刘大使热情表示可以帮忙，并很快办妥。
第二天，我们准时到达俄罗斯使馆。在保卫处负责人Mikhail Gusev先生带领下，我们走进使馆正中的一栋白色屋子，拍摄下“德黑兰会议”旧址。这里并没有完全保留当年的模样，前厅、会议大厅的格局都有不少变化，只有大厅正门边悬挂着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的合影，和一块简介“德黑兰会议”的铜牌。Mikhail Gusev先生说，三国领导人当时在一个大圆桌前举行会议，邱吉尔送给斯大林一个礼物，上面写着：“俄罗斯像钢铁不可摧毁。”
我找了三把椅子，搬到大门口的前厅一字排开，我站在椅子后出镜介绍了当时三国领导人在这里拍照的情景。
显然，从历史来看，伊朗一直是众多大国关注的焦点，这个曾经的波斯帝国，这个拥有大量石油资源的国度，这个扼守着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它能不了解自己的分量吗？拍摄“德黑兰会议”旧址，让我从历史中再度联想到伊朗今天的地位和前景。
当然，长距离采访还是经历了一些风险。有时，我感觉就像在经历某个战区。走进苏丹后，我们的车队行进途中前后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保护，从喀土穆到瓦迪哈勒法三天两夜的艰险旅途，也让我着实体验了一把沙漠行车的艰苦和困难，阿拉伯语论文范文，在那段“搓板路＋浮沙路”的行程中，我们几次陷车、拖车、爆胎、换胎；进入埃及，车队每行进一步，都有旅游警察开道、压阵；走过利比亚全境，则有怀揣短枪的便衣警察跟队行走；来到有非法武装分子活动的阿尔及利亚，护送的警车一度比我们自己开去的车辆还多。到了中东、中亚几个热点地区采访时，更是能时时感受到那里的紧张空气。在约旦首都安曼，我特意去了3名中国驻联合国观察员前年遇难的旧地Days Inn饭店采访；到达土耳其时，正好赶上当地一位亚美尼亚裔记者Hrant Dink遭人枪杀事件，我亲眼看到满街游行示威、呼喊口号的群众。
这大概就是这些国家之所以称为热点地区的原因。不过，我还是想通过采访告诉国内观众，除了热点，这些国家还有许多常态的东西值得了解和关注，常态有时更能展现这些国家的真实状态和精神。结束3个多月采访回到国内后，许多人问起我对这些国家的印象，我坦诚地告诉他们：“我的心灵感受到的，比我看到、听到的要多；我所看到听到的，比我拍摄、采访的要多。”（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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